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齋到現場

作為古代史的研究者，傳統意義上而言主要處理的對象是文獻。初入學門，便被老師們耳提面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俗話說文無第一，文章空不空是一個價值判斷，不太好說，板凳能否坐得住則比較容易量度，于是本行業的職業病是頸椎炎。不過這種窮經皓首式的凄苦形象多少是學者自身建構的產物，事實上，近代以來史學的重要變化之一，便是走出狹義的文獻，走出書齋。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的那句著名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便是這一潮流的體現。傅氏主張“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但敏銳的研究者如羅志田早就注意到這一潮流一方面主張極力擴張史料的范圍，將出土文獻、神話傳說、民俗調查等新史料或既往研究所不取的材料都納入研究的范圍；另一方面則對傳統的舊文獻棄如敝履，貶低其價值（參讀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收入《近代中國史學十論》）。最著名的言論大約是梁啟超所云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將相作家譜。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這兩項自相矛盾的主張，初看起來像兩列快要相撞的列車，但反映的思想倒是同構的。

時下距百年前現代學術體制的草創期已遠，這些激烈的主張也早已成為學術史中的一頁。熟悉現代學術生產工業，被分割在各斷代史領域中的我們早已融合了新舊。正史中的主角當然是帝王將相，甚至古人自己都批評南、北《史》“竟似代人作家譜”，但在史料不多的中古史領域，正史當仁不讓地回到了舞臺的中心。當然，近代以來重視出土文獻的風氣，同樣影響深遠，簡牘、墓志、文書皆成為專門之學，能否使用出土材料早已成為中古史領域中研究是否預流的標志。但歷史學所重視的出土材料，集中于有文字的部分，因此有“出土文獻”之謂，其標舉的重點在于文獻，出土只是與傳世對應的修飾詞。特別是各類出土文獻，經過影印、校錄、標點乃至考釋等工序后，從形態上而言，早就和傳世文獻別無二致。因此，在民國學術浪潮過去后，史學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書齋。

考察其實是一個語義模糊的字眼，似乎天然地帶有走馬觀花的色彩，介于業余與專業之間。因此，當2017年暑期，我們一行十人因前一年秋天北京開會時的偶然一諾再次集合在鄭州、展開行程的時候，對于考察路上能收獲什么，至少于我而言是心中沒底的。盡管在此之前，我也會利用各種會議及旅行的機會，有意識地參觀各類文物保護單位，但不過是私人的偏好。當我們將不同學科的青年學者聚集起來，開始謀劃行程的時候，如何來定義考察呢？如果用一個稍顯空洞的字眼來描述，大約是希望能在文獻之外，獲得歷史的現場感。但現場感如何落實，是我在考察過程中常縈繞在心頭的疑問。

“天下之中”的新與舊

河南無疑自古以來便是中華文化的腹心所在，但我們行程的起點鄭州卻是一座近代才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并在建國后取代了兩座著名的古都洛陽、開封，成為河南省的省會。鄭州的地標性建筑是二七紀念塔，一出火車站便可以看到。紀念塔是為了紀念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而建造的，據說是采取了仿古聯體雙塔的獨特形式，坦白地說并不好看，有點非中非西，但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高塔除了紀念革命的光榮之外，也提醒我們鄭州這座城市與鐵路的關系。十年前第一次來鄭州，這座塔給我的印象頗深。現在一方面因為高鐵站的興建，舊站已經不是到訪的第一選擇，再加上地鐵的修建，一下火車便鉆入地下，高塔已不再有那么強的宰制訪客視覺的作用。出行前才留意到，盡管此塔建于1971年，但在2006年便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使在革命遺跡中也是非常突兀的存在。鄭州城內唯一的古代遺跡，大約是商城遺址，十年前去看過一次，對于外行而言，看不出什么門道。因為鄭州商城的發現，1990年代在鄭州有關方面的推動下，于公認的七大古都之外，將鄭州列為第八大古都，引起了不少非議。或許在河南這個地方，再新的城市也要想辦法給自己涂抹上一點古老的色彩。

