伴隨“開元通寶”信用確立與長期行用，錢絹并用體制逐步確立，銅錢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大量以錢貫數額記錄贓值的案例屢見史乘，遂在“贓罪”領域形成“以錢計贓”與“以絹計贓”并駕齊驅的二重書寫模式。現錢逐漸取得與絹帛分庭抗禮的經濟地位，甚至在大和、會昌年間，一躍成為計贓的直接依據。但是，由于唐代始終堅持“布帛為本，錢刀是末”的既定策略，錢貫始終無法徹底突破既有窠臼，成為取代絹帛的基本計贓依據。“計錢定贓，準律折絹”量刑原則的適用，恰為唐代錢絹二元貨幣格局在司法領域的現實投射。本文轉載自《學術月刊》2019年第4期。

計贓是唐代法司定罪量刑的重要問題之一。《唐律疏議》規立“計贓為罪”和“以絹計贓”兩項基本原則，涉及平贓、征贓、累贓和物價等重要命題。前輩學者已在上述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代實行錢帛兼行的貨幣政策，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以錢計贓”事例，對此學界尚未進行深入探究。本文試圖通過查明唐代計贓的書寫模式、法理依據和適用場域，以及“以錢計贓”與“以絹計贓”的相互關系等問題，全面認知唐代贓估規則的厘革嬗變與實際運行。

一、唐代計贓的雙重模式

“以絹平贓”是唐代計量贓物與確定贓值的基本原則。《唐律疏議》規定：“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疏議》曰：“贓謂罪人所取之贓，皆平其價直，準犯處當時上絹之價”。可見，《唐律》對于受財枉法、竊盜等所謂“贓罪”的處罰，都是根據贓物多少來定，而贓物又都統一以尺、匹等布帛單位作為衡量標準。與之相適應，行為時間、行為地點及絹帛等次是法司評估贓值的三項具體標準。其一，平贓時間。《唐令》規定：每月分上、中、下三旬記錄物價，法司依犯旬上絹平贓：“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據開元《關市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大中六年（852）七月，宣宗敕“犯贓人平贓，據律以當時物價上旬估。請取所犯之處，其月內上旬時估平之”。可見，晚唐“以絹計贓”原則仍為法司所恪守，但此時“上旬估”的提法，已與《唐律》“當時物價”的規定有所差異。其二，平贓地點。平贓一般以犯罪行為發生地絹價為準，如行為地與案發地不一致，則須依律“懸平”。唐代有“三賈均市”之制，商品精為上賈，次為中賈，麄為下賈。“凡與官交易及懸平贓物，并用中賈”。其三，平贓等次。《唐律疏議》規定了上絹估價的基本原則，即按照犯處當旬上絹估價。然而，《唐六典》記載卻與《唐律疏議》有所不同：“凡計贓者，以絹平之。（原注）準律，以當處中絹估平之”。由此，晚至開元末年，《唐律疏議》“上絹平贓”的規定已被修訂。至大中六年（852）十月中書門下奏請外州府平贓定估等，如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州土色目，或者不出絹處，以當處“中估絹價平之”。

《永徽律疏》規定的“以絹計贓”原則是漢末魏晉以來流通領域官錢不行，谷帛復出現象在司法實踐中的客觀反映。伴隨“開元通寶”信用確立與長期流通，錢絹兼行格局逐步確立，銅錢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因此，大量以錢貫數額記錄贓值的案例屢見史乘，遂在“贓罪”領域形成“以錢計贓”與“以絹計贓”并駕齊驅的二重書寫模式。由于唐代實行“錢帛兼行”二元貨幣流通制度，各地絹價相差懸殊，遂使量刑輕重失衡。開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定天下贓估，各地皆以匹絹折錢五百五十文計贓，此舉在統一天下贓估的同時，首次對以錢計贓問題予以關注：

“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為限。”敕：“依。其應征贓入公私，依常式。”

開元十六年（728）的計贓制度已與《唐律》存在根本差異，此次改革刪繁就簡、統一贓估的努力，也是盛唐之際商品流通加速，區域經濟差異逐步縮小的外在表現。在“征贓”領域，敕令則強調繼續執行《唐律疏議》“以贓入罪”制度。李林甫統一贓估的努力對唐代計贓規則產生重要影響，此于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贓數約絹估敕》中仍可獲得證明：

