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弛（筆名）

我屬猴，到今年的9月39周歲。 

每次有人把我歸為80后的時候，我就會給對方一個“不合時宜”的回復，我應該算70后。因為紀年是從公元前1年到了公元1年，并不存在公元0年，每個年代都是從1開始到0結束，所以1980年是20世紀70年代的最后一年，而不是80年代的第一年。

即便成了70后我也得不了什么便宜，做了80后也損失不了什么福利。我只是不想被人歸類罷了。不過在今年春節以后，我不得不被歸入微信段子里的那類人——背著房貸的互聯網失業中年，而在我失業的同時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春節長假后一個平淡無奇的工作日，我在家吃過午飯稍稍打了個盹，醒過來就繼續上午沒干完的活兒——整理家中堆得到處都是的圖書。

為了我沒有節制地買書這件事，結婚10年以來，老婆不知道跟我抗議過多少次。她甚至聲稱，哪天趁我不在家，要讓收廢品的師傅來把書都搬走。

這時候我就跟老婆打哈哈，與其讓收廢品的師傅稱斤運走，不如放到二手書網店上賣，有些舊書還能賣出高價呢。

當然就算真的能賣出高價，我也根本沒打算賣。為了矛盾不至于激化，實在忍不住剁手買書的時候，我就把收件地址改成公司或者父母家。

不過“囤得了一時，囤不了一世”，這次突如其來地“失業”，讓我只能分批從辦公桌旁的紙箱里把一百多本還沒拆塑封的圖書低調搬運回家。

家里一下子多了這么多書，不重新整理一下，沒準老婆就真的招來收廢品的師傅了。我就趁失業前在家“消耗年假”的這幾天徹底收拾收拾，也方便我日后查找資料。

正當我為安置一本身形過于寬大的《浮世繪三杰》畫冊傷腦筋的時候，手機突然直接高潮唱了起來，“黑夜給了我黑色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

我拿起來一看，來電顯示是“五官科醫院醫生”。

“喂，你好！”

“喂，是張弛對嗎?”

“是。”

“你之前在我們這里登記過做角膜移植對吧，現在有很好的‘材料’。你明天來做檢查，辦理入院手續有問題嗎？”

“好的，沒問題。具體時間地點是……”我左手接過手機，騰出右手拿了支筆，趕忙在便簽紙上寫下了：“2月21日周四上午9點汾陽路總院5樓徐建江教授”。

掛了電話，我還有點不敢相信，從1月18日我去五官科醫院（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看眼科門診，到1月25日確認需要做角膜移植手術并且登記排隊，再到2月20日下午在家接到電話通知，不過短短1個月時間，竟然就有“材料”了，而且是很好的“材料”。

電話里醫生所謂的“材料”就是眼角膜，覆蓋在眼睛前部的一層透明組織，好比眼睛這臺攝像機的鏡頭，差不多就是隱形眼鏡那么大。不過隱形眼鏡是一個標準的圓形，角膜卻像是赤道略鼓、兩極稍扁的地球投影的橫橢圓形。成年男性角膜橫徑平均值約為11毫米，豎徑平均值約為10毫米。角膜的厚度也不均勻，中央部最薄處平均厚度為0.5毫米，周邊部平均厚度為1毫米。

就是這一片小小的“材料”，絕大多數需要進行角膜移植的病人拖到失明也未必能等到它。根據距今最近的2006年進行的《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全國因為角膜病致盲患者約為400萬人，其中大約有200萬人可以通過角膜移植手術復明。而能夠為這200萬人提供的“材料”又有多少呢？由中華醫學會眼科分會角膜病學組公布的《角膜移植術專家共識2015》中提到，“全國每年完成角膜移植術數量約為5000例”[1]。

且不說2006年統計的需要進行角膜移植手術患者存量加上到2015年的增量應該不止200萬人，單單就看這兩個靜態數字的比例僅為1:400，這可要比近幾年炙手可熱的公務員、藝術院校的考試錄取比例低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運，才能夠在這樣的比例下等了1個月就等來了“材料”呢？有點激動的我立即給正在上班的老婆打了電話。

“你確定要現在做手術嗎？”做人力資源工作的老婆聽完我的話平靜地問我。

我知道她在擔心什么。我跟公司確定的離職日期正是2月22日，也就是兩天以后計劃中做手術的那天。如果手術出現問題，后續不知道要恢復多久，產生的費用也不好預測。如果暫時不做手術，病情也不至于快速惡化的話，她希望我可以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以后再等待手術機會。

“我不想再等了，醫生都說我耽誤了治療時間。”我盡量說服老婆，“要是錯過這次機會，天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我之所以要做角膜移植手術，是因為一種叫做“圓錐角膜”的疾病，簡單來說就是我的角膜中央隆起了一座圓錐型的“小山峰”，使角膜變薄，出現高度不規則散光近視，無法靠眼鏡來矯正視力。

“圓錐角膜”發病早期，還有其他治療手段可以進行干預，延緩那座“小山峰”的隆起。如果到了晚期，就面臨著角膜穿孔乃至失明的風險，角膜移植就成為了現在唯一的治療手段。

而我角膜上的這座“小山峰”已經在眼皮子底下慢慢發展了十多年，現在終于到時候了。

“花果山”飛來了“材料”

我把頭側過來伸到自來水龍頭下，沖洗著可能是進了異物的右眼，然而不適的感覺絲毫沒有緩解。這時候上課鈴聲響了起來，我只能掏出紙巾草草擦干眼皮、腮幫上的水，戴上了眼鏡。右眼的視野依然像是蒙了一層“濃霧”。

離開洗手間之前，我對著鏡子看了一眼，右眼的“濃霧”并不在眼鏡鏡片上，而是在我的眼睛里，就好像傳說中的白內障。

1996年11月，16歲的我在讀高一，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這突如其來的“濃霧”將怎樣改變我的人生。