真正的行程是從第二天開始的，由于同行中不少人并不是第一次來到河南，因此我們在規劃行程的時候，大約考慮兩點，一是發揮自駕的優勢，盡可能地將散布在公共交通不方便到達、位于郊區的文物點包含在內，二是經耿朔兄事前與當地文保部門的聯絡溝通，得到不少幫助，因此得以將一些日常不向公眾開放的文保單位囊括其中。至于考察點的選擇，則主要依據各批次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我上課常戲言，“國保單位名錄是中國最佳的人文旅游指南”，平時也是我自己出行的主要參考。因此，和20世紀初國內外學者在中國腹地的考察相比，不得不說既往的考察帶有真正的調查、發現古跡并確認其年代、價值的目的，而我們的考察不過是在一份經專業學者篩選分級后形成的名單中選擇一些感興趣的點來參觀，坦白地說是有“察”而無“考”。

由于經常瀏覽這份名單，我曾有一個直覺，1961年第一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單不過180項，其中最大樁是古建筑及歷史紀念建筑物77項，這一名單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和梁思成及營造學社在民國時代所做的調查研究有關。由于太室闕、少室闕、啟母闕保存了今已不存的漢代建筑的遺意，得以被列在這一類的前三名，成為我們第一天考察的重點。由此我聯想到的另一點是，去年上半年在北大訪學時，曾有機會列席劉未兄組織的“《白沙宋墓》六十年”沙龍，對于宋史和考古我是雙重的外行，不過當時王子奇兄所發言論及《白沙宋墓》獨特編纂體例的淵源，讓我頗有印象。宿白先生編寫的《白沙宋墓》是新中國最早出版的幾種考古報告之一，報告以正文記錄發掘的情況，注釋則考證正文中提及的各項制度、名物的源流與作用，將對考古現象的客觀記錄與作者的研究心得融于一書，歷來廣受贊譽（參讀徐蘋芳《重讀〈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王子奇兄認為宿先生在《白沙宋墓》中的做法，很可能是受營造學社的影響（近讀羅炤《痛悼恩師宿白》一文，也談及宿先生的學術與營造學社的承續關系）。建國之后由于學科的劃分，古建筑研究大都被劃入理工院校的建筑系內，與考古學分家。梁思成的故事雖因媒體的渲染早成都市傳奇，但他對早期中國考古的影響，似仍有進一步梳理的余地。

漢三闕本身的形制、圖案及銘文，自明清以來討論很多，非我所能置喙。通過實地觀察，讓我感興趣的是太室闕與中岳廟之間的空間關系。盡管中岳廟號稱始建于秦，漢人稱太室、嵩高，但歷代皆有興毀，目前的建筑格局是清代重修后的結果。太室闕位于清代中岳廟中軸線南513米處，現中岳廟門外仍有兩個漢代翁仲。盡管存世漢闕有數十座，在蜀中尤多，但大都為墓闕，漢三闕是僅見的廟闕，不過其高度大小與墓闕相類。如果想象一下當時的空間環境，較之于墓闕，廟闕對應的是更高大宏偉的地面建筑。而且在太室闕建造的東漢安帝元初五年（118），太室山廟已存在，建筑與闕之間的關系如何，值得玩味。距離太室闕不遠的啟母闕，本建于漢代啟母廟前，至今山上仍能看到啟母石。啟母大約只能被歸為地方上的普通祠祀，漢成帝建始元年（前32）整備禮制，始祀南郊，同時也將武帝時所祀的夏后啟母石踢出了國家奉祀的名單。盡管之后當地仍奉祀不絕，唐高宗調露二年（680）二月曾“幸嵩陽觀及啟母廟，并命立碑”，但總體而言，啟母廟與一直享有國家祭祀的中岳地位懸隔。但啟母闕與太室闕大小相差無幾，建造的時間相近，闕銘中提及的人物一樣不過是地方官民，因此兩闕興造的背景及性質仍值得思考。