先準格例，毎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匹。自今已后，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并準實錢，庶葉從寬，俾在不易。（刑部尚書盧正己奏）

肅宗上元元年（760），乾元重輪與乾元重寶分別按照1：30和1：10的比值行用，“碾硙鬻受，得為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故敕中專門強調贓估應以實錢計算。兩稅改革以后，雜物結贓估斷更為繁雜。大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玄以監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憂有屈為由，請依據涉案絹帛性質，分別確定計贓標準，獲得朝廷認同：

今請盜換兩稅綢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匹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雜麻布焦葛匹段絲綿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匹段等，請準法式，估定數依上絹結贓科斷。敕旨依奏。

由于諸州府絹價逐旬移改，貴賤不恒；刑獄推按，臨時估定；或因校吏舞弊，估值失當。大中六年（852）十月，應中書門下奏請，將計贓標準調整為匹絹折錢九百文：

兼以諸州府絹價，除果、閬州絹外，別無貴于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土絹及無土絹處，并請一例取宋、亳州土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

可見，唐代平估之法多有變化，贓估比價始終處于不斷調整之中，《 唐律》“以絹計贓”原則的適用與錢絹比價直接相關，由此，錢貫數額必然成為法司贓估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

那么，唐代以錢計贓原則主要適用于哪些場域？司法實踐中錢貫與刑等如何對應？錢貫是否對絹帛計贓本位制度構成實質顛覆？為解除上述困惑，有必要對唐代眾多以錢計贓案例進行系統分析，以期查明鑄幣在唐代贓估領域的地位與功能。

二、以錢計贓的適用場域

開元、天寶之際是唐代“以錢計贓”原則發展變化的關鍵時期，此當與開元十六年（728）統一贓估改革直接關聯。此次改革在維護絹帛本位的同時，一定程度促進了錢貫計贓原則的確立與適用。就目力所及，唐代80%以上的“以錢計贓”案件發生于開元至開成年間，其中又以玄宗、德宗、憲宗、穆宗諸朝為夥。唐代贓罪量刑之實際狀況，與《唐律疏議》確立的以絹計贓、據匹量刑原則存在一定差異。就適用場域而言，“以錢計贓”原則適用于賄賂、差役、營造、軍費、錢糧、坐贓等公務事務領域，主要包括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受賄犯罪，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貪污犯罪；就涉案罪名言之，“以錢計贓”原則遍及受所監臨、坐贓、監臨主守自盜、私役所監臨、差課賦役違法、有事以財行求、事后受財、受人財為請求等罪，應以《唐律》“自外諸條，皆約此六贓為罪”，即依律比照“六贓”論斷。受議請、官當等特權因素限制，贓官實際多以罰俸、貶黜、配流等處置；就贓錢案例遴選標準而言，本文關于“以錢計贓”原則適用的討論，盡量揀擇明確記載贓錢數額者，以便厘清計贓、定罪、量刑以及錢帛比值等重要問題。

（一）賄賂

此處賄賂是對《唐律》中行賄（有事以財行求）與受賄（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坐贓、事后受財、受人財為請求、出使受財等）犯罪的統稱。銅錢一直是唐代請托、交通、賄賂的重要媒介，早在高宗朝“以錢計贓”已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應用。龍朔三年（663），李義府鬻官并遣子李津向長孫延“索謝錢七十萬”。《唐律疏議·職制》規定：“諸有事先不許財，事過之后而受財者，事若枉，準枉法論；事不枉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本案贓額巨大，高宗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史、詳刑對推其事，時人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李義府因贓賄等數罪并罰，長流嶲州。安史亂中，御史大夫張倚沒于賊廷，偽授侍中。克復之后，子贊善大夫張奭納賄于駙馬都尉張清以求免罪。乾元元年（758）二月，“奭狀首清受錢二千貫，許奏免父倚罪”。《唐律疏議·職制》規定：“諸受人財而為請求者，坐贓論加二等；監臨勢要，準枉法論。與財者，坐贓論減三等”。張清并非本案主審，收受賄賂，當依“受人財為請求”條，坐贓加二等論罪，張奭欲利用張清駙馬都尉這一特定身份影響裁判結果，開脫其父罪責，其行為構成行賄，當據“有事以財行求”論。最終，張清開脫罪責，肅宗敕“清母決四十，放贓錢”。

