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中國禮儀之爭”已成為專門術語。無論是狹義的指代明末清初（1583-1742）東西方之間的爭論，還是廣義的幾乎貫穿了明清以來整部中西交流的一系列史實，“中國禮儀之爭”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都稱得上是一件大事。它對于今天世界上異質文明間的比較、對話與溝通有著重要的互鑒與啟示意義，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2019年5月11日，“中國禮儀之爭與中西禮學”前沿研究首屆國際工作坊在上海師范大學會議中心舉行。工作坊以“跨學科對話與平行研究”的創新方式，聚集三十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探索和墾拓了中外交流與對話之道。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查清華教授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點負責人劉耘華教授分別致辭。查院長首先熱烈歡迎來自國內外的眾多專家學者，隨后從發展延續性、跨學科跨文化學養、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并重的優良傳統等三方面，向大家介紹了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特點，并對學科點的未來提出了既要抓機遇，也要謙虛謹慎繼續提高的寶貴建議。劉耘華教授進一步指出學科點以營造輕松、愉悅、探索真理的學術環境為宗旨，對青年學者的未來發展寄托了深厚的期望。同時，劉教授宣布，將以本次會議為契機，籌備成立上海師范大學“跨學科對話與平行研究中心”。

會議由上午的主旨演講和下午兩組平行進行的工作坊組成，在“中國禮儀之爭與中西禮學”這個統一的主題之下，進行21場報告，廓清了很多問題，從多角度、多領域推進了學界對“中國禮儀之爭”的認識與研究。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研究方法及其拓展

上午的主旨演講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的主旨演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暉研究員主持。復旦大學的李天綱教授以《“中國禮儀之爭”：研究方法及其拓展》為題，論述了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關于“中國禮儀之爭”，他強調在研究方法及其拓展方面不僅要引用西方文獻，還要引用漢語滿語等東方文獻；第二方面他指出，“中國禮儀之爭”名義上是關于“禮”，實質上牽涉到觀念，即上帝和天主，靈魂和Anima等；第三方面，他談到對“中國禮儀之爭問題”的深入探討，有賴于研究范式的不斷推進，在此過程中要面向新知開放胸懷；最后他以自己的新作《金澤》為例，以思想史的脈絡介紹了自己的研究，主要是結合中國民間宗教來思考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民間的信仰，以及宗教和信仰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切身關系。

劉耘華：歐洲啟蒙思想與中國文化有何相干？

上海師范大學劉耘華教授做了題為《歐洲啟蒙思想與中國文化有何相干？》的報告，首先，他以萊布尼茨為個案，分析指出萊布尼茨雖然通過傳教士與中國文化有接觸，但他是以其自然神論觀點解釋儒家的“理”，而非受到“理”的影響達到思想改造。進而，他指出影響分為植入式的和確認式的，在論及啟蒙思想對于自由、平等、民主這類西方核心觀念層面上的理解時，中國文化對西方沒有植入性影響，只有碰撞過程中的確認式影響。在最后，他重新思考“科技”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指出晚明中國大多數思想家總是囿于政治正確，不能實事求是，對西方科技的理解實在有限。

魏明德：如何閱讀中國經典？從“中西禮學”的視角

下半場的主旨演講由上海師范大學國際戲劇工作室主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盧逸凡（Ivan Ruviditch）副教授主持。復旦大學魏明德（Beno?t Vermander）教授的報告《如何閱讀中國經典？從“中西禮學”的視角》，認為“經”和西方的Textus 意思一致，都是通過有意的編織而來，那么它就一定有結構，故而可以反過來觀察結構中的Patterns（模型），即結構圖案、布局之類，在此基礎上，他具體分析了根據歷史傳統的評注的、結構修辭等各種類型中的Patterns。并指出當我們接觸文本時，需要將文本的整體作為一種存在和寫作的風格。并且應該學會去了解一部經典把這些因素都收聚到其確定的修辭結構中，正是為了在那些準備好去閱讀它、去忍受它的晦澀的人身上，產生出作品本身所懷有的東西。