我們前兩天的考察，主要圍繞著嵩山周邊展開。一般人提到嵩山，第一個反應當然是少林寺，金庸小說和電影《少林寺》的巨大影響，已改變了人們對嵩山的人文想象。但就文物而言，少林寺的價值有限，至2011年才被列入第七批國保名單。此行匆匆一覽，除了碑廊中尚有不少唐碑外，可看之處不多，包括嵩山本身也沒有太多的古跡遺存。少林寺景區內真正有價值的是初祖庵與塔林，可惜我們趕到時初祖庵已閉門謝客，只能借無人機略窺究竟。少林寺景區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各式各樣的武校，中心操場的比武較量終日喧囂不斷。觀察了一下招生廣告，留意到武校學員出路大約有幾條：文藝團隊的演員（每年春晚都有少林武校的學員參與），轉入專業運動隊，參軍或加入各種保安公司。這兩年中國傳統武術在搏擊中的實用性，在網上飽受爭議，但絲毫不影響此處的熱鬧。少林武術盡管不能說毫無歷史依據，但近幾十年來周邊興起的武校熱，無疑是傳統發明的產物，滿眼所及各種從武校出身的成功者的事跡，更多體現的恐怕是農家貧寒子弟嘗試擺脫原有社會身份的一條窄路。

在嵩山周邊的兩天，引起我注意的是嵩山周邊人文景觀的空間關系。河南雖因處于天下之中，受益于各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得以率先完成政治體的發育，成為中國文化的起源與中心，但中原輻輳的地理位置，同樣使其歷代飽受兵燹之禍。因此，我們看到的遺跡很多并不是那么的“古”，而且是孤立存在的某一片段，最常見的現象是古塔新廟。因此，目前所見在同一或相鄰空間中形成的景觀，在時間上往往是交錯的。嵩山周邊因歷代古跡層累的豐厚，這種情況尤為突出，如清中岳廟中有宋代的鐵人，嵩陽書院中有漢代的古柏，之前提及的太室闕與清代中岳廟的關系也是一個例子。我們兩天的考察，根據所見文物的年代先后，計有漢三闕，北魏嵩岳寺塔，唐永泰寺塔、法王寺塔、嵩陽觀紀圣德感應頌碑，始建于宋的嵩陽書院（內部主體建筑應該是清代以后的），元會善寺，清中岳廟等。據說嵩山在第一次申遺失敗之后，請教專家，打包了嵩山周邊的歷史遺跡，改以“天下之中”為名一舉申報成功。這一命名雖然乍看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但確實抓住了嵩山周邊歷史遺跡的核心。與泰山一樣，嵩山的氣象并非來自于絕對的海拔高度，而是得益于突起平原之上的巍峨，又恰好地處帝國的腹心，因此歷代受到崇祀，也在周邊形成了疊壓的豐富人文景觀。

如果從直觀的印象來說，漢三闕一方面因體量較小成為孤立的歷史片斷，另一方面，自民國以來陸續加蓋房屋予以保護，使其已經失去了作為歷史遺跡的現場感。雖然慕名已久，感受反而不太深刻。我個人印象較深的是嵩岳寺塔、法王寺塔、永泰寺塔這幾座風格各異的中古佛塔。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嵩岳寺塔這座十五層密檐式佛塔，因其建立年代之早，在風格上又保留了早期受印度佛教影響的痕跡而聞名遐邇。從視覺上最有沖擊力的則是法王寺塔，勁秀挺拔，又據地利，與背后的嵩山群峰相掩映，令人頓生虔敬之感。盡管年代略有先后，但這幾座寺院基本上是始建或興盛于北魏，至唐仍能維持甚至擴大，但到了宋元以后，則漸次衰落。會善寺便是一個典型，寺院的歷史雖能追溯到北魏，本為孝文帝離宮。但目前所見格局是元代以后奠定的，大殿系元構，寺內仍有唐碑保存，但總體規模有限。該寺最重要的遺存是西側山坡上的凈藏禪師塔，是現存唯一唐代八角仿木結構磚塔，而著名僧人一行所建戒壇的遺址也在西側山坡，可知唐代會善寺的規模遠大于今。可惜凈藏禪師塔現屬于軍事管制區內，無緣得見，甚至嵩山申遺的名錄也未能將其列入，使會善寺這一時間與空間上連續的歷史遺存遭到分割，不免讓人感到遺憾。

這一系列從北朝至唐漸次在嵩山周圍生成的景觀無疑是佛教征服中國過程的直觀體現，同樣也改寫并遮掩了早先漢代以各類祠祀為中心構筑的人文樣貌，不僅是中國文化之一大變，甚至也成為后來人們所熟悉的古代中國的標準形象。我們看的這幾座塔在20世紀初學者的考察記錄中多有照片留存，周邊的景象都相當敗落，現在永泰寺、法王寺的建筑都是1980年代以后新修的，屬于比我更年輕的“古跡”，有關部門頗費苦心地將作為文保單位的塔劃在新建寺院之外，在旅游開發與文物保護之間達成巧妙的平衡。