中晚唐以后，現錢賄賂的案例大量見諸史籍，且涉案金額呈暴增趨勢。受中樞權力格局變動影響，宦官收受賄賂進而干預政事的現象值得特別關注。《舊唐書·宦官傳》曰：“自貞元之后，威權日熾，蘭锜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庚子，金吾衛大將軍伊慎以錢三千萬賂右神策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為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上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為右衛將軍，通密近坐死者三人”。元和六年（811）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后事敗，劉希光賜死。元和十五年（820）三月，御史臺按驗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孟簡賂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余貫匹”，貶吉州員外司馬。當然，諸司官吏因賄賂卷入官司者也不乏其例，影響較大者如大和二年（828）十二月發生的南曹偽官案中，“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及賣鑿空偽官人許棱等，共取受錢都一萬六千七百四十貫文。又據李賨等款稱，去年三月已后，商量斂錢三千貫文”，李賨等受賄、行賄贓值皆以錢貫計算。該案敕下御史臺推問，李賨、馬羽卿、楊虞卿等決罰有差。

（二）差役

唐代私役增賦是地方長吏、節鎮部將、場院官員剝割聚斂的重要方式，也是“以錢計贓”原則適用的常見領域。貞觀十六年（642）十一月，廣州都督黨仁弘“沒降獠為奴婢，又擅賦夷人”。法司定讞之后，本案罪名、贓值與量刑記作“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余萬，當死”。黨仁弘所涉罪狀之中，“擅賦夷人”一項當據《唐律疏議·職制》“役使所監臨”條規定，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諸監臨之官，私役使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硙 、邸店之類，各計庸、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唐律》規定，“受所監臨財物”行為，罪止流二千里；而“監主受財枉法”行為贓滿十五匹斷絞。黨仁弘因涉貪污、受賄等數罪，適用“二罪從重”原則，“以贓致罪，頻犯者并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贓并滿輕贓，各倍論”，以“受財枉法”論死。太宗感念其功，“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與“私役所監臨”類似的行為是“差科賦役違法”。基于監臨關系和職務權限，此罪時常呈現數罪并發形態。《唐律疏議·戶婚》“差課賦役違法”條規定：“若非法而擅賦斂，及以法賦斂而擅加益，贓重入官者，計所擅坐贓論；入私者，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開元以后，濫征稅賦且以錢貫計贓者逐漸增多。開元二十九年（741），魏州刺史盧暉通過增加賦斂、減截官錢等方式，“入己之贓，六百余貫”，又役使人工殆三十萬，減死，長流富州。元和四年（809），監察御史元稹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涂山甫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征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憲宗敕田宅、奴婢歸還本主，其已貨賣，亦贖令還，稅外所征配并予禁斷。太和年間，御史臺奏湖州刺史庾威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鵝鴨等，并估計出稅，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撿責，剩征稅錢四千九百余貫”，貶吉州長史。長慶四年（824），刺史楊歸厚告論前壽州刺史唐慶違赦敕“科配百姓稅錢及破用官庫錢物等事，慶犯正入己贓錢四千七百余貫”，唐慶除名，長流崖州。

（三）營造

營造宅邸、佛寺、橋梁、衙署等大型工程耗資巨大，利潤豐厚，往往成為唐代貪贓案件的高發區域，也是“以錢計贓”原則適用的重要案件類型。景龍元年（707）九月，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范乘督造東都圣善佛寺及造長樂坡大像，涉案“奸贓四十萬”，遭到侍御史魏傳弓劾奏。中宗削黜慧范官爵，放歸于家。寶歷二年（826）四月，前京兆府尹崔元略為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抬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敬宗因崔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

在各類工程營造的贓污案件中，兩宗侵吞皇陵經費的案例值得特別關注。據記載：

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污事發，出為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為羨余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

此案山陵乃憲宗景陵，位于京兆府奉先縣界。據《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820）七月丁卯，山陵使令狐楚因“縱吏于翚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十五萬貫，為羨余以獻”，貶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歙池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同年八月，御史臺推勘景陵土石工作專知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韋正牧“減刻工匠價錢，廚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余貫，又于陵所私造石器等”，詔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景陵皇堂石作專知官、奉先縣令于翚“虛豎物價及破米面共計贓錢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內八千余貫石入已，余充賂遺并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處死。

