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克里斯蒂安：集體知識讓我們人類與眾不同

2019-05-20 19: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在《起源：萬物大歷史》一書中，大歷史（Big History）學派創始人大衛·克里斯蒂安認為，人類史始于集體知識，它讓人類與眾不同。人類能夠集體學習，讓知識在一代人內部或是幾代人之間都可以傳播和共享。這是人類的特質，是一種全新的、更快速的“適應”環境的方法。當其他物種通過緩慢、耐心、共享基因來適應時，我們通過共享思想來適應。集體知識就是人類所共有共享的全部知識，是我們智慧的基礎。集體知識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創造的源泉，也是我們獨自擁有歷史的原因。

下文是大衛·克里斯蒂安在Techonomy大會上的演講，在這場演講上克里斯蒂安專門對集體知識進行了非常詳細的闡述——

了解人類：就像爬在大象身上的螞蟻

我想提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是關于人類和人類歷史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什么讓我們有所不同？這是個很深奧的問題，我們絞盡腦汁只為找到一個好的答案。我想，我們絞盡腦汁的原因之一不在于這個問題回答不了，而在于人們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出發會有不同的答案。

你還記得大象身上螞蟻的故事嗎？一頭大象身上爬滿了螞蟻。最后，螞蟻們碰頭了，然后開始聊這個世界。一只螞蟻說：“這個世界灰灰的，而且還粗糲無比、滿是褶皺。”另一只螞蟻說：“不，這個世界又白又亮，而且還很堅硬。”還有一只螞蟻說：“主要是這個世界一直晃來晃去，我們只能掛緊了保命。”

當代，關于人類的學術研究就有點像這么回事。著名的古人類學家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的論點是：人類是會制造工具的動物。這個觀點一直大行其道，直到他曾經的學生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向我們展示黑猩猩也會制作工具，還有很多其他的動物也會。（烏鴉就是此中高手。在東京，它們待在交通信號燈上面，等著紅燈亮。然后它們把堅果扔到等紅燈的汽車輪胎下面。然后綠燈亮了車開了，接著紅燈又亮了。這時候，它們就回去撿壓碎的堅果吃了。）1969年，還曾經有一部著名的論文集發表。這部論文集叫《人類，唯一的獵手》（Man the Hunter），不過這部論文集的命運也和路易斯?李奇差不多，因為珍妮·古道爾和她的同事證明了黑猩猩也同樣會打獵。

那只有人類會說話？但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黑猩猩可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交流。一些被人類關著養大的黑猩猩也被教會了最基本的對話。我們的腦子特別大？這沒錯，只是最近發現了一種被稱為佛羅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物種。它們的腦子有我們差不多一半大，但是它們的技術水平和我們的直立人祖先差不多。要知道，直立人的腦子跟我們今天的人類可是一樣大的。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對于爬在大象身上的螞蟻來說，它們需要的是一臺直升機。我想象著什么時候能給一只螞蟻來一趟直升機之旅。我們把螞蟻綁在座位上，然后起飛出發。當直升機升空的時候，它就能不僅僅看到自己所住的那個大象的皮膚褶皺，還能看到許許多多其他的褶皺了。等到看不見自己的褶皺老家時，它們就慌了：“我的褶皺去哪了？”我不得不安慰說：“別慌。你正常呼吸，放松你的雙眼，然后告訴我你看到什么了？”所以，螞蟻就慢慢出氣，最后它說：“你不會相信我看到什么了！但我真的看到這輩子我看過最大的灰色家伙，還有一個最大的鼻子，每一邊還有一個長矛一樣的大家伙，然后……”最后，它們看出來那是大象。這時候，我們飛回它的老家，它就能知道那個褶皺是在整個大象的什么位置了。

當人類第一次從太空看見地球的時候，類似的一幕就發生在我們這個物種身上。不管是美國的還是俄國的宇航員，當突然看到整個地球時，他們有著相似的體驗。這種經歷帶來一種強有力的沖擊。

我的螞蟻直升機有個名字，叫“大歷史”。盡其所能，我從大歷史研究的角度回望過去。我從最初開始。最初，字面上的意思。我說的是宇宙起源。這里，為了讓你更快地了解大歷史在說什么，我會給你幾個時間點。在大歷史中兩分鐘的課程就有點像短暫的螞蟻直升機之旅。這里面包含了宇宙130億年里最重要的大事件。首先我會直接告訴你這些時間點是什么，然后我會加快速度再過一遍，這樣你就更容易看清楚這些事件中間的關聯。