洛陽的明與暗

這次考察的順利展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駕，尤其對于不會開車的我來說是一大福音，得以訪問不少慕名已久但無力到達的地方，范兆飛、胡鴻、孫正軍三位老司機則分外辛苦。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雖使散布的遺跡變得朝夕可達，整個考察行程因此緊湊而高效，但“效率”本身就是伴隨著現代社會而被放大的概念，這種便捷某種意義上也使學者失去了對歷史的現場感。近些日子一直在讀羅新《從大都到上都》，羅老師選擇用腳來丈量元代兩都間的輦路，我想他的目的恐怕并不在于看到了多少遺跡，而是為了抓住歷史的現場感。其實書中描寫最多的反倒是現代文明，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的發展對于既往地貌、景觀乃至道路的改變，這種改變在河南考察的行程中同樣也一直伴隨我們左右。

洛陽，對于任何一個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人而言都是充滿光輝的名字，但事實上，洛陽的今天遠不及昨日光鮮。伊東忠太1902年抵達洛陽考察的時候，曾感慨道“來到河南府，發現城邑規模卻是如此之小，談何堂堂洛陽，實在是出人意料。洛陽城邑其小如斯，想來城中人口也就不過25000人許”（伊東忠太《中國紀行——伊東忠太建筑學考察手紀》）。1921年常盤大定途經洛陽，本意想順道搜訪古籍，沒想到城區內竟沒有舊書店，感慨“曾幾何時洛陽紙貴，現在不過是空有其名”（常盤大定《中國佛教史跡》）。我2007年第一次到洛陽的時候，同樣也有些失望，當時南面的新城還未興建，整個舊城區面貌陳舊，距離對古都的想象頗有距離。其實也不難理解，目前的洛陽城區，是以明清河南府為基礎擴展開來的，我所見的并非是隋唐的洛陽，城內最重要的古跡如澤潞會館、周公廟、山陜會館無不暗示了這一點。不僅是城市格局，同樣包括人口結構，洛陽舊城中心設有瀍河回族區，城中常見的小吃如羊肉湯、牛肉湯，都有回民的特色，這種古今的巨大變化無疑與洛陽居天下之中的位置有關。

在1949年后，很長時間內洛陽被定位為一座工業城市。當時考慮到保護文物，在興建工廠時，選址向城西發展，形成了以重工業為特色的澗西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拖拉機制造廠，是著名的156工程中的一項，請注意廠名前沒有冠上洛陽兩字。在城市向西拓展的過程中，配合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1959年出版了奠定漢墓分期分型研究基礎的考古報告《洛陽中州路》，而中州路就是現在連接洛陽舊城與澗西區的主干道。十年前，第一次來洛陽時，坐車偶然經過澗西，看到一大片外墻統一施以紅磚的蘇式廠區，給人很強的視覺沖擊。因此，聽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繼鵬兄曾做過澗西工業遺產的保護規劃，便臨時起意，麻煩他傍晚帶我們去參觀。

十年之后有機會細看，與記憶中的印象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量的房屋已被拆除或翻新，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一拖”大門周邊及對面的工人新村。“一拖”據說是完全按照當時蘇聯最大拖拉機廠的圖紙原樣建造的，廠門氣派非凡。可惜外立面的紅磚已換過，新磚色彩過于鮮亮，失去了社會主義美學那種整齊而肅殺的效果。新村的布局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的曹楊新村，焦裕祿曾在此工作過一段時間，因而建有塑像紀念。坦率地說，與廠房不同，這類當時堪稱典范的社區，隨著時代的進步，已不再宜居；但作為共和國記憶的一部分，如何在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與保存歷史風貌之間找到平衡，依然是一個難題。2017年上半年客居北京期間，耿朔兄帶我去看了福綏境大樓，大躍進時期建造的三座共產主義大樓之一，是當時少見帶電梯的高層民居，主要的特點是附設有幼兒園，并且各家沒有廚房，本意擬依靠公共食堂，但結果是后來居民都在樓道中生火燒飯。因為設計的缺陷，在短暫的光鮮之后，現在大樓內的臟亂與破敗，遠超過一般的工人新村。為文保愛好者所知更多的，是此樓為遠眺妙應寺白塔的最佳位置。《南方周末》也曾對這幾幢樓做過報道，或許因此，樓內的居民對外來訪客頗懷警惕，顯得相當不友好。我想這幾幢樓或許很快就會面臨拆遷的命運，居住于此的居民應該很歡迎這樣的改善，但保存特殊時代記憶的建筑若能用另一種方式妥善地保留下來，會有特別的意義。