當天放學后，心急如焚的父母帶我去眼科看急診，我才知道右眼前的“濃霧”并不是“聞名遐邇”的白內障，白內障的病灶在晶狀體。我得的是另外一種“聞所未聞”的疾病——圓錐角膜。

輾轉去了幾家三甲醫院之后，眼科專家都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右眼圓錐角膜伴有急性水腫，需要進行角膜移植手術。可是幾家醫院都沒有“材料”，需要等。

在之后的一年時間里，我就這么“霧里看花，水腫望月”，邊應付學校的作業考試邊四處登記等待“材料”。

當時在上海，五官科醫院是“材料”最多的，不過全國各地的角膜病人蜂擁而至，即便有“材料”也是僧多粥少，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

“實在不行，我們能夠把角膜捐給兒子嗎？”當父母對于短期內等到“材料”已經不再抱太大希望的時候，曾經這么問過醫生，得到的回答可想而知。

角膜移植手術不像近親屬間的大器官移植——比如肝臟移植——那么危險繁復。由于角膜上沒有血管，是靠淚液進行代謝，因此供體和受體的血型是否一致都不用考慮。可角膜不可再生，不管父母誰給我一片角膜，那么他們自己就將失去一半的光明。別說這是一道高中生做不了的“超綱”選擇題，就是見慣生死的醫生恐怕也難于抉擇。

然而命運終究放了我一馬，曾經登記過的長征醫院給我與圓錐角膜糾纏的“長征”開了個好局。

第一次去長征醫院看門診，接診醫生是朱莉教授，人很隨和。當我父親告訴她，我讀高中選修了化學，以后也想成為一名醫生的時候，她還寬慰我們，等到做好了角膜移植手術，視力恢復了，是能做醫生的。

產生做醫生這個想法，最初是由于在10歲的時候，我目睹了肝硬化晚期的奶奶在痛苦中離世。這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離開的親人。當看著第九人民醫院的護工把裹在普藍色布袋中的奶奶推進太平間冰柜里的時候，我的鼻腔里充斥了一種在別處沒有聞到過的奇怪氣味。

然而捫心自問，就算我的視力完好無損，想要成為一名醫生可能也只是一個永遠實現不了的夢想——我害怕解剖動物。

初中時生物課就有解剖實驗，生物老師在我們每個人的實驗臺上放了一個帶著刺鼻乙醚味道的蝗蟲。當手中的刀片觸到那堅硬的蝗蟲外殼時，我怎么也沒有勇氣用力切下去，即便以人類角度來看蝗蟲不是益蟲。下一次生物課的解剖實驗對象換成了青蛙，我就更加下不了手。最后我偷偷把快蘇醒過來的青蛙帶出了實驗室，放生到了學校小花園，這才松了一口氣。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個想要行醫濟世的虛無縹緲的志愿起了作用，1997年12月，也就是我的右眼發病一年后，長征醫院通知我們有“材料”了。給我主刀的是韓自明教授，而“材料”則是眼科一位軍醫，從他的轉業戰友所工作的連云港市公安局那里協調來的。

我對連云港的了解僅限于那里有座“花果山”。這個附會了《西游記》里孫悟空安樂窩的地界，竟然會以這種方式跟我這個屬猴的高中生聯系在一起。難道做完手術以后，我就能變成“火眼金睛”嗎？

唯有“盡人事，聽天命”

手術安排在1997年12月26日上午，而“材料”會在25日連夜送到長征醫院。

在“材料”即將到來的當天下午，韓教授來給我和父母做術前溝通，他拿了一個排球那么大的眼球模型，給我們講解角膜在什么位置，有什么作用，我的角膜出現了什么問題，手術會怎么做。雖然韓教授的耐心講解安撫了我們的焦慮，但是誰也不能保證手術一定會成功。我們能做的唯有“盡人事，聽天命”罷了。

當第二天上午我躺在長征醫院6樓的手術臺上，醫生給我打麻藥時，我突然有點后悔了。韓教授竟然沒有告訴我麻藥是用針直接扎在眼窩里，而且不止一針。

好多年后在上海國際藝術節上看過日語原版的話劇《春琴抄》，雖然我聽不懂日語，但是當男主人公佐助用針戳瞎自己雙目時，整個劇場里感同身受的大概就只有我一個人。谷崎潤一郎你是不知道這有多痛啊！

打完麻藥過后十幾分鐘，醫生又“得寸進尺”讓我轉動眼球。我本能地抗拒著醫生的指令。可是轉念一想，醫生讓我轉動眼球是為了確定麻藥是否起效，要是我明明可以轉動眼球，卻假裝不行，真遇上麻藥沒有起效，待會兒做手術時候遭殃的還是我！可要是我真能轉動眼球，會不會還要補一針？

正當我進退維谷只能嘗試轉動眼球的時候，眼球卻像個叛逆的少年根本不聽我的指揮。見我已經成了案板上的死魚干瞪著眼睛，剛才問話的醫生輕聲說了一句，“好。”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19世紀，局部麻醉劑發明之前，做眼部手術的醫生就沒那么“好”了。當時手術使用的麻醉劑是乙醚，它只能做全身麻醉，而無法做局部麻醉。乙醚會讓某些體質較弱的病人，在蘇醒后惡心嘔吐，而劇烈的嘔吐又會導致手術縫合部位撕裂，那就意味著需要再做一次手術縫合。因此當時做眼部手術的醫生寧可不用麻醉劑，而完全靠提高手術速度來盡量減輕病人的痛苦。