另一宗貪污山陵經費的案件涉及光陵營造事宜。《舊唐書·敬宗紀》：寶歷元年（825）六月丙戌，“將作監張武均出為洋州刺史，坐贓犯也”。《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五《卿監部·貪冒》對此作詳細記載：

張武均，穆宗時為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百姓董太和于有（右）銀臺截耳，稱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給價直。出為洋州刺史，稱疾不謝，為憲司所糾，再黜循州司馬。明年閏七月，御史書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鬻優勞，贓近九千貫，合當司收管。從之。

光陵乃穆宗山陵，位于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將作監張武均拒不支付光陵材木價款，導致董太和自刑稱冤，為憲司彈劾，涉贓近九千貫。長慶年間圍繞景陵、光陵營造發生的侵吞經費事件，涉案金額雖非累鉅，因事涉皇室葬事用度，故而從重量刑。

（四）錢糧

“以錢計贓”原則大量適用于唐代貪污、侵吞、截留、盜用官府物資的經濟案件之中，大致包含以下三種類型：其一，隱盜官錢。貞元十二年（796），信州刺史姚驥檢舉員外司馬盧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余貫”，德宗據刑部員外郎裴澥所奏，遣使按問。元和七年（812），前江西觀察使李少和擅取公錢，轉移私費，“除已填納贓數外，尚欠三千七百余貫”，因身死放免。長慶元年（821），山劍三川榷鹽使張宗本“坐盜用東川院及諸監院耗剩錢共一萬五百余貫”，減死，決杖八十，配流雷州。其二，侵吞差價。元和十二年（817），鄭州刺史崔祝于當州“顧召行營車，除充作給付，又擅出州倉粟麥貴貨之，以利入己”，坐贓計三萬余貫，為御史臺所奏，錮身配流康州。寶歷二年（826），鹽鐵河陰院官羅立言“坐和糴米價不實，計入己贓一萬九千三百余貫”，制削兼侍御史。其三，妄支錢帛。寶歷二年（826）三月，御史臺推勘藍田令劉伉“在任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余萬”，以宰相劉晏孫，減死，除名配流雷州。大和八年（834）十二月癸巳，三司使就御史臺推戶部錢物事，查得“宇文鼎妄支和糴官秦季元錢八萬余貫，姚康、盧允中與巡官李孚、楊洵美并典吏等，分取秦季元絹凡六千九百四十匹”。華州刺史宇文鼎貶循州刺史，左司員外郎判戶部姚康貶韶州始興縣尉，戶部員外郎盧允中貶高州良德縣尉，楊洵美、李孚各杖一百，流于嶺外。與其他類型比較，隱沒錢糧案件涉案標的更為寬泛，涉及賦稅收納、日常用度、羨余贓罰等各類經費，案例類型較為復雜，實為官典犯贓諸形態之總匯。

（五）軍費

唐代官府軍資頒賜，由絹錢、糧草、雜費等項構成。唐代內外興兵，軍費耗用累鉅，加之虛名、掛籍、冒功等現象的存在，使得唐代中后期的軍費問題更趨復雜，“以錢計贓”在官吏盜用、隱沒軍費領域的適用日益頻繁。其中，憲宗至文宗時期發生的五宗侵吞軍費事件，為查明這一時期以錢計贓原則的適用提供了重要證據。第一，于皋謩、董溪案。元和六年（811）五月，行營運糧使于皋謩、董溪盜用官錢，皋謩“坐犯諸色贓計錢四千二百貫，并前糧料使董溪犯諸色贓計四千三百貫。又于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內抽充羨余，公廨諸色給用計錢四萬一千三百貫”。于皋謩、董溪等犯贓內容難以查明，而據《冊府元龜》所記“于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內，抽充羨余公廨諸色給用”一節可知，涉案贓錢顯然源自侵吞軍需錢糧與辦公經費所得。皋謩、董溪除名配流，賜死于道，判官崔元受、韋岵、薛巽、王湘等“從坐，皆逐嶺表”。第二，元翛案。元和六年（811）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問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翛及典吏等，“計贓一千萬，宜并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處死”。依據元翛行營糧料使判官身份判斷，一千萬貫贓款當系干沒軍費所得。第三，田縉案。元和十二年（817）夏州節度田縉、判官邢翥、盧仲通、部將趙榮隱沒軍費事，為查明軍資項目與贓錢數額之關系，提供了重要線索。據《冊府元龜》記載：