其實除了城南的龍門之外，我們在洛陽城內看不到太多古都的影子。2007年來洛陽的時候，因為城南還未開發，去龍門要坐蠻久的公共汽車，還有些許去郊外的感覺。現在隨著高鐵的設站，城市的南拓，龍門已被包裹進了城區的范圍，這種距離感消失了。但在歷史上，龍門并不屬于洛陽城，求佛問道的游人，多如杜甫《游龍門奉先寺》所云：“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需留宿于此。而在20世紀初的考察者筆下，龍門已成為盜匪的淵藪，弗利爾1910年考察龍門石窟時，是坐著轎子，由轎夫抬著去龍門的，由于龍門附近盤踞著盜匪，還有六名持槍士兵提供貼身保護。他們先是坐平底船渡過洛水，中午抵達關林，用餐休整后，至傍晚才抵達龍門，走了整整一天（弗利爾《佛光無盡：弗利爾一九一〇年龍門紀行》）。常盤大定同樣提及龍門是有名的危險區域，香山寺一帶常有土匪出沒，早就禁止常人居住。常盤大定選擇步行前往龍門，并冒險住了一晚。但對于現代人來說，這種距離感被壓縮了，龍門變成了一個精致而潔凈的景點，在中國這樣景點最吸引游客的頭銜叫作“世界文化遺產”，但同時龍門也已和一般洛陽人的生活無關了。

北邙山下塵

洛陽和我自己研究最相關的地方是北邙，邙山是北朝隋唐時代達官顯貴、世家大族最重要的葬地。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呂）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于洛陽北芒山。”如果確有其事，呂不韋大概是第一位葬在邙山的名人，不過在我想來司馬貞的注釋更可能是因當時人觀念而產生的附會。唐人王建《北邙行》中就曾描述過山麓上墳冢層層相迭的異象：“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里千萬人，終為北邙山下塵。”究其詩意其實與李白的“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有相近的一面，不過因其直面死亡的冷靜，注定無緣膾炙人口。

20世紀初，修建中的隴海線穿過邙山一帶，加之軍閥混戰、政治紊亂，大量墓葬隨之被盜掘，流散出的北魏隋唐墓志在千方以上。當時最重要的兩個收集者，一位是著名的書法家于右任，所藏以北魏墓志為主，其中包含七對夫婦墓志，故自號鴛鴦七志齋。于右任的收藏，后來歸入西安碑林。另一位則是出自洛陽旁邊新安縣的張鈁。張鈁的生平不但傳奇而且運氣甚佳，他早年在新軍服役，與陜、豫兩省的會黨往來密切，因參與策動西安光復，成為辛亥元勛，后來一直是陜西、河南一帶的地方實力派。張鈁曾任二十路軍總指揮，駐軍洛陽時，以保存鄉邦文物為念，大力收購流散的唐代墓志。運回老家新安縣鐵門鎮后，將志石嵌于私家花園的四壁，后來在此基礎上建起了千唐志齋博物館。我2007年第一次來洛陽時，因研究的關系，特別在網上查了線路，輾轉搭長途車去參觀。盡管千唐志齋是國內僅次于西安碑林的石刻博物館，但游人罕至，相當蕭條。建筑緊貼著隴海線，一有火車開過，在館內立刻能感到明顯的震動。講到張鈁運氣好，雖是一句戲言，但翻查其履歷，不難注意到他在每一個關口都能逢兇化吉。張鈁1949年12月才在四川郫縣參加起義，投入人民的懷抱，但因此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據說毛澤東曾稱贊他是中原老軍事家。1966年5月25日去世，得享高齡。