宋莉華：東西方的邂逅——郭實獵漢文小說里的中國

上海師范大學宋莉華教授以《東西方的邂逅：郭實獵漢文小說里的中國》為題，對郭實獵其人其著做了深入的研究，并通過分析其漢文小說中的中國形象，提出雖然郭實獵在描寫中國的過程中以歐洲特別是英國為參照系，把中國排斥在歐洲科學、藝術和商業發展的主流之外，成為需要歐洲關注甚至拯救的對象，但是他筆下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話語，不應該簡單的被視為是對事實的歪曲，而應該將其理解為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因為它曾經真實的塑造了中西之間的歷史和關系。

張耀南：從“中國禮儀之爭”到華歐比較哲學——華歐比較哲學史上“禮儀之爭”初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張耀南教授的報告題為《從“中國禮儀之爭”到華歐比較哲學——華歐比較哲學史上“禮儀之爭”初探》，他指出，“華歐比較哲學”特指中華哲學與歐西哲學之比較研究。察其自漢魏至今的歷史，大致已經歷或將經歷六期。而作為華歐比較哲學之第四期的中華禮儀之爭，可析為六步來觀察，并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對其進行了總結，即“中華禮儀之爭”與歐西“啟蒙運動”乃是同一場運動，所辯主題同為正教與異端、無神（主）與有神（主）、多神與一神、理性與信仰、智信與迷信、依自與依他等等。并強調黑格爾“中國落后論”和“歷史進步論”之總結，不合華學之實際，不能成立。

代國慶：中國禮儀之爭的先聲

工作坊第一組的上半場由《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編審王玲玲老師主持。華南師范大學代國慶教授的報告為《中國禮儀之爭的先聲》，他以高母羨與中西經學互動視域下的祭禮評析為例，指出在“禮儀之爭”這一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公案中，作為其中一方的多明我會士歷來以中國禮儀反對者的面貌示人，凸顯出他們有別于耶穌會“適應策略”的歷史形象。其實，多明我會士并非沒有調和耶儒。早在菲律賓傳教時，高母羨便著力于在托馬斯神學與朱熹理學之間搭建對話的橋梁，并且具體運用到祭祀領域。高母羨對中國祭禮的評析，構成多明我會對中國禮儀問題理解的嚆矢。

王定安：明清之際中西祭禮之割裂暨“比較經學”之重新展開

浙江工業大學王定安副教授以《明清之際中西祭禮之割裂暨“比較經學”之重新展開》為題，他認為，明清之際“彌撒是否祭祀”的話題，于同時期的歐洲正在激烈地上演，在華因受到抑制未得以充分展開。如今重新審視以阿奎那“對象”與“方式”兩相統一的祭禮神學來詮釋儒家時碰到的問題、有益的經驗及“比較經學”重新展開之可能性，可以發現：祭祀“對象”所呈現的“臨在”、“如在”之別，無非是神、人關系的具體表現；耶、儒祭祀之“方式”都體現出明顯的神圣性。

肖清和：脫凡入圣——明末清初天主教有關圣的敘事

上海大學肖清和副教授報告為《脫凡入圣：明末清初天主教有關圣的敘事》，他通過分析“圣”字及相關術語在含義方面的演變，清晰地展示了中西文化、思想交流、沖突與融合的過程。他指出，傳教士將Sanctus 等同于“圣”，不僅改變了漢字“圣”的含義，豐富了明清以來有關“圣”的內容，而且也改變了歐洲在基督教傳統中對Sanctus 的認識，雙方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則得以交融與改變。

紀建勛：“中國禮儀之爭”的緣起和中西學統的關系

上海師范大學紀建勛副教授從《“中國禮儀之爭”的緣起和中西學統的關系》出發，強調“禮儀之爭難題”不應該是一個只關乎西方或者東方的問題，新的認識應該將其放歸中外交流的歷史坐標重新打量，而解決的關鍵在于辨明論爭緣起及厘清沖突背后的中西學統。直面“禮儀之爭”難題以及由此所顯豁出的中國社會宗教的文教與神教“雙向度”，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西兩種異質文化，反對“文明沖突論”。