田縉為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羌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為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按劾，得縉前在夏州，遣將于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腳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余貫文。不支給將士，留于上都私第，及雜事饋送本道。”贓狀明白，坐貶房州司馬，并本判官邢翥、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

后李聽代田縉為夏綏銀節度使，“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強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顯然，《冊府元龜》所記三萬四千三百余貫文贓款，當為度支撥付的軍糧價款與雇腳費用之和。第四，渾鐬案。大和四年（830）九月丁酉，“前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渾鐬坐贓七千貫”，以勛臣渾瑊子，貶袁州司馬。兩《唐書》、《冊府元龜》皆言渾鐬坐贓，卻未知其詳，究其署理所職，坐贓侵沒者當為軍費。第五，王晏平案。《資治通鑒》記“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余緡”，于開成三年（838）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至于七千余緡贓值，當由王晏平隱沒妄報的“官馬四百一十五匹并旗旛器械六千一十七事”折價所得。

（六）坐贓

“坐贓”是適用“以錢計贓”原則較為常見的領域，這里首先應明確區分“律文之坐贓”與 “裁判之坐贓”。《唐律·雜律》規定：“坐贓者，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而罪由此贓，故名‘坐贓致罪’”，此即 “律文之坐贓”，刑止徒三年。理解“律文之坐贓”的核心要素，在于事主“非監臨主司”身份的判定。另一方面，史籍文獻所見大量以錢計贓的“坐贓”案例，實質為贓賄案件之概稱，事主身份及量刑上限均與律義捍格，此即“裁判之坐贓”。此類案件遍及史乘，舉不勝舉，其贓值一項，往往表述為“計錢累萬”“坐贓巨萬”“贓累巨萬”等，而明確記載“坐贓”贓值者不在少數。如景龍年間，左臺侍御史姚紹之坐贓，“憲司推之，獲贓五十余貫，當死”。因韋庶人妹干預，黜嶺南瓊山尉。永泰二年（766）九月丙子，“宜州刺史李佚坐贓二十四萬貫，集眾杖死，籍沒其家”。貞元十七年（801），衢州刺史鄭式瞻“坐贓二千貫，笞四十，流崖州，詔未至而死”。元和十四年（819）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余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愍其母年老，詔杖八十，長流康州。上述案例事主均不具備《唐律》規定的“非監臨主司”身份，裁判流配、死刑的客觀事實也與“坐贓”的量刑上限迥然有別。究其實質，上述“坐贓”案例應當分別納入賄賂、差役、營造、錢糧、軍費等領域，唯囿于資料記載限制，無法逐一查明具體案情，權且歸入“裁判之坐贓”類目。

三、錢絹計贓關系之臆測

“布帛為本，錢刀是末。”唐代立法與司法領域確立與運行的贓估制度，正是“錢帛兼行”格局之下絹帛本位財政理念的直接反映。作為《唐律疏議》確定的基本原則，“以絹平贓”在司法實踐中得到長期行用。為適應司法裁判實際需要，睿宗、玄宗、憲宗和武宗等朝曾多次發布詔敕，對該原則進行適度調整。如景云三年（712）四月辛丑制：“官典主司枉法受贓一匹已上，先決杖一百”。開元二十年（732）二月敕：“其有官吏犯贓推問未了者，仍準取寔狀定名訖，然后準降處分，計贓一匹及與百姓灼然有仇者，并不許令卻上”。天寶元年（742）二月丙申詔：“枉法贓十五匹當絞，今加至二十匹”。元和八年（813）詔：兩京、關內等地“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贓逾三匹者，論如故”。會昌元年（841）正月，據鹽鐵使柳公綽所奏，規定“度支、鹽鐵、戶部等司官吏及行綱腳家等，如隱使官錢，計贓至三十匹，并處極法”。即使在“以錢計贓”案例大量涌現的中晚唐時期，刑部和中書門下奏請平贓時，仍多次援引《唐律疏議·名例》的規定，絹帛疋段作為基本計贓單位的法律地位仍無法撼動。據史料記載，“以絹計贓”原則曾明確適用于開元十年（722）武強令裴景仙坐贓案（五千匹）、天寶十四載（755）澧陽長史吉溫坐贓案（七千匹）、大和八年（834）前吉州刺史杜師仁坐贓案（三萬匹）、大和九年（835）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受賕及增私馬估案（一百二十匹）等，并可在吐魯番所獲《唐初西州處分支女贓罪牒斷片》《開元盜物計贓科罪牒斷片》等出土文獻中得到印證。