如果說20世紀初政局的動蕩導致了洛陽周邊盜墓的猖獗，大量文物因之流失海外。那么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近二十年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洛陽至西安一線再次出現了盜掘的浪潮，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更過以往。就我較熟悉的石刻方面而言，洛陽本地學者趙君平對流散的墓志拓本收羅甚勤，先后在2004年出版《邙洛碑志三百種》，2007年出版《河洛墓刻拾零》，2011年出版《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2015年出版《秦晉豫新出墓志蒐佚續編》四種大型圖錄，合計12巨冊。初步估算僅趙君平一人刊布者便達3000方之多，已近千唐志齋規模的三倍，其中又以洛陽所出者占據了大宗。不免讓人哀嘆隱匿其后的盜墓活動之猖獗、文物流失規模之巨。而且盜掘的范圍也遠不止在北邙一線，龍門、萬安山、首陽山及周邊的三門峽、鞏義、滎陽等地皆被裹及，洛陽事實上也成為周邊地區乃至陜西、山西等地被盜出土墓志流散中轉的中心。行于洛陽街頭，各種古玩城的店招舉目皆是，出現頻率之高遠超一般城市。2011年因開會，第二次來洛陽，當地的友人曾帶我去過一個古玩城，除了售賣拓本之外，有些墓志的原石也公然擺放在店堂內當場摹拓。雖說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大吃一驚，不免心生喟嘆，文獻中無數次讀到過的北邙恐怕已經被搬進了古玩店。客觀而言，其他一些古城，如西安也有相當嚴重的盜掘，但似乎很少有這樣公開販售的景象。十余年來民間興起的收藏熱，各種鑒寶類節目的推波助瀾，長遠來看對文物的破壞恐怕遠大于保護。事實上，經過建國前后及“文化大革命”的沖擊，私人藏家手中的重要文物大都已歸入公藏。眼下再談文物收藏，除了有限的海外回流之外，途徑恐怕不出盜掘與造假兩途。對于學者而言，面對大量來源不明的出土文物，是否要展開研究，如何在研究中保持道德操守，已成為了越來越棘手的倫理問題。

此次來洛陽，是第一次真正有機會接近邙山，墓志中所描摹的風水寶地，談不上高大，現代文明的腳步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原有的地貌。根據學者近年的調查，以往發現邙山一線有古墓冢972座，除了少量經過發掘的，現存的不過339座，約600座封土已被夷平（《洛陽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常盤大定曾從洛陽一步步走到邙山，“腳下雖踏丘陵卻不覺”，因此驅車經過時更感受不到“翻越”的感覺。文獻是能激發人想象的，但來到現場的時候未必能如期待的那樣填滿你的遐想，更有可能是冰冷地打碎它。

訪古中一個意外的收獲，是在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咸秋、李繼鵬兩位的引導下，勘察了東漢帝陵與兩座近年發現的曹魏大墓，即曹休墓及推測是高平陵陪葬墓的西朱村曹魏大墓。尤其是關于東漢帝陵的調查，我過去幾無所知，在中國幾個長期統一的王朝中，東漢帝陵或許是資料最少、存在感最低的。近年借著連霍高速改擴建的機會，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邙山一帶的陵墓群做了大量的調查與發掘工作，曹休墓便是在這一過程中發現的。通過對孟津縣內邙山六座獨立大冢的勘探（并對朱倉大冢的陵園建筑進行了調查），探明其中五座為特大型帶斜坡甲字型的墓葬，與記載中分布在漢魏洛陽城西北的東漢五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和靈帝文陵相符合。另一座勘探后，確認系明券雙橫室墓，規格略低，由于仍在帝陵區內，考古人員懷疑是某位少帝的陵墓。最有意思的是，位于孟津白鶴鎮現已被開發成旅游景點、民間俗稱劉秀墳的封土堆，經勘探后，發現連墳冢都不是，也有考古學者懷疑此地或是北魏方澤壇的遺跡，宋以后才被附會為光武陵，這些發現有力廓清了之前關于東漢帝陵分布的種種推測。