楊慧玲：清代中西禮儀之爭中反“祭祖”思想新探

工作坊第一組的下半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暉研究員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楊慧玲研究員以《清代中西禮儀之爭中反“祭祖”思想新探》為題，通過剖析梵蒂岡圖書館藏“中國禮儀之爭”中反對中國禮儀的代表人物黎玉范所著《圣教孝親解》，研究其站在基督教立場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再闡釋，發現即使是持有反對中國“祭祖”文化的立場和觀點，他也同樣熟悉中國典籍，且認同其中的某些思想，這種文化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視。故而，歷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交流的雙方彼此都有了解對方，互相吸納的過程，也有排斥摒棄，同中見異的過程，亦有求同存異、融合創新的過程。

高勝兵：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其翻譯策略和效果

安徽理工大學高勝兵副教授的報告為《利瑪竇的文化身份與其翻譯策略和效果》，他通過分析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選用“上帝”、“靈魂”和“愛”來對應“Deus”（God），“anima” (soul)和“diligere/ caritas” (to love/ love)的翻譯過程，闡釋利瑪竇有三重文化身份，即“西儒”、天主教傳教士和中國文化的“他者”。“西儒”的文化身份使得利瑪竇在話語中類比或選擇儒家的概念或詞匯，天主教傳教士的文化身份使得利瑪竇在概念翻譯中選擇異化翻譯，而身為中國文化的“他者”，他選擇的譯詞卻能被廣泛的接受值得我們思考。

吳劍：“個體化”與“修道”——榮格分析心理學與道教內丹學之比較

嘉興學院吳劍老師以《“個體化”與“修道”：榮格分析心理學與道教內丹學之比較》為題，通過對榮格關于道教內丹學最集中、最重要的評論文本——《評述》的解讀，分辨了榮格心理學與道教內丹學的根本差異、榮格對《太乙金華宗旨》的誤讀。他指出，榮格心理學與道教內丹學，本是兩套話語系統的表意符碼，表征兩套思維路徑，而其言說對象都是內在經驗，故其不同之處實大于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說榮格采用“格義”的辦法，在解讀《太乙金華宗旨》（包括《慧命經》）時，以我為主地加以分析心理學化，為自己的分析心理學張目，或許并不為過。

譚杰：言行證道——晚明“證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與道德教化

中南大學譚杰副教授的報告為《言行證道：晚明“證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與道德教化》，他通過追溯文藝復興時期的倫理學傳統，將明末漢譯“證道故事”置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倫理學傳統之中，通過對“斐禮伯王”和“比達臥辣”兩個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考察了其通過引述西方先賢的言與行所傳遞的道德教化，及其與基督宗教倫理學之間的緊密關聯。

賈未舟：明末清初耶儒對話中的儒學—儒教問題

工作坊第二組的上半場由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教師林惠彬（LIM Hyebin）博士主持。廣東財經大學賈未舟副教授以《明末清初耶儒對話中的儒學—儒教問題》為題，力圖回到歷史性文本和問題發生的具體語境，以理解儒學宗教解釋問題在明末清初耶儒對話中發生的緣由、不同觀點的出發點和解釋學方法論、問題爭論的結果。這種理解會對當代儒學宗教解釋的討論提供歷史的具體的啟示。同時，西方的儒學—儒教觀可以折射出對整個中國文化的態度，也可以看到西方中國觀以及中國西方觀的歷史形成路徑。

蔣筱娟：天主教禮儀之爭影響下的伊斯蘭漢文譯著家

復旦大學蔣筱娟博士的報告為《天主教禮儀之爭影響下的伊斯蘭漢文譯著家》，她從耶穌會傳教士入華的一系列活動給伊斯蘭學者帶來的刺激入手，強調其在受到沉重打擊的同時，耶穌會士的著書立說活動也給伊斯蘭學者以啟迪，刺激他們以同樣的方式推進伊斯蘭教的本土化發展，涌現出一批以王岱輿為首的伊斯蘭漢文譯經家，他們倡導以儒詮回、通過闡發伊斯蘭學說與儒家思想相同點的方式推進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為伊斯蘭教的進一步中國化做出了貢獻。

李強：中國基督徒與清初“禮儀之爭”文本《古今敬天鑒》的近代流變 ——以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抄本文獻為中心