這簡直讓人難以想象，恐怕只有關二爺這樣對疼痛極度不敏感的人才能不用麻藥，邊刮骨邊看《春秋》吧。可要是關二爺做眼部手術，那《春秋》也是看不成的，得叫周倉放了青龍偃月刀，在手術臺邊給他讀《春秋》了。若是換做剛烈的夏侯惇，別說《春秋》了，連醫生都不用自己就完事了。

“好”在弗洛伊德的朋友、奧地利醫生卡爾·科勒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在1884年發現可卡因可以用做局部麻醉劑[2]，這才讓我們這些忍受不了手術銳痛的病人獲得了福音。

在那以后，醫學界根據可卡因的化學結構，又發明了普魯卡因、利多卡因等幾種毒性更低，更為安全的局部麻醉劑。

受益于安全可靠的局部麻醉技術，韓教授可以在1997年不緊不慢地給我做手術，而且還是一臺教學手術。由于那時“材料”緊張，長征醫院也并非以眼科見長，因此做角膜移植手術的機會是很有限的，韓教授也自然不能放棄這次難得的教學機會。

躺在手術臺上，我那本來受到強光刺激就會流淚的右眼，因為注射了麻藥，已經可以毫無畏懼地直視無影燈。這個時候就算直視太陽，我也無法閉起右眼——我的眼瞼早就被一個靈巧的小器具給撐開固定住了。

當韓教授取走我病變角膜的那一瞬間，眼前本來就模糊不清的無影燈像是金黃色的顏料在水中暈開，溫暖而恬靜。我緊張的情緒稍稍放松了一些，便開始“偷聽”韓教授上課。

“現在是12點。”剛還在講解角膜切割要領的韓教授報起了時間來。

轉眼間，韓教授的報時又變成了6點，我這才反應過來他并不是為了趕進度在報時，而是在說明角膜上縫合線的位置，等到定位的12點、6點、3點、9點都縫合好以后，就再縫合剩下的部分。

整臺手術進行了將近3小時，眼睛在麻藥的作用下并沒有疼痛的感覺，可是我的頸椎和后腦勺卻難受得很。一來手術期間頭部不能活動，稍稍有點動彈，就被韓教授輕聲呵止了；二來大概也是怕病人頭部亂動，手術臺枕著頭的部位有幾條減速帶似的并排隆起，一直硌著后腦勺。

當韓教授宣布手術結束之后，我就如蒙大赦般一個仰臥起坐坐在了手術臺上。這可把韓教授嚇得不輕，趕緊叫我躺下，讓人把我用擔架床推回了病房。

術后一切順利，當韓教授在第四天給我揭開雙眼紗布的那一刻，母親第一個出現在我眼前。如果我是一只剛剛破殼而出的小鴨子，那也一定會認準她是我的母親，[3]兩頰滲出零星的黃褐斑，笑眼旁叢生著幾條魚尾紋。

出院后復查，我右眼的裸眼視力曾經一度恢復到1.2，這讓韓教授喜出望外。那天我就好像把視力表背得滾瓜爛熟一般暢快。其實即便我能背出視力表，也并沒有用處，這是我幾年后才知道的。

重復謊言改變不了事實

“我只能看到最上面一排。”輪到檢查左眼視力時，我草草地用手比劃一下之前用右眼“作弊”看好的方向。

于是負責查視力的護士會記錄下我的右眼矯正視力0.6，左眼矯正視力0.1。

這是我在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參加工作后，每次體檢必定要撒的謊。要我當著身邊一群人的面，說出我的左眼連視力表上最大的E也看不清楚，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更何況我連護士手里的那根小棍子也根本看不清楚。

要是碰到較真的體檢醫生，看我兩個眼睛的視力差距那么大，就會再用裂隙顯微鏡給我做個檢查。這下我就“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只能一五一十解釋，高中時候因為右眼圓錐角膜做了角膜移植手術，左眼在后來幾年也發展成了圓錐角膜，所以視力很差。

體檢醫生一般總會夸贊幾句右眼角膜移植手術做得很好，又會問我左眼為什么不去治療。

其實在剛工作的前幾年，有人推薦過角膜硬性接觸鏡，它就像是一片給角膜塑形的隱形眼鏡。穿過塑身衣的人都體會過身體受到約束的不適，更何況是敏感的角膜呢？

每次我嘗試戴上角膜硬性接觸鏡，就像是讀到《活著》的悲慘篇章一樣淚流不止。最后父親陪我跑了幾次五官科醫院寶慶路分部，花了1000多元配的這片角膜硬性接觸鏡也只能束之高閣。

有時候病人會為自己諱疾忌醫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比如會幻想著只要不去關注病灶，病情的發展也許就會停止。

我就是其中之一。既不抽煙，也不喝酒，蛋奶素食保持了10年，平均每周運動10小時，“三高”一樣也不沾邊，這些讓我以為可以“哄騙”左眼的“小山峰”不要隆起。事實證明，我只是“哄騙”了自己。

今年元旦期間的一場初中同學聚會，讓我不得不重新面對現實。

年近不惑的同學聚會，無外乎有孩子的比孩子，沒孩子的賽養生。席間也說起買保險這檔子事。我算是同學里保險意識比較強的，剛工作時候給自己買過一份重疾險，但是保額早就跟不上十多年來重大疾病醫療費用的膨脹了。另外，現在上班的互聯網公司也遇上了“寒冬”，開始大規模分批裁員。這時候要是不給自己多加點保障，真擔心某天會成為微信段子里那種因病致貧，拖垮家人的典型。

正好那天參加聚會的同學小秦，是一家全球名列前茅的保險公司的保險代理人。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的她為了兼顧家里的兩個女兒，幾年前放棄了全職工作，改做工作時間更有彈性的保險銷售工作。