跟隨王咸秋、李繼鵬兩位一路驅車，奔走在邙山山麓大半天，馬上就能理解為何東漢帝陵迷霧重重。之前歷代學者對帝陵的推測只能依據地面上留存封土的大小及位置關系，直到現代封土最高大的，民間俗稱大漢冢，一般認為就是光武帝的原陵。但由于歲月的侵蝕、地貌的改變，這種推測的可靠性自然要打上一些折扣。登上大漢冢的封土，即使考慮到歷代破壞的影響，也很難稱得上高大。由于現在的封土上已覆蓋植被，看不出什么奧妙，但通過無人機航拍，立刻能清晰地看到封土層層夯打的痕跡，可謂意外之喜。我之前曾先后參觀過滿城，徐州獅子山、龜山，盱眙大云山等幾座西漢諸侯王大墓，其墳墓營建工程之浩大，令人嘆為觀止。可以說一旦步入這些大墓的墓道，立刻就會明白史書中“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的記載并非虛語。西漢的帝陵雖未曾正式發掘過，但從陽陵陪葬坑的規模來看，不難想見其規模。相較之下，東漢帝陵則顯得寒酸，兩漢之間葬制的變化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地下的洛陽

真正的古都洛陽是被掩埋在地下的，而且被掩埋在地下的有兩個洛陽。現今洛陽城內名義上最古老的遺跡是白馬寺。傳說中漢明帝時因白馬馱經東來而建寺，是文獻所記中國最早的寺院，可惜目前寺內的建筑主體是明清甚至晚近修建的。現在白馬寺中最珍貴的文物是元代的夾纻羅漢雕塑，但這批羅漢并非白馬寺的原物，本屬故宮慈寧宮大佛堂，1972年因西哈努克親王計劃來白馬寺參觀，特地從故宮調至洛陽，后被留駐于此，其歸屬成為一樁聚訟多時的公案。如今的白馬寺是位于洛陽東郊的景點，但漢代則屬城西，原因在于現代洛陽城區疊壓在隋唐洛陽之上，隋以后被廢棄的漢魏洛陽故城居于其東北，白馬寺則位于兩者之間，成為探訪漢魏洛陽城的重要路標。2007年來洛陽時，我曾在白馬寺旁搭當地的農用車想去看一眼漢魏洛陽故城，但只遠遠眺望到閶闔門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大幅標語，農用車便反悔，不愿意繼續往前開，只能悻悻而歸。十年之后，終于有機會踏入城內。

建國之初，由于各地考古力量的不足，最重要的都城遺址都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派出工作隊長駐當地，展開調查發掘工作，這一體制保留至今。考古所洛陽工作站隱于市中心的周公路上，雅致的仿古小樓出自梁思成的設計，是目前各外派機構中規模最大的，轄有二里頭、偃師商城、漢魏洛陽故城、隋唐洛陽城四支考古隊。作為遺址而言，漢魏洛陽故城多少是幸運的。1954年，閻文儒等對漢魏洛陽故城進行了調查，1955年發表著名的《洛陽漢魏隋唐城址勘査記》，其中有第一張漢魏洛陽城的實地測量圖，此圖直到現在仍被學者廣為引用。因此，漢魏洛陽故城得以在1961年被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1962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便在此進行長期的勘探和發掘，距今已有半個多世紀。由于遺址僻處郊外，地面上沒有太多的現代建筑，又較早被列為文保單位，盡管也有東漢靈臺遺址因村民長期取土而遭破壞的案例，但總體而言具備從容發掘與研究的條件。不像現在一般的考古工作，多屬配合基建或發現被盜之后的搶救性發掘，要么工期緊迫，要么亡羊補牢，把考古隊變成了“消防隊”。