另一方面，以開元天寶為界，唐代以錢計贓的事例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中唐以后，隨著商業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銅錢在官府賦役課征、公務支納、物資交易等領域所占比重日益增加，而兩稅法的推行導致貨幣緊縮和“錢重物輕”問題日趨激化，進一步刺激銅錢升值。中唐以后，錢荒問題促使官錢信用更趨堅挺，銅錢成為財富保值的重要方式，官僚、節鎮、豪富階層競相囤積私錢，現錢逐漸取得與絹帛分庭抗禮的優越地位，甚至在大和、會昌年間，一度成為計贓的直接依據。大和七年（833）五月二十五日敕規定以現錢百貫作為地方長吏涉贓基準，分別設定舉主處分標準：“如犯贓一百貫以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以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使望委中書門下聽奏進止”。此時，官典犯贓的計算贓值徑以錢貫為準。

以絹計贓固然是律條規定的基本原則，卻可能因估算折價標準不同，產生巨大差異，正如會昌元年（841）十二月都省所奏：“今自兩河南北，建于牧守，所在為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以下斃踣，至數十千不死，輕重既違法律。”相比之下，以錢貫表達的贓值卻因銅錢價值的相對恒定而更易于法司量刑參考，“以錢計贓”逐步成為司法實踐中經常適用的裁判規則。會昌元年（841）十二月敕旨直接以錢貫為據，確立竊盜“贓滿千錢論死”制度，徹底顛覆唐代竊盜罪止加役流的傳統：“自今已后，竊盜計贓至錢一貫以上，處極法”。會昌四年（844）七月，據京兆府奏請，武宗令府縣官吏犯贓直接以錢貫計贓量刑，捕賊賞格也以錢數計算。錢貫被確定為直接計贓依據，傳統以絹計贓原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

京兆府奏：“擒盜賊并閑行斗毆人等，被奸惡所由，與府縣人吏同情欺罔，因緣卜射，求取恣為，不顧典刑，隱藏愆犯。臣見今推鞫，須立條科。應府縣所由，輒因事取錢及恐嚇平人，遣重囚典引坊市人戶推問得實，贓至十貫已上者，從今后伏請集眾決殺。十貫以下者，即量情科斷。如捕賊所由，捉搦賊贓至五十貫，請賞三十貫。如贓至一百貫以上，取本贓一半以上充賞。庶賞罰必行，奸欺止息。”從之。

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大中四年（850）四月，“請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敕，每有盜賊贓滿絹三匹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情科處”。至此，會昌元年（841）“千錢斷死”新制宣告廢止，建中年間賊盜犯罪以絹計贓原則復行于世。參考大中六年（852）每匹九百文結計的計贓標準，則宣宗朝賊盜論死的贓錢標準，約合二千七百文左右。總之，受銅錢地位上升與法司統一贓估兩個基本因素影響，自開元十六年（728）李林甫奏定天下贓估始，以“錢貫計贓”即對“以絹計贓”原則構成強烈影響，司法實踐之中，以絹帛匹段作為基本計贓單位的司法傳統開始動搖。