坐在大歷史的駕駛艙里看人類，人類會是什么樣子呢？現在，我們的視野已經夠廣了，可以不僅僅看到我們這個物種的起源，而是看到我們整個的歷史。如果你只是看到我們一部分的歷史，你就會錯過關鍵的部分。想看看我們人類的奇特之處到底在哪里，你需要把古人類學家、生物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所見所聞全部結合在一起。

大歷史的觀點：是什么讓人類與眾不同？

當你飛得夠高時，你看到的地球就跟電腦模擬的地球夜間圖差不多。如果你飛過的是外星球，看到光的時候你肯定知道看到的是某種地質現象，可能是一連串的活火山。但是很奇怪的一點是：我們看到地球上的光就知道那都是某個單一物種的杰作。這太詭異了！是哪樣的物種可以如此模仿出巨大的地質力量？

2000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氣候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叫做“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新地質時期，在兩年后一篇發表于《自然》雜志的論文里他又重申了這一觀點。在這個時代里，我們這個物種成為了改變生物圈的主要力量：

過去的300年里，地球上的人口增長了十倍，現在已經超過了60億，并會在本世紀達到100億。制造甲烷的牲畜總量已經超過了140億頭。地球表層土地的30%-50%被人類開發……超過一半的可利用淡水資源供人類使用；漁業開發消耗了全球海洋上升流區域中25%和溫帶大陸架中35%的初級生產量。20世紀，人類的能源消耗增長了16倍，因此每年帶來1.6億噸的大氣二氧化硫排放。這個數字比自然排放量的兩倍還要多。農業生產中的氮肥使用量超過了所有陸地生態系統可消解數量的總和。化石燃料燃燒和農業引發了溫室氣體聚集的顯著增長——二氧化碳量增長了30%、甲烷增長了一倍，目前已經達到了過去40萬年以來的最高值，未來還會更多。

這么列下來，已經很讓人覺得不對勁了。不過還是我加上幾點。據不完全統計，今天我們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已經達到了能源可以存續更新數量的100倍。毫不奇怪，其它物種已經感覺到了這一切所帶來的鎮痛。國際自然保護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定期會發布瀕危物種的“紅名單”。根據該聯盟在2010年做出的一項評估，比起地球晚近歷史的大部分時間，目前物種滅絕的速率要快上1000倍。過去的六億年間，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減少曾有過五個最快的階段。這其中包括6500萬年前的白堊紀大滅絕，這次大滅絕讓恐龍消失，也為我們哺乳動物先祖的適應性輻射鋪平了道路。而我們現在的物種滅絕速率已經和那時候差不多。

我們人類已經非常強大，我們可以利用氫聚變制造武器。而這本來應該是由太陽驅動的核反應。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年了，但是數以千計的核彈頭依然箭在弦上。我們有能力在幾個小時之內就毀掉整個生物圈。看到第一顆核彈頭的引爆之后，羅伯特·奧本海默（J.R. Oppenheimer）想起了印度教經典《薄伽梵譚》里毗濕奴神的話：“我正變成死亡，世界的毀滅者！”要知道，他看到的那顆和今天的核彈頭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

國際地層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是劃分不同地質年代之間界線的權威機構。2008年，一群知名科學家要求該委員會采納保羅·克魯岑的觀點，即“人類世”始于公元1800年。他們說得沒錯。我們的所作所為在地質變遷的時間軸上獨樹一幟，這一點已經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證明。地球40多億年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今天的事情。沒有哪個物種可以這樣耀武揚威。因為如果有誰之前這么干過的話，我們不會注意不到，就如同幾百萬年以后的考古學家也會注意到我們給地球帶來的沖擊。

