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鑒是東晉初年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東晉門閥政治”的特點是“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其中“流民出力”的典型例子，就是晉明帝為了平定王敦之亂，引入了以郗鑒為代表的流民軍勢力，之后郗鑒在京口建立軍事重鎮，成為維系東晉門閥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高平郗氏也成為東晉高層次的門閥士族。郗鑒折沖于流民帥與建康士族之間的過程以及京口重鎮的作用，田余慶先生《論郗鑒——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已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不過，《晉書·郗鑒傳》記載：“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其實郗鑒很早就被司馬睿政權拜為兗州刺史，至永昌元年（322）郗鑒才南下至合肥。郗鑒后來能由一名流民帥變成拱御建康的內輔之臣，其根源正在郗鑒任兗州刺史時。因此，這段時間里郗鑒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頗值得從零散的史料中來加以發掘。

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

兗州四刺史并立的局面

兗州位于今山東西部及與河北、河南交界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讀史方輿紀要》稱兗州“據河、濟之會，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東帶瑯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齊，直走宋、衛，長驅陳、許，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永嘉元年（307），兗州刺史茍晞大敗馬牧帥汲桑，平定鄴城，潘滔便勸說司馬越道：“兗州要沖，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茍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之后司馬越便接受潘滔的建議，徙茍晞為青州刺史，自領兗州。

永嘉四年（310）十月，劉曜率部“長驅入洛川”，石勒也南下攻至江西，對洛陽漸漸形成包圍態勢。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馬越在內憂外患中病死于項城。四月石勒追擊王衍于苦縣寧平城，《晉書·司馬越傳》稱“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萬”。永嘉五年六月，王彌、石勒和劉曜等軍攻陷洛陽，“害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余人”，俘懷帝至平陽。司馬越、王衍之死、洛陽失陷、懷帝被俘，標志著西晉洛陽朝廷的統治徹底崩盤，河南地區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而兗州的控制權成為了各方勢力競相角逐的焦點。

兗州爭奪的第一階段大約是永嘉五年六月到九月。司馬越死后，晉懷帝命茍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此舉顯示出晉懷帝首先是寄望于戰功卓著、頗具軍事才能的茍晞能夠穩定大局。茍晞認為洛陽難守，表請遷都兗州倉垣（陳留郡），結果晉懷帝尚未成行洛陽便被攻破，于是茍晞便在倉垣自建行臺，尊奉豫章王司馬端為皇太子，并以焦求為陳留太守。七月，雄踞幽州的王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王浚早有“自安之計”，之前奉戴司馬越也不過是出于形勢需要，如今趁著洛陽朝廷崩潰王浚也試圖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黃河以南。不過，王浚當時的主要勢力范圍在幽州，與兗州中間還隔著一個冀州，王浚在北方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位于并州的劉琨，史稱“劉琨與浚爭冀州”。因此，第一階段控制兗州地區的主要是茍晞勢力。

兗州爭奪的第二階段大約是永嘉五年九月至建興元年前。九月，茍晞在蒙城為石勒所擒，這個時候劉琨順勢拜焦求為兗州刺史，《通鑒考異》引《劉琨集·與丞相箋》稱：“焦求雖出寒鄉，有文武贍干。茍晞用為陳留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領兗州刺史。”劉琨在這個時間節點以焦求為兗州刺史，應該主要是想拉攏焦求以對付王浚封拜的兗州刺史田徽。換句話說，焦求與田徽的兗州刺史之爭其實是劉琨與王浚之爭的延續。

永嘉五年六月荀藩等人在密縣建立行臺，十月，荀藩行臺在閻鼎的主持下欲南自武關遷往長安，《晉書·閻鼎傳》記載荀藩行臺的官員“皆山東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疇、捷等并逃散。”永嘉六年（312）閻鼎等人在長安奉司馬鄴為皇太子，九月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荀藩共保開封。開封鄰近陳留郡，在這一時間之前，荀藩用李述為兗州刺史，王衍之子王玄為陳留太守，荀藩勢力也加入到兗州控制權的爭奪戰中。

這一時期，爭奪兗州的劉琨和荀藩勢力關系十分微妙。劉琨《與丞相箋》稱：“聞荀公以李述為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焦）求同日而論；至于膽干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構隙，便召還。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劉琨與荀藩之間不像與王浚那樣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且他們在共同對抗劉聰、石勒時還協同作戰，因此當焦求和王玄等人產生矛盾后，雖然劉琨認為荀藩任命李述為兗州刺史的舉動并不妥當，但是仍然選擇讓焦求主動退出了兗州。不過，劉琨又不想完全放棄兗州，不久他以“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為由又委任兄子劉演代領兗州，但因為王彌死后余部王桑、趙固在河北一代攻掠，劉琨轉讓劉演于永嘉六年正月赴鄴城鎮守。

兗州爭奪的第三階段主要是在建興元年。四月，石勒派遣石虎攻陷了鄴城，鄴城守將劉演只能南撤，劉琨便再次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在此之前，司馬睿也委任郗鑒為兗州刺史，鎮于鄒山。當時，司馬睿用郗鑒，“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并為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于是，兗州一時之間出現了三位刺史并立的局面，如果再算上名義上王浚所拜的兗州刺史田徽，當時實際上同時存在四位兗州刺史。各方勢力對一州之地爭奪如此激烈，這在西晉末年亦屬少見。

四位刺史中，田徽、李述和劉演的出現都比較自然，唯獨郗鑒較為特殊。從地緣上來看，兗州主要是荀藩和劉琨的勢力范圍，他們二人爭奪兗州是地緣政治競爭的必然結果。幽州王浚對兗州的爭奪實際上更多是政治名義上的，建興元年五月，田徽被石勒部將孔萇擊殺時人在襄城郡的定陵，可見田徽其實不曾真正入主過兗州，對兗州沒有太多控制力。