大量案例表明，以錢貫計算的涉案贓值似乎與相應刑罰直接對應。那么，唐代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錢貫計贓”是否對“絹帛計贓”原則構成替代抑或顛覆？答案卻是否定的。長期以來，按照絹帛匹段估贓的法律事實，與唐代“錢帛兼行”及“錢重物輕”兩個經濟現象直接照應。漢魏晉以降，錢帛兼行的歷史傳統與唐代經濟水平的客觀現實相互交織，促使絹帛、谷物、雜貨等長期滯留于流通領域，“錢帛兼行”甚至取得基本流通政策的法定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受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影響，唐代賦稅長期實行實物征納制度，谷物、布帛、雜貨等由此直接進入流通與支付領域，在資產核算、支付等方面長期存在錢貨并用、貫匹連稱的現象，并逐步形成“平行本位制”的二元貨幣制度。與此同時，唐代“錢帛兼行”又是催生“錢重物輕”現象的動因之一。傅筑夫指出：“客觀經濟規律決定了兩種貨幣不可能處于同等地位，不可能作同等使用，于是錢重物輕的問題便跟著發生”。自開元二十年（732）開始，官府曾采取提高錢絹比價、強調錢絹并用、限制銅錢外流、限制私貯銅錢、增加鑄幣投放、嚴禁銷錢鑄器、改革納稅方式等措施積極應對“錢重物輕”問題。中唐以后，為解決“錢重物輕”這一沉疴痼疾，官府在穩定絹帛本幣地位領域持續發力，遂使“錢帛兼行”原則得以長期存續。唐代法司機關制定和實施的贓估規則，必然受到當時貨幣制度的直接影響。“錢帛兼行”與“錢重物輕”二者相互作用，絹帛作為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的基本職能反而愈加穩固，并在法司贓估程序中擔綱重要角色。

唐五代之際，錢貫始終無法徹底突破既有窠臼，成為取代絹帛的基本計贓依據。此于不同時期的錢絹之間的折算計贓事例即可證明。張《龍筋鳳髓判》中已有絹、錢并行的特殊計贓方式：“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判文明言王隆收納賄錢，仍須折算為絹帛匹段量刑。可見，當時司法實踐即使收納、貪沒現錢、金銀、雜物等，均應依律折算為相應匹段。如前所述，唐代“以錢計贓”案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事主身份、涉案標的、贓錢數額和量刑結論，極少涉及錢貫與絹帛的換算問題，以致造成法司可以直接依據錢貫數額定罪量刑之幻象。

五代承繼唐代律法之余緒，《五代會要·定贓估》記載后唐長興四年（933）六月十四日至后周廣順三年（953）二月詔敕六則，涉及“枉法贓”“不枉法贓”“竊盜贓”“強盜贓”等，完全遵循“以絹計贓”這一基本原則，唐五代之際絹帛在計贓領域的支配地位，亦可由此證明。不僅如此，《冊府元龜》卷七百七《令長部·貪黷》著錄的兩宗“以錢計贓，估絹量刑”實例，為查明贓估領域絹帛與錢貫的相互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后唐明宗長興元年（930）九月，縣人韋知進訟許州臨潁令張延輝取贓賂，“法司估計錢三十三貫，以絹平之，得絹二十二匹，準法決重杖一頓處死，主簿高延誨罰兩月俸”。長興四年（933）七月，鎮州奏鼓城令楊鐐與主簿徐延同情，“出賣官曲一十二碩，計錢三十八千，估絹三十四匹二丈，其錢入己破使”。刑部郎中康澄斷縣令楊鐐據罪并絞，關連典吏，笞杖徒流有差。張延輝、楊鐐二案均明確記載了涉案贓錢與絹帛之間的比價關系，并首先考慮以錢貫計算涉案贓值。張延輝案計錢三十三貫，平贓得絹二十二匹，參酌開元十六年（728）與大中六年（852）統一天下諸州贓估標準之舊例，則長興元年（930）絹帛平贓的估價約為每匹折一千五百文。與之同理，楊鐐案計錢三十八千，估絹三十四匹二丈，則長興四年（933）絹帛平贓的估價當為每匹折一千一百一十一文。兩案相隔三年，錢絹比值竟有四百文差價，而北宋哲宗元符年間“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匹”的記載，則與長興年間錢絹比值最為接近。張延輝、楊鐐兩案均采取“計錢定贓，準律折絹”的量刑原則，法司計贓仍然延續了絹帛本位的傳統，此與晚唐、五代之際律典秉承以絹計贓標準存在直接因果關系。與此同時，錢貫逐步取得與絹帛類似的法律地位，成為法司量刑的重要參考，此恰為唐代錢絹二元貨幣格局在司法領域的現實投射。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訴訟慣例研究”（2016XFX002）的階段性成果，轉載自《學術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