過了幾天，我把自己數月前做的公司年度體檢報告發給小秦過目，她看了之后唯一擔心的就是我的左眼，因為體檢醫生無法透過我變形的角膜看清楚眼底，所以就寫了備注。

“你最好去醫院再檢查一下左眼，這樣我可以確定你的重疾險是不是要免除失明的保險責任。”小秦給我建議說。

就這樣在右眼角膜移植手術22年后，我在1月14日又一次踏進了長征醫院眼科門診。接診醫生在檢查了我的左眼以后，就問我為什么現在才來看，說有一種角膜膠原交聯的技術已經應用十多年了，可以緩解圓錐角膜的發展。不過長征醫院并沒有相關的設備用于治療，建議我去其他醫院看看。

離開長征醫院，我在手機上查詢了關于角膜膠原交聯技術的相關信息，發現這個治療技術在我右眼角膜移植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就問世了，跟激光治療近視相似，做好就能直接出院，可以讓我不用在敏感的“寒冬”期間多請病假，以免惹禍上身。

當年我右眼圓錐角膜伴有急性水腫，即便有了角膜膠原交聯治療手段，我也“享受”不到。那么22年后我的左眼行不行呢？我是不是不用再做一次“刀俎上的魚肉”就可以恢復左眼的視力呢？

絕望是不存在的

“你左眼角膜的情況不適合做角膜膠原交聯。”五官科醫院的門診醫生看了看我幾天前在這里做的角膜地形圖、眼前節OCT檢查報告，“無情”地給我劃去了角膜膠原交聯這個選項。

“現在你的角膜厚度不夠，如果早幾年的話……”醫生大概也看出了我的沮喪，安慰我似的問，“做角膜移植你要不要登記？”

角膜移植，好吧，我跟這種手術真是緣分不淺，“那現在登記的話，大概什么時候能夠等到？”

醫生又瞟了一眼檢查報告給我解釋說，要看是做穿透移植還是深板層移植，做穿透移植對角膜質量要求比較高，平均等待6個月以上；深板層移植對角膜要求相對低一些，平均等待3到6個月。

所謂穿透移植就是把病人的角膜整個都切除，然后換一個完整的供體角膜。早在1906年，奧地利眼科醫生愛德華·席姆就成功地施行了世界上第一例異體穿透角膜移植術。我的右眼在1997年做的就是穿透移植。

深板層移植則是根據病人角膜受損的情況，去替換其中的幾層。現在角膜深板層移植技術已經比較成熟，降低了角膜移植供體的門檻。

別看角膜中央部最薄處平均厚度只有0.5毫米，這小小一片鏡頭竟然能夠從外到內分出上皮細胞層、前彈力層、基質層、后彈力層、內皮細胞層這五層結構。

至于我這種情況，左眼角膜內皮細胞層雖然沒有發生過水腫，但是角膜上已經有了瘢痕，五層結構是否都已經被破壞了還不好說。

在五官科醫院確認登記左眼角膜移植的這天是1月25日，恰巧也是公司計劃跟我解除勞動合同的日子。我終究沒能逃過這場“寒冬”，領導在1月21日上午把我叫進一間小會議室跟我攤了牌，讓我簽協議在1月25日走人。

誠然，我對于公司的戰略正確與否無可置喙，它大可以在“漲潮”時一年擴招幾千人，也可以在“退潮”時半年縮編幾千人。公司畢竟是由人來掌控的，沒有人能夠時刻保持理性，追漲殺跌的操作在證券市場和公司經營中比比皆是。然而這種如同古羅馬軍團“十一抽殺律”[4]般機械地大規模裁員終究讓我有點措手不及。

其實這份互聯網公司從事企業文化的工作對我而言，更多是經濟上相對穩定的底層保障，與“自我實現”相去甚遠。如果不是因為房貸壓力，也許我會選擇一條不一定好走，但更令我向往的道路。沒想到公司在這個時候推了我一把。

由于我跟公司的勞動合同要到2019年6月才到期，在我沒有觸犯任何嚴重到需要解除勞動合同的公司規定的前提下，領導和HRBP[5]只能和我進行“友好協商”。這“友好”的程度跟在跳蚤市場討價還價差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這場討價還價我堅持要求叫上我的初中同學傅律師參與其中，這使得協商的“友好”程度得到了屑微提升。

最終在春節前經過近兩周的反復“友好協商”，我拿到一個可以接受的補償方案，離職日期從春節前的1月25日拖到了春節后的2月22日。

這也是為什么老婆在2月20日上班時接到我的電話，會對我突然要在失業的節骨眼上入院手術產生憂慮。如果手術安排在我簽字接受離職協議之前，那我大可以等到過了醫療期再跟公司“友好協商”；如果手術安排在6個月以后，那時我八成入職了新公司，也不存在醫保斷繳無法使用大病統籌，增加醫療經濟負擔的問題。

與醫療的經濟負擔相比，我更擔心的是讓快70歲的父母知道我失業了。本來沒有手術，我一離職就可以開始找新工作。現在不得不等到手術后，還要看恢復情況，誰也不知道需要多久。要瞞住他們總是夜長夢多。

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也曾經因為所就職的媒體關閉失業過一段時間，當時有同事去申請了失業保險金。當我跟父親提起時，被他斷然阻止，“領什么失業保險金，多少錢我給你！”

他并不是覺得失業保險金太少，不值得申請，而是因為一旦申請了，街道就知道他兒子失業了，接著居委會也知道他兒子失業了，最后周圍鄰居都知道他兒子失業了。這個臉他丟不起。

父親始終在意別人的評價，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在工作單位連續7年獲得廠先進工作者稱號，連續2年獲得輕工業局先進工作者稱號。后來因為性情耿直，他跟單位領導在工作中發生齟齬，便與上海市勞動模范的榮譽失之交臂。