地球夜間圖所代表的正是地球歷史上一個全新的現象，而這種現象還在蘇醒當中。

最近發生了什么？創造力歷久彌新，也很令人可怕

你可能會覺得這種現象屬于當代。從它的規模上來說，是的。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們這個物種的起源。對于大多數物種來說，為了適應生態環境，它們的進化過程都會伴隨著一整套與眾不同的竅門。這讓它們或許可以在地球長存續幾百萬年。同一物種中會分出不同的類型，個體間也會有一些的隨機的差異性，但似乎并不會積攢下多少新的進化策略。沒有別的物種曾有這番智慧的積累。如果有的話，我們會注意到的。一旦某一物種可以不斷創造出新的竅門，它就會控制越來越大的領地，數量就會增長。最終，它就會換著法子改變周圍的環境，幾百萬年以后的考古學家就會注意到這種改變。我們知道有一個物種有著這樣的記錄，那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故事可以回溯10萬年。直立人最早什么時候出現？盡管體質人類學家們仍然眾說紛紜，我們還是從諸如南非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這樣的遺址那里找到了重要的證據：人類從9萬年前就開始嘗試新的行為，比如會開始利用貝殼這樣的海岸資源。如果想知道我們的祖先是怎么在生態上進行創新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遷徙圖。我們是第一種在地球所有大洲都有定居的大型哺乳動物（現在我們還踏上了南極洲）。每一次遷徙都需要新的技術，不管是造船航海，還是開發利用新的動植物，又或者是在冰河時代的西伯利亞和北美如何取暖。在全球的擴張也意味著我們開始重塑環境。在澳大利亞和北美洲等地方，人們長期以來用放火的方式取得新的土地，這也改變了森林的面貌。當庫克船長1770年抵達澳大利亞的東海岸之時，他看到的是火海之中的成片桉樹。他沒看到當地的自然地貌是什么樣子，看到的可能只是有著4萬年歷史的焚灰農耕（fire-stick farming）所帶來的結果。要知道，桉樹也著實易燃。在這片土地上，他也沒看到什么大型動物，雖然我們現在知道大型的袋熊和袋鼠在人類還沒到澳大利亞之前早就住在那里了。所以我們的祖先似乎也改變了這些澳洲動物們的生活。

一項新的技術也就意味著一種從環境中開采能源與資源的新方式。我們這個物種在技術、文化和藝術上的多樣性令人吃驚，每個社群都積累著自己的智慧，而我們也有著長期變革的歷史。這一切都基于人類在改變生態上持久創新，適應環境的辦法也不斷涌現。農業的力量尤其巨大。人類開始除掉用不著的動植物，又對土地進行改造。這樣，人類需要的動植物就可以茁壯成長。人們甚至對動植物本身也進行改造，這樣它們嘗起來更可口、也更有用。農業轉移了能量的流動方式，正如同水利設施改變了水流的方向一樣。這些能量產生于太陽中心，然后通過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而農業正是把越來越多的能量轉移到我們自己可用的地方。這也不奇怪地球上的人口為什么可以增長到今天的近70億，而與此同時我們的近親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都滅絕了。我們還活在世上的近親黑猩猩和大猩猩也差不多要滅絕了。

我們在生態改造上有著特殊的才能，而這種能力根植于人類物種的起源之時，只不過最近幾百年來變化更快了而已。“人類世”還處在萌芽階段，可它已經足以跟布隆伯斯洞穴竊竊私語了。

創新的源泉在哪里？

這種生態創新令人吃驚，但是它的源泉在哪里呢？對于這個問題，不同學科的答案似乎達成了一致。

似乎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語言”。但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語言，而是我們的祖先突破了語言效率的關鍵瓶頸。在所有的交流體系中，信息都會被篡改、變得模糊不清或者干脆丟失。和其它的智慧物種一樣，黑猩猩也會交流。但是靈長類動物學家的證據顯示：它們交流的準確性和信息容量有限。你還記得曾經那些不能聯網的獨立計算機嗎？每臺計算機都只能依靠它內存里的東西。有時候，把信息從一臺計算機搬到另一臺計算機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先打印出來再錄入，這期間會產生新的錯誤。這個過程很慢，也顯得很笨重很沒有效率。這不僅嚴重制約了計算機個體性能的發揮，也讓計算機的整體作用大打折扣。

黑猩猩的情況跟這有點相似。作為個體的黑猩猩和我們差不多聰明，但是它們的交流水平就沒有我們這么好了。靈長類動物學家雪莉·斯特魯姆（Shirley Strum）花了很多年在觀察一群狒狒的行為。她把這群狒狒起名叫“泵房黑幫”（Pumphouse Gang）。和其他種群相比，這群狒狒算是大師級獵手。它們經常是每天都能吃上一頓肉。特別是在有一只雄性狒狒帶隊的時候，它們打獵的時候尤其帶勁，而且收獲特別大。所以，當大師級獵手死了以后，它們的打獵傳統也不復存在了。“泵房黑幫”缺乏文化的輪轉，它們沒法把這種技術創新的積累一代代傳下去。這就是黑猩猩沒有我們所說意義上的“歷史”。你能想象大學里開一個系叫“黑猩猩歷史”嗎？

相反，人類就像是聯了網的電腦。人們可以輕松準確地分享海量信息，這樣人人都可以簡簡單單地學習到別人的腦子里蹦出的想法。不知怎么的，我們的祖先學會了語言這種新的形式。有了語言，人們就可以不費力地與彼此交流，信息也逐漸積累成為了集體記憶。因此，當面對世間萬物的時候，每個人可用的就不僅僅是自己的腦力。人類幾百萬年經驗和創造積累下的結晶也能為我所用，雖然它們很多來自久遠的過去。如果你對這種智慧分享的重要性還有所懷疑，那么請你做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想象一下：如果你從來沒有學會說話，也沒有跟人交談過，你自己看看腦子里還剩下什么。不會有什么！我們沒有了用來思考的語言，沒有了習以為常的知識。我們也不知道怎么做事了，不管是技術操作、倫理規范的還是處人處事，都不知道了。我們的情感世界也會是陷入貧瘠，因為我們的家人、朋友、愛人跟我們講的所有故事都將不復存在。我們豐富的內心想法、和其他人共享的喜怒哀樂也都會蕩然無存。