上海大學李強博士以《中國基督徒與清初“禮儀之爭”文本〈古今敬天鑒〉的近代流變 ——以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抄本文獻為中心》為題，在報告中，他系統地梳理了作為“禮儀之爭”產物的《古今敬天鑒》在近代的流變，借以說明近代天主教解除“禮儀之爭”對中國基督徒束縛的歷史必然性，無疑也可為當代天主教中國化的議題探討，特別是構建其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調和性表達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本資源。

王宏超：宗教、政治與文化——索隱派與來華傳教士的易學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王宏超副教授題為《宗教、政治與文化：索隱派與來華傳教士的易學研究》，他通過白晉建立的中國索隱派希望從《易經》中尋找中國古代上帝信息的例子，以及晚清理雅各將《易經》和其它典籍中的“上帝”解釋為基督教的GOD的行為，指出來華傳教士對于《周易》的研究深受源自《圣經》解釋學的西方索隱思想的影響，而易學研究在西方的興起，與這些來華的傳教士，特別是中國索隱派有密切關系。

汪聶才：Revelation or Reason? Two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Rites Controversy

工作坊第二組下半場由北美口傳與表演文學研究會會長、美國凡薩大學教授、中國戲曲學院研究員都文偉教授主持。肇慶學院汪聶才副教授以《Revelation or Reason? Two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Rites Controversy》為題，首先介紹了西方對“四書”的兩種不同闡釋，即方濟各會利安當（1602-1669）《天儒印》（1664年）中，采用寓言式的方法，將中國經典的真正含義解釋為基督教的啟示，同時拒絕傳統的儒家經典閱讀；以及耶穌會士在《西文四書直解》（1687年）中，采用了理性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的理性主義與儒家思想相協調。通過兩種觀念平行比較，非常直觀地展示出這兩種解釋如何根植于不同的神學傳統，從而導致雙方在中國禮儀爭議中采取相反的立場。

鄔銳：莎士比亞劇作中東方禮儀源流考

上海戲劇學院鄔銳研究員的報告為《莎士比亞劇作中東方禮儀源流考》，他指出莎士比亞著作中大量涉及了東方的內容，以及東方式的主角，比如Cleopatra, Othello, and Shylock等，據考證，《Romeo and Juliet》的主要戲劇沖突也來源于東方兩大敵對家族的傳說。通過探索莎士比亞劇作中的東方儀式源流，可以提供一條莎士比亞劇作東方化的路徑。

王啟元：徐光啟在上海的遺產及其當代意義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王啟元副研究員在題為《徐光啟在上海的遺產及其當代意義》的報告中，他認為作為近世國史中自上海灘走出的第一流人物，若這些與徐光啟相關的滬上場所，不能得到充分的研究與發揚的話，確實略有違先賢身前懿行。故而他通過上海方志辦、通志館所編《上海府縣舊志叢書》大宗地方文獻出版等眾多文獻，對徐光啟在上海的遺產進行了深入地考察。

都文偉：從《灰闌記》90年的編演史看東西方文化的互相影響

都文偉教授以《從〈灰闌記〉90年的編演史看東西方文化的互相影響》為題，系統梳理了元雜劇《灰闌記》的傳播流變過程，并通過各種舞臺改編，集中分析了“灰闌記”的主題變化。他指出《灰闌記》傳播的歷史和主題的變遷過程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主題和戲劇理論的相互影響，而這一變遷過程在這一長期互相影響過程中，《灰闌記》既成了東西方舞臺上循環演出的歷史劇，也繁衍派生了一些現代劇。

研究范式方面，學者們的研究表明學界關于“中國禮儀之爭”的討論正從歷史學領域開始，轉而進入文學、哲學、文化學和宗教學等領域，呈現出范式上多元轉換的態勢；研究內容方面，本次工作坊的系列成果也表明中西文明間的系列論爭表面上是圍繞“中西禮儀”展開，其背后是中西兩大異質文明核心觀念即“關鍵詞”上的差異與錯位。這些研究正可以做到以點帶面，帶著清醒的問題意識，給當下不斷走向縱深的中外交流與對話提供重要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