作為基層黨員，他在工作上毫無瑕疵。但作為父親，他的兒子結婚10年沒生孩子成了他在人前最大的“瑕疵”，而人到中年的兒子“遭遇”失業，就如同給這個“瑕疵”火上澆油。

2月20日當天，我接到醫院通知后也打電話告訴了父母。父親當即問我要多少費用，第二天給我帶去醫院。

我告訴他，醫生估計3萬左右，可以用醫保的，而且我公司的補充醫療保險還能夠報銷醫保支付的部分，最后用不了多少錢。付費也都可以刷卡，讓他不用帶現金去醫院。

我當然不會告訴他做手術那天也是我離職的日子。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趁著父母出去吃午飯，病房里只剩我一個人，我趕緊拿出手機撥通了公司領導的電話，交代了一下已經確定我要在第二天2月22日做角膜移植手術，不能去公司交還筆記本電腦和門禁卡，預計要晚一周再去辦理。

掛了電話，我也能感受到領導的疑慮。領導也許擔心我這是有意為之，要出什么幺蛾子撕毀協議，把“友好協商”拖入“漫長”的醫療期。

如果換了我是領導，大概也無法相信，一個平時看著身體健康、酷愛運動的員工，突然要做角膜移植手術，而且早不做晚不做，偏偏在約定離職的那天做手術。

然而這一切是我無法“導演”的，1996年我渴望盡快做手術，恢復正常上學，卻等了整整1年時間；2019年我做好了慢慢等待的準備，“材料”卻提早了5個月就來了，手術還挑了個“好日子”。命運大概就是喜歡這么不按常理出牌吧。

出去吃午飯的父母終究不放心我，才吃了一會兒就匆匆趕了回來。閑來無事，父母就跟我聊起高中時住院的情景。他們大概想要自我暗示，這次手術會像那次一樣順利。

1997年的那次手術在長征醫院住的是四人間的普通病房，病房里有個從江蘇盱眙趕到上海求醫的兩三歲小男孩，跟周國平的大女兒妞妞一樣，得的是視網膜母細胞瘤，他通過手術摘除了一只眼球。比妞妞幸運的是，那個小男孩活了下來。即便我的高中生涯一大半都籠罩在圓錐角膜的“濃霧”下，但跟這個小男孩比起來也只能算是“擦傷”罷了。

如果說22年前無緣住進五官科醫院的病房曾讓我心灰意冷，那么22年后能住進五官科醫院的特需病房則讓我有點“受寵若驚”。

當然，這可絕不是一個即將失業的中年病人要在父母面前打腫臉充胖子，而是因為普通病房床位都滿了，所以只能安排在這1500元一晚的雙人間里。這要比我和老婆之前去國外旅行舍得住過的最貴的酒店還貴。

雖然看到特需病房的價格讓我的左眼不適擴散到了胸口，但是平心而論，就算我即將失業，暫時沒了收入，總也好過那些可能沒有社保的、低收入的、從天南海北趕到這里來尋找光明的病人，特需病房對他們而言更加是“不可承受之重”。

好在我也只住2個晚上，不至于把公司的離職補償金都花完，而背著父親去申請失業保險金度日。而且這間病房暫時也只有我一個病人住，算是半價升級了吧。

“沒什么事情，你們就先回去吧。”聊了一會兒之后，我看父母有點困倦。

“我們再多陪你一會兒，小王什么時候來？”父親問。

“她下班以后再來，明天請一天假。”

“早上門診檢查的時候，徐教授有沒有說這個病的原因？”父親始終對我前幾天跟他說的病因來自遺傳耿耿于懷。

由于父親的一只眼睛曾經在十幾歲的時候受過傷，視力也很糟糕，母親就開玩笑說，那一定是遺傳他的。

“可能是遺傳你們兩個人。”我有點“不合時宜”地說，“有種說法認為這個病是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就是你們兩個人都攜帶致病基因，你們自己都沒事，但是我會發病。”

根據我查詢的資料顯示，有6%-8%的圓錐角膜患者有家族史，這被認為是一種常染色體遺傳病。[6]不過對于圓錐角膜是隱性遺傳還是顯性遺傳則有不同看法。[7]然而不管這個疾病是隱性遺傳還是顯性遺傳，接近1/2000[8]的發病率，代表著攜帶這一致病基因的人可能會有很多。

我不敢想象有一天要我陪著子女做角膜移植手術的情景。不過要是把這些說出口，就像是在為我和老婆結婚10年沒生孩子找借口。

說到生孩子這件事情，老婆的抵觸與猶疑，我雖然不完全贊同，但是終究比她的公婆更能體諒。所謂孩子是夫妻感情的紐帶這點，對于一個讀大學時父母因為感情不和而離婚的女性來說毫無說服力。更讓人憂慮的是她也許攜帶了比我更“可怕”的基因，她的母親和母親的親姐姐都因為乳腺癌去世，所謂生育能夠降低乳腺癌發病率這點，在老婆家里也被重重打臉。畢竟我們都是普通人，無法像好萊塢明星安吉麗娜·朱莉那樣，既能夠決絕地把罹患癌癥的風險降到最低，又能夠享受天倫之樂。

如果現在的我能夠回到22年前，告訴那個還在高中語文課上朗讀《孔雀東南飛》的我，“今后你也會遇上這樣的困擾”，不知道那之后的人生會不會有所不同。當然我和老婆不可能走向焦仲卿與他妻子的結局，不過與我父母的疏離似乎無法避免。

也許是因為我下午在病房里“不合時宜”地宣稱遺傳才是我得圓錐角膜的病根，晚上父親給我發了一條微信，“門關好，早點休息。明天要吃苦了，對不起兒子。”