當初人類具體是怎么突破這個瓶頸的，我們今天已經無從知曉。是不是一次基因突變，還是幾十萬年慢慢進化演進？我們真的不知道，但我們知道這次語言瓶頸的突破在我們星球的歷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事件也不是沒有先河。地球歷史的早期逐漸演化出復雜的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時而與環境交換能量，時而又分裂成兩種。但是這種演化又與達爾文所說的進化不同。因為說到進化，就需要在過程中保留最有用的信息。沒有了DNA，這些有機物雛形就很可能沒了可以用來延續有用信息的創新力。DNA的進化機制使得遺傳信息的準確保存和繁殖成為可能。同理，人類的語言使得文化信息得以準確保存乃至蓬勃發展。一種情況下，遺傳信息逐漸積累；另一種情況下文化信息得到延續。兩種情況都源于信息交換中保真度的提高。這種提高提供了技術進步的動力，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使得變革不斷發生。

人類分享信息的卓越能力，我稱之為“集體知識”。其他諸如黑猩猩一樣的智慧物種很大程度上都是作為個體在學習。所以一旦它們生命終結，它們學到的東西也就不復存在。而我們所學的知識卻可以在社群中得以保留，并一代一代地積累下去。

集體知識的發展和人類的福祉

集體知識讓我們與眾不同。這種全新的方式也讓我們更快的“適應”周圍的環境。當其他物種緩慢耐心地通過共享基因適應環境時，我們適應的辦法是分享想法。集體知識是我們的創新之源，也使得我們成為了唯一擁有歷史的物種。

但是集體學習的天賦也會很危險，就跟火一樣。我們不只是適應性很強，應該說“適應性超強”。我們在適應環境方面太過得心應手，以至于我們已經弄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控制得了自己的創造力。我們適應的速度快得飛起，但是生物圈對于遺傳變化的適應還在痛苦掙扎中踟躇前行。它適應的速度趕不上我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在世上存在過的鹿當中，大角鹿（Irish elk）算得上體型最大的之一。它們的角真的非常大。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因為它們的角太過龐大讓它們行動不便，在性選擇的過程中這一物種走向了滅絕。（但實際上大約是在7700年前滅絕，所以更可能是由于人類的過度捕獵造成的。）大角鹿像不像是人類的寓言？我們是不是擅長集體學習有點過頭了？

集體學習讓我們擺脫了稱為井底之蛙的命運。70億人的交流協作創造出強大的創新驅動力。而這種交流協作又是建立在我們之前生活在地球上的800億人交流協作的基礎上。但是，我們利用協作的方式需要創新，因為我們不能僅僅用它來不斷增加對于生物圈資源的消耗。前面我們對于“人類世”有過簡短的討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能源為我們這個物種所利用，生物圈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如今已經開始嘎吱作響。

除此之外，我們真的需要這種方式的持續發展嗎？為了討論這個問題，心理學家們有過結論簡單但意義深遠的發現。這些心理學家研究的是人類如何才能滿意。幾十年的研究發現人們的滿足和幸福感和收入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也和經濟發展相關。但是這種相關只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才奏效。當收入突破一定的門檻以后，收入和幸福感的關聯就不存在了，而這一門檻其實也并不是非常高的收入。有些富人很幸福，但有些富人就感覺自己很悲慘。這時候，基本層面上的友誼程度、社群關系和健康水平就似乎比收入更能決定一個人幸福與否。

有了一定量的基本能源消耗，我們就可以生存繁衍。但我們真的需要這一基本量的100倍才算夠？如果只有20倍的話，我們難道不也生活得挺好？如果能這么想的話，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就該重新考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什么。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發展不會繼續依賴于增加對生物圈資源的占用，更可況這種占用還是來自單一物種。相反，它可能采取一種創新的方式。這種方式涉及藝術、社會乃至哲學層面。它不需要更多的資源，而是可以同時維持我們的幸福感和生物圈的穩定。這樣的話，我們的后代可以分享這一美麗星球上美好生活的饋贈。

所以，我們面臨的挑戰有三個層次。我們能不能：

1.用我們了不起的集體學習能力去——

2.顯著減少我們在生態環境中留下的足跡，而同時又可以——

3.讓地球上盡可能多的人保持著滿足、幸福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