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羅瑞垚、宋炳晨

基伍在印度一鳴驚人，各大媒體都打出標題：“誰是Gfive？”

//本文共1908字，預計閱讀6分鐘//

中國手機品牌稱霸印度市場早已不是什么新聞。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Counterpoint發布的數據，2018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約為1.452億部，同比增長10%。在排名前五的品牌中，中國品牌就占了三席，分別是小米、vivo、OPPO，位列第一、第三和第四。

總體而言，中國手機制造商去年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占到六成。印度儼然成了中國智能手機的第二故鄉。

這股出海的風潮始于2014年，當時國內智能機市場發展迅速，不少本土的品牌迅速崛起，但國內市場的競爭也日趨激烈，于是小米、OV、一加等品牌相繼出海，印度成了共同的目的地。

這并不是中國手機第一次在印度打響名號。早在四五年前的功能機時代，深圳起家的基伍國際（GFive）就曾一度在印度市場叱咤風云，與當時的行業巨頭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叫板。

基伍手機的創始人張文學是最早印度創奇的見證人。

大學就讀模具專業的張文學，畢業后從模具起家，后來做起了高仿機和改制機的外殼。2005年，他開始給海外手機品牌代工，印度當時有名的燈飾、鐘表品牌Ajanta就是他的客戶。意識到海外市場的巨大機會之后，他成立了基伍國際，生產功能機，銷往印度和非洲。

印度一度成為基伍最大的市場，它在幾乎所有邦都設立了辦公室，基伍在古爾岡的總部和各邦辦公室有300多名員工，張文學幾乎每個月都要跑一趟印度。

2010年，基伍的年銷量就達到了近6000萬臺，一度占據了10%以上的區間市場份額，僅次于三星位居第二。這讓基伍在印度一鳴驚人，各大媒體都打出標題：“誰是Gfive？”2011年在接受《經濟時報》采訪時，張文學甚至透露，計劃在印度建立一個研發中心。

近日，志象網（The Passage）專訪了基伍國際創始人張文學。

以下為其自述：

我應該是算是最早一批做印度手機市場的。

2005年，我當時在做手機代工，印度當時第一家本土手機品牌Ajanta是我們的客戶，這個品牌是很有名的燈飾品牌。它一個月能賣二三十多萬臺手機，這是很不錯的成績，當時，除了頭部品牌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LG之外，很少有能月出貨10萬臺以上的。

這讓我對印度市場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成為了成立基伍國際專注海外市場的基礎。

2008年，我成立了基伍國際，進入印度市場，以及北非的幾個國家，算是比較早進入印度的手機品牌。

當時，印度主要的手機品牌是諾基亞和三星，一部功能機就能賣到200美元左右，一般人都負擔不起。

當時印度普通工人的收入大概是一個月100美元，如果手機太貴，就很難普及，我們切入市場的價格是根據用戶的收入定的，一開始就靠產品設計、性能和性價比往前跑。

我們的出廠價在50美元左右，而且當時印度的關稅低，只有2.5%，手機零售價就定在80美元。

這樣我們的價格只有三星、諾基亞的60%左右，但是質量和功能卻是相似的，這很容易打動消費者，有許多印度人第一次買手機就是買的基伍手機。2010年和2011年是我們賣的最好的時候，一年在印度能賣大概六千萬臺手機。

手機售價的降低還要得益于中國的產業鏈。一是我們與比亞迪和富士康合作，依托資源整合，壓低成本。二是我們本身的利潤就不高，相比印度市場頭部品牌40%以上的利潤率，我們的利潤率壓在了20%以內。

基伍在產品的創新方面，是比三星、諾基亞等國際品牌更快的。

在2007年，我就幫海外品牌做過雙卡手機，遠早于諾基亞、三星等廠商。基伍國際成立之后，我們也針對海外市場推出了很多獨特的功能。

2008年，我在印度的一個小鎮上，看到當地人在一輛汽車前排長隊，花上10盧比，從汽車蓄電池給手機充電半小時。之后，我們就推出了能使用5號電池和雙電池的手機，主打“超長待機”，最長可以待機40天。

我們賣的最好的手機是“四卡四待”的手機。當時，印度有11個運營商，各家運營商網內的電話與短信資費較低，不同運營商之間打電話、發短信收費要高出三到四倍。一張手機卡的價格只有10盧比，用戶為了節省資費，就會同時購買好幾個不同運營商的手機卡。我們的“四卡四待”的手機也就派上了用場。

我認為，我們能夠打開印度市場，一是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二是極高的性價比。

2010年，基伍手機的市場份額就排到了第二名，僅次于三星。基伍國際印度總部設在古爾岡，并在印度二十七八個邦都設立了分公司，編制內員工就有三百多人，我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印度。

2011年之后，基伍被迫退出了印度市場。

那年年底，因為專利問題，愛立信和諾基亞在印度等市場把基伍國際告上了法庭，被告還有HTC和中興。

我們這種后來成長起來的企業，在GSM2G領域的專利技術基本是空白的。而愛立信和諾基亞等在印度的專利布局頗豐，印度法律整體對專利的保護也比較嚴格，我們手里也沒有專利可以跟對方進行交換，所以在這種專利官司里面我們是很被動的。

從2012年一直到2016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是去各地打官司。

2013年，我就把我的股權賣掉，退出了手機市場。品牌授權給一些國外公司，目前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他們自己負責生產銷售，我為他們介紹中國供應商。

退出印度市場之后，我有想過在國內市場做智能機，但是覺得基因有點問題，最后放棄了。我現在覺得，如果沒有專利官司，能夠留在印度市場，機會還是很大的，因為品牌、渠道都已經比較成熟了。

（本文原載于“志象網”公眾號：passage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