“關好了，沒什么苦的。”我怔了幾秒鐘，才回復這句話。

讓解牛庖丁也相形見絀

“真正的人才每天是被夢想叫醒的，可叫醒我的卻是鬧鐘。”這句被我們同事間用來自嘲調侃的話，在醫院里完全行不通。

因為病房的門是無法從里面鎖上的，我調好的手機鬧鐘還沒響起，眼科5病區的清潔阿姨、泡水阿姨、送飯阿姨、值班護士和徐建江教授的手術助手已經輪番進進出出了。

徐教授的女助手跟我說明局部麻醉手術不確定具體時間，讓我隨時待命，隨即用記號筆在我的左邊額頭上留下個黃豆大小的黑點。

約莫七點五十，徐教授帶著笑走進病房，從白大褂口袋里掏出小手電照了一下我那只已經標記過的左眼，說了句，“圓錐角膜”。隨即她又照了一下我的右眼說，“這個做過了。左眼做深板層。”說完就離開了病房。

等父母和老婆陸續到了病房，都問我額頭上的黑點是怎么回事。聽說過有一夜白頭的，沒聽說過有一夜長出黑斑的。

“你們知不知道梁啟超怎么死的？”

老婆知道我又要掉書袋，但她不知道梁啟超怎么死的，就有點不情不愿地回我說，“不知道。”

于是我就把電影《邪不壓正》一篇影評里提到的故事給他們說了一遍：梁啟超因為協和醫院的護士給他標錯了記號，以至于被摘取了健康的腎臟，留下了患病的腎臟，最后英年早逝。

“你也不要搞錯了，是左眼要做手術嗎？”父親也打趣說。

半個多小時以后，當我被護工用輪椅推到9號樓2樓的手術室外候場時，有個帶著口罩的手術室“守門”女醫生對每個病人都發出直擊靈魂的三個問題：做什么手術？哪只眼睛做手術？誰給你做手術？

當然在這里光有“口供”還不足以取信于“守門”女醫生，我還得給她查看一下我從入院那一刻起就戴著的、能證明我身份的“物證”——手環。

由于候場區域的靠墻座椅被一群等著做白內障門診手術的老阿姨、老爺叔坐滿了，我只能繼續坐在輪椅上等著那一小瓶用來術前降眼壓的甘露醇輸液輸完。

“你是做什么手術？”一位老爺叔大概等得無聊，問身前另一個坐著輪椅的小伙子。

“右眼圓錐角膜，做角膜移植。”小伙子回答說。

聽到“圓錐角膜”這幾個字，我就從旁邊仔細打量了這個小伙子一番，瘦瘦高高的，留著比寸頭略長的短發，講話還有點靦腆，感覺也是讀高中的年紀。

我忽然有點想要以“過來人”的身份，跟他講兩句“同病相憐”的話。可是我能講什么呢？跟他講小同學，我也是你這個年紀右眼圓錐角膜做了角膜移植手術，未來你要當心你的左眼，可能還要再做一次角膜移植手術。

其實當心不當心，雙眼的角膜都可能會相繼發病，我要是真這么跟他說，可絕對算不上一種手術前的安慰。

在左眼發病后的幾年，我曾經這么勉勵自己，“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損其雙目，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9]

可是我已近不惑之年了，大任似乎也還沒降在我身上。如果非要給自己圓場，那么2009年讀完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之后，我成為了動物保護主義者，開始了蛋奶素食的實踐，并且一直在潛移默化影響身邊的人，這也許能算一樁吧。

正當我神游洪荒之際，另一個戴口罩的手術室女醫生幫我拔了輸液的針頭，把我領進候場區域旁邊的一個房間，讓我躺在了床上，然后“兇殘”地亮出了針筒細長、針頭也細長的注射器——又要打麻藥了。

我不由心中感嘆，這22年都過去了，眼科手術打麻藥的方式竟然沒有一點“人性化”的進步。

說時遲，那時快，我還沒來得及深呼吸，針頭就刺進了左眼靠近鼻梁右上角的眼窩，接著女醫生又麻利地一針刺進了左眼正下方的眼窩，眼球清晰地感覺到針從旁邊蹭過去的涼意。

打完麻藥，醫生拿來紗布和一個網球，幫我把左眼包扎了起來，然后讓我躺著用手按壓住被紗布固定在我左眼上的網球。“按緊一點，效果好。”女醫生留下這句話就去忙其他病人了。

我要是能看到自己當時的樣子，一定會覺得很滑稽。奧地利的科勒醫生肯定想不到，100多年后會使用網球按壓眼部來加強局部麻醉效果。別說科勒醫生了，22年前的那場手術我就沒見過網球，這也算是麻醉技術的進步吧。

大約半小時后，“兇殘”的女醫生幫我松開了包扎，拿走了網球，把我領進了手術室。

上一次手術時，我就很好奇一個問題，醫生是怎么確保取走我的角膜和給我移植的角膜直徑一致，難道完全靠目測和手感？這次我的左眼沒有以前右眼的“濃霧”，讓我終于“看清”了手術過程。

在徐教授剝離我病變的角膜前，我能依稀看到一個圓形的東西，在我的角膜上停留了幾秒時間。

原來這是個叫做環鉆的眼科手術工具，就像是頭部帶著環形刀片的細長螺絲刀。環鉆有不同的直徑，醫生只要用同一直徑的環鉆切割供體和病人的角膜就能夠確保兩者大小一致了。不過醫生并不會用環鉆直接把角膜切割下來，而是在環鉆留下圓形切痕后，再用角膜剪沿著切痕剪下角膜。

徐教授給我剪角膜時問我疼不疼。這時候麻藥已經起效了，能夠感覺到有硬的東西在我的眼球上劃來劃去，偶爾掠過的一絲疼痛會讓我瞬間警覺起來，但那疼痛就像是非洲草原上放哨的狐獴發現了危險，嗖的一下就鉆回洞里沒了蹤影。