我之前就知道考古學內部認為最有難度與價值的工作是城市考古，而因能發現珍貴文物或出土文獻而為歷史學者及媒體公眾所關注的“挖墓”，在專業考古學者看來，技術含量并不算高，直到這次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漢魏洛陽故城的考古工作，對此才有切身的體會。十余年來，漢魏洛陽故城考古隊系統發掘了從閶闔門到太極殿（含東西兩側）一線的宮殿遺址，提供的很多新知足以改寫之前學界的通行看法。漢魏洛陽故城，主要使用的朝代包括了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這一時期恰好是中國都城規劃從“多宮制”向“一宮制”轉變的關鍵時期，但對于這一轉變的時間點，文獻記載不但寡少而且多有分歧。由于十六國時期北方的戰亂與破壞，既往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更多關注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營建工作的意義及對隋唐兩京規劃的影響，如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通過一系列繁復的考證，試圖將北魏洛陽的規劃設計與河西姑臧、平城、建康等城市相聯系，溯其淵源。但經考古學者對太極殿復雜地層關系的解剖，在目前確認的三個地層中，可以明確北魏太極殿基本承曹魏太極殿而來。北周統一北方后，宣帝一度有意遷都洛陽，此事雖在《周書》中有簡短記載，但之前學者措意無多，而北周時期對太極殿的改造在考古遺跡上則有充分體現。因此，我們現在可以明確漢魏洛陽故城從“多宮制”向“一宮制”轉變是在曹魏時，北魏孝文帝遷都后對宮城的營建更多的是因襲而非新造。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一發現無論是對陳寅恪先生主張的北魏洛陽規劃受河西姑臧的影響，還是包括宿白先生在內的一批學者先前認為的受平城舊都的影響，都構成了很大的挑戰。

十年前在寫博士論文時候，因考證高平陵之變時的行動路線，我第一次留意到“多宮制”與“一宮制”之間的爭論，但當時對考古進展了解無多，僅為了行文方便選擇相信了“一宮制”說，孰料歪打正著。較晚才讀到主持發掘的錢國祥老師《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一文，文中談及在閶闔門東側有一組大型的夯土建筑，可以形成軸線，而之前在配合基本建設中發現一條漢代的大道直通宮城，正對所推測的東側軸線，錢老師推斷司馬門應位于東側的軸線上。作為只在文獻中模擬過高平陵之變的紙上談兵者，倒是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有機會體驗一下從司馬門步入宮城的感覺。

漢魏洛陽故城的遺址被隴海線所分割，在鐵路的另一側是著名的北魏永寧寺遺址。在高鐵時代到來前，上海到洛陽僅有一班過夜的K字頭車較為方便，第二次早上到達洛陽前，在車窗一側就能看到永寧寺的塔基；這次近觀，反倒不如火車上一晃而過來得有感覺。平日讀史時多少有意回避代入自己的感情，但《洛陽伽藍記》中描述永寧寺的一段，先是極盡鋪陳了永寧寺塔的壯闊瑰麗，“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最后反襯出高塔遭火焚毀的悲劇性場景，“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仍是印象中在北朝史籍中讀到過最動人心魄的文字，為之嘆息者再三。先經歷了河陰的屠戮，再看到永寧寺塔上燃起的大火，不難想象當時洛陽城中僧俗吏民的絕望。孝文帝苦心締造的那個理想中融合胡漢的社會，不過四十年，便告分崩離析。目前對永寧寺塔塔基發掘及復原研究的結果證明，《洛陽伽藍記》中“千尺之塔”的記載有相當的夸張成分，這一戲劇性敘事影射的或許正是巍巍高塔與北魏國運之間的關聯。

在洛陽，和各位考古的師友交談，經常聽到的一句戲言是“考古工作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攔路虎與絆腳石”，對于洛陽這樣一個歷史遺存豐厚的地方而言，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難以避免。1980年代洛陽首陽山電廠選址三遷便是一個典型案例，電廠最初選址鄰近漢魏洛陽故城，考古隊對此頗有意見，后來果然在勘探中發現漢魏洛陽故城的外郭城，電廠選址東移。但在對第二處選址進行前期考古調查時，又發現了偃師商城，選址再次改動。不巧的是新的選址上，再次發現大批唐代墓葬，這就是著名的偃師杏園唐墓，直到考古發掘完成之后，電廠才最終得以建成。這固然是一段佳話，但某種意義上而言，或許只有政府投資的項目才經得起如此折騰。客觀而言，現行文物法的規定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如施工時發現遺址，停工發掘的費用由施工方承擔，懲罰力度又很有限，很難有效遏制基礎建設過程中對古跡的破壞。我在聊天時一再感慨，經歷了近年來洛陽周邊的盜墓浪潮，恐怕將來我們不會再有機會像杏園唐墓那樣，發現一處基本沒有被盜掘過的大型墓地，歷史的厚重在現實的冰冷面前，顯得如此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