我的左眼卻無處可逃，只有“眼睜睜”看著角膜被一層層地剝離，第一層上皮細胞層，第二層前彈力層，在無影燈下都被染成了金黃色。

徐教授一邊馬不停蹄地剝離我的角膜，一邊跟她身邊的女助手時不時聊幾句。聽她們聊到春節前一段時間“材料”很少，春節后“材料”突然井噴了，這周安排了好多臺角膜移植手術。

作為一個正躺在手術臺上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愧疚。

對我來說，有“材料”才有手術機會。可是對于捐獻者來說，捐出“材料”就代表他們已經告別了這個也許還深深眷戀著的世界。“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就會有顆星又熄滅”[10]，真正的告別卻哪有歌曲里的浪漫與灑脫呢？

很快我數到了“三”，基質層也被剝離了。徐教授這時夾過來一片“隱形眼鏡”，那就是即將要給我縫合的角膜，手術進入后半程了。

“小伙子，你餓嗎？”冷不丁徐教授冒出這么一句話。

她的助手輕輕推了我的右臂，提醒我說，“徐教授在跟你說話。”

“還行。”我模棱兩可地回答說。

“那就是餓了。”

徐教授的話讓我覺得其實是她自己餓了，早上七點就開始查房，然后連續做幾臺手術，現在都快中午了，那自然是要覺得餓了。我呢，雖然今天起得早，醫院早飯也吃得早，可是一上午不是坐輪椅就是躺手術臺，拿了個網球也并沒有打出過一記ACE球，能消耗多少熱量。

“小伙子多大啦？”徐教授又問我。

我略一遲疑，是回答38歲，還是39歲呢？一想到住院時給我登記的是39歲，我就回答說，“39歲，80年的。”

徐教授接話說，“哦，那是老小伙子了。”

這句話讓我猝不及防，隔著蓋在臉上的手術單我咧開嘴笑出了聲。

助手又跟了一句，“不過看著挺年輕的。”

唉，要不是高中時候得了圓錐角膜，做了角膜移植手術，大概現在的我也不一定會保持同齡人看來“過分”的健康生活方式，這“看著挺年輕”不知道算不算是因禍得福？

“你右眼的角膜移植是不是我做的？”

“不是，1997年長征醫院做的。”

“長征醫院做這種手術不多吧。”

“恩，當時也在五官科醫院看過，排隊排不到，是邱孝芝教授看的。”

“邱教授已經走了好多年了。”徐教授輕聲說。

又過了一會兒，徐教授說了一聲好了，女助手就幫我把左眼包扎了起來。

我問是不是換了三層，徐教授說兩層半。我也吃不準她又是在跟我開玩笑，還是說真的。

要知道我們的頭發平均直徑是60到80微米，而眼角膜的上皮細胞層只有50微米厚，前彈力層更是薄到10微米。這前兩層徐教授都能給我片了下來，那么占了角膜厚度90%、450微米的第三層基質層在她的手術刀下那還不厚得像本《辭海》了，要再片個半層也是游刃有余。這技術要是讓莊周見到，也許以為自己又在做夢了。

“立體主義”成了“印象派”

“這手術做得漂亮。”出院四天后去醫院復查，徐教授在特需門診室里看著當天拍的眼部照片贊嘆道。

坐在她對面的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就如同當年我的右眼在術后也曾經被很多眼科醫生夸過一樣。只是那時候沒有拍過眼部照片，因此我自己無法清晰地看到右眼角膜的縫合情況。

現在我從眼部照片里能看到，我的左眼角膜一共被縫了16針，很難相信靠人手竟然可以縫合得如此對稱規則。如果按照角膜移植手術環鉆切下的角膜直徑為7毫米計算，移植角膜的周長22毫米，在這個長度均勻縫合16針的針距密度大概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件奢侈品牌服裝了，說它是一件藝術品，我最珍貴的藝術品也不為過。

然而，這次復查，我的左眼視力0.05，只比手術前的0.03好了那么兩丁點兒。“臨床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正常的視力何時能回歸還是個未知數。

“視力恢復得不太理想，一方面做手術的年齡大了，另一方面發病時間太久了。”徐教授也有些無奈地給我解釋說。

其實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似乎是浪費了徐教授的一番心血和很好的“材料”。這大概算是我“諱疾忌醫”所要付出的代價吧。

對我而言，雖然視力從0.03到0.05的量變微乎其微，但是其中的質變是視力正常的人所無法理解的。就算看視力表最大的E還是費勁兒，可我終究能看到護士手里的棍子了。

如果說在手術前，左眼不規則散光近視，我看到的是畢加索畫筆下扭曲變形的立體主義世界；那么在手術后，左眼規則散光近視，我看到的則是莫奈畫布上蒙著淡淡光暈的印象派風景。

“我們沒有能力去阻止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有能力去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我們現在生活的影響。接受已經發生的，改變可以改變的。”托馬斯·卡萊爾的箴言大概最能夠表達我現在的心境。

去五官科醫院復查后的第二天，老婆幫我奔走申請的公司醫療補充保險報銷款到賬了。這次角膜移植總共花費了約29000元，其中18000多元的“材料”費和3000元的特需病房住宿費需要完全自費，剩下的部分中有2000多元的大病統籌，我的醫保卡賬戶支付的費用報銷了將近5000元。如果手術沒有安排在2月22日離職當天，而是再晚一天，那這保險可能就一分錢也報銷不了了。

更讓我欣慰的是，老婆并沒有趁我住院手術期間把家里的書都賣給收廢品的師傅。等過幾天我的左眼皮不再腫得像加菲貓的時候，就能挑一本安倍夜郎最新的隨筆集[11]解解悶了。

其實，生活也好，工作也罷，我們并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就像是周而復始地要把巨石推上山頂的西西弗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是要么沉浸在痛苦中勞作，要么懷抱著希望而努力。

那我這只即將踏入不惑之年的“猴子”，又該如何選擇？是做個庸庸碌碌的弼馬溫，還是回到花果山逍遙快活，亦或是走向求取真經的千溝萬壑。

附錄：兩個新朋友的對話

右眼角膜：嘿，你好啊，新朋友。

左眼角膜：你是在跟我說話嗎？

右眼角膜：是啊，是啊，以后你要跟我一起為“老小伙子”[12]工作啦。

左眼角膜：我盡力吧，現在渾身被16條繩索綁著真不舒服。[13]

右眼角膜：沒事的，過段時間等你長結實了，徐教授就會給你松綁的。我以前也經歷過。

左眼角膜：你也經歷過？

右眼角膜：是呀，我跟你一樣，我們都是“外來務工者”。

左眼角膜：那你是什么時候來的？從哪里來的？

右眼角膜：我是1997年來的，就是香港回歸那年，你知道嗎？

左眼角膜：那你是從香港來的？

右眼角膜：啊，不是，我是從江蘇連云港來的。

左眼角膜：這地方聽上去很美呀，你一定看過很多美麗的風景。

右眼角膜：是啊，是很美，不過我也看過一些不想看的事情。

左眼角膜：不想看的事情？

右眼角膜：恩，怎么說呢……因為我的“老東家”……被判了死刑。

左眼角膜：我的天吶，那他也是自愿把你捐獻的？

右眼角膜：你知不知道從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停止了使用死囚器官。從那時開始，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獻成了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當然死囚也可以自愿捐獻器官，和普通公民享有一樣權利。[14]在1997年的時候……

左眼角膜：原來如此，我是“老東家”自愿捐獻的。

右眼角膜：你“老東家”真了不起。

左眼角膜：是啊，不過現在這樣的人還不多。

右眼角膜：前幾天“老小伙子”查資料，我記得看到過幾個數據，截止到2019年3月底，全國捐獻志愿登記人數是116萬，實現捐獻的大約有23000例，捐獻器官65000多個。[15]

左眼角膜：這里面有多少是我們角膜呀？

右眼角膜：這倒不知道，不過單說捐獻角膜，有個國家很了不起。

左眼角膜：你是說斯里蘭卡，我聽我們那里的醫生和器官捐獻協調員提到過，他們國家人口只有2000萬，卻有100多萬人登記了捐獻角膜。[16]

右眼角膜：如果中國有1/20的人愿意捐獻角膜，那全世界做角膜移植手術大概都夠用了，“老小伙子”也不用等那么多年了。

左眼角膜：那“老小伙子”自己也應該去登記捐獻角膜。

右眼角膜：被你說中了。他好多年前就登記了捐獻造血干細胞，最近幾年每年都義務獻血。聽他跟家里人說，過段時間想要去登記捐獻遺體。

左眼角膜：哦，他家里人同意簽字了？

右眼角膜：他父母和老婆還在糾結。其實2002年他就陪父親去二醫大（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辦理了捐獻遺體的手續。現在兒子要去捐獻遺體，做父親的倒猶豫了。

左眼角膜：唉，人的情感也真是說不清道不明。

右眼角膜：是啊。你看人去世了之后，其實有些器官都還能繼續工作，送去火化了終為土灰，還不如捐獻給有需要的病人幫他們繼續好好活下去。我還想多看看這世界的美好呢。

左眼角膜：你說的沒錯。我的“老東家”家人開始也不舍得，后來經過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勸說才想通了。能在自己去世的時候幫助別人，這也算是最好的告別吧。

（文中作者與同學均使用化名）

[1] 丁香醫生，中國的角膜難題：如何用5000片角膜滿足200萬患者[EB/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509492，2017-08-14/2019-03-30

[2] 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費爾德，蠱惑世界的力量：可卡因傳奇[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63

[3] 一些剛孵化出來不久的幼鳥和剛生下來的哺乳動物學著認識并跟隨著它們所見到的第一個移動的物體，通常是它們的母親，這種現象被稱為“印隨行為”。

[4] 古羅馬懲罰潰敗或叛逃的軍團的方式，通過抽簽從每十人中抽出一人處死。

[5] Human Resource Business Partner，人力資源業務合作伙伴，是企業派駐到各職能部門和業務部門的人力資源管理者。

[6] 謝培英，遲蕙，張纓，圖釋圓錐角膜[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9，32

[7] 援友光明社區，圓錐角膜的14個常見問題[EB/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509492，2018-08-20/2019-03-30

[8] 謝培英，遲蕙，張纓，圖釋圓錐角膜[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9，12

[9] 出自《孟子》的名句，原文并無“損其雙目”，是作者根據自己病情杜撰的自勉之詞。

[10] 張學友1998年專輯《不后悔》中《離人》的歌詞。

[11] 安倍夜郎，日本知名漫畫家，《深夜食堂》的作者。他的最新隨筆集是指出版于2018年2月的《啊！這樣就能辭職了》。

[12]徐教授在給作者做角膜移植手術時候開玩笑的稱呼。

[13]作者左眼角膜移植手術的16條縫合線。

[14] 白劍峰，停用死囚器官 彰顯生命尊嚴[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130/c1003-26476055.html，2015-01-30/2019-03-30

[15] 中國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捐獻志愿登記/捐獻完成登記[EB/OL].http://www.rcsccod.cn/，2019-03-28/2019-03-30

[16] 邵季洋，你不知道的斯里蘭卡：人均捐贈眼角膜最多的國家[EB/OL].

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1267067，2014-09-16/201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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