但當時已經移鎮建康的司馬睿為何要加入兗州的爭奪戰？這個問題其實頗值得考量。建興元年十二月劉琨致信給司馬睿稱：“演今治在廩丘，而李述、郗鑒并欲爭兗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公所用。大寇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似在委婉指責司馬睿不該在這個時候挑起內部爭端。建興元年這個時間節點，《晉書·祖逖傳》說“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因此司馬睿任命郗鑒絕非是有意經略北方，而應該是有其他目的。

西晉兗州地圖

郗鑒鎮兗的意義

永嘉五年六月漢趙軍隊攻陷洛陽后，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郗鑒先被乞活軍陳午部所虜獲，后來逃歸鄉里，因為名望和義行得到千余家推舉為主，避難于魯之嶧山，之后追隨者越來越多，成為一支實力可觀的流民軍。

郗鑒被拜為兗州刺史，鎮守的位置是魯國嶧山，又名鄒山，這里控扼著自北向南進攻的交通要道。《宋書》記載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南侵時便是自東平進向鄒山，當時李孝伯謂宋張暢曰：“鄒山之險，君家所憑。”這里的地理條件非常特殊，易守難攻，《水經注》云：“嶧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俗謂之嶧孔。避亂入繹，外寇雖眾，無所施害。晉永嘉之亂，大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北方軍隊若越過鄒山繼續往南，便是徐州。

司馬睿任命郗鑒為兗州刺史，應該有軍事與政治兩方面的考慮。從軍事上來看，以郗鑒鎮兗州，是為了豎立徐州北部的防御屏障，正如紀瞻在上疏中表彰郗鑒時所言：“綏集殘余，據險歷載，遂使兇寇不敢南侵。”從政治上來看，以郗鑒為兗州刺史既可以拉攏兗州地區的士族，又可以起到控御江北流民的作用。

首先來看防御徐州北部的軍事作用。徐州曾是東海王司馬越勢力的大本營，司馬越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徐州東海國的軍事力量，司馬睿的瑯琊國亦在徐州。司馬越以姻親裴盾為徐州刺史，又曾以司馬越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都是鞏固徐州后方的措施。

永嘉五年四月司馬越死后，徐州的軍隊潰散，王桑、趙固兵鋒抵達下邳，擒殺了徐州刺史裴盾。十月，石勒兼并王彌的部眾后，引兵從豫州南下，屯于葛陂，《晉書·石勒載記》曰：“勒于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石勒的南下給司馬睿政權造成了巨大的軍事壓力，史載“瑯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于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雙方一直對峙到永嘉六年二月，石勒方才聽從張賓的建議北上。石勒大軍的進逼，可能讓司馬睿意識到想要拓定江南，江北的安全亦不容忽視。

司馬睿政權雖然對北伐一直缺乏興致，但是對保衛徐州則不遺余力。太興二年（319）周撫在彭城舉兵反叛，招引石勒，晉元帝下詔令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并在寒山將其擊斬。同年泰山太守徐龕因論功不平亦反，南下占據徐州東莞郡，朝廷又“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晉書?卞敦傳》云：“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徐州是建康的北部屏障，司馬睿政權保衛徐州，實際上就是在保衛建康。

建興元年至太興四年（321），郗鑒主要在扮演邊將的角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晉書·羊鑒傳》記載：“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由此可見，郗鑒在徐州防務中發揮的作用，主要就是阻遏石勒、徐龕的侵擾，他對于東晉朝廷選擇徐州平叛主帥也曾表達過自己的意見。

不過，司馬睿拜郗鑒為兗州刺史，更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作用。永嘉五年時司馬越的勢力基礎還相當薄弱，唐長孺先生說：“五馬渡江，宗室零落，毫無實力，晉元帝幾乎是孑身處于南北士族之間。”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則更加生動地將司馬氏統一江左的過程形容為“猶如雜技中走鋼絲一樣，驚心動魄”。司馬睿建政必須要取得南北方士族的支持，而郗鑒在兗州地區聲望卓著，“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司馬睿任命郗鑒為兗州刺史，既是宣示主權，也是拉攏兗州士族之舉。

同時，永嘉之亂客觀上造成了大量流民南下，屯止于江淮之間，這些流民紀律性較差，又易形成獨立勢力。胡阿祥先生指出：“鄉族集團與遷徙前的宗族系統，內部結構基本保持著一致，其領袖人物多是有實力的大族、將帥。”因此，司馬睿政權就地委任一些流民帥為將軍、刺史，既可以阻止他們繼續南下渡江，還能利用流民防御北方。大約在建興元年前后，司馬睿封祖逖為豫州刺史、蔡豹為徐州刺史、郗鑒為兗州刺史。

但此時期東晉朝廷對待郗鑒等人絕對談不上有多信任和支持。太興三年（320）徐州刺史蔡豹因為進討徐龕失利，準備回朝謝罪，結果北中郎將王舒阻止蔡豹渡江，稱“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捍。賊退謝罪，不晚也。”元帝聽說蔡豹退兵后，直接下令王舒圍捕蔡豹，送回建康斬首。太興四年（321）九月晉元帝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出鎮合肥，感到受制衡的祖逖因此憂憤成疾而卒。郗鑒鎮守在兗州鄒山多年，一直是獨立發展，沒有得到過司馬睿政權的任何支援，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總而言之，正是因為軍事和政治上的雙重考慮，司馬睿才插手遠離江東地區的事務，拜郗鑒為兗州刺史。雖然司馬睿政權的重點經營對象是江東，對北方的這些流民帥開始并未寄予很高的期待和信任，但郗鑒擔任司馬睿政權兗州刺史的這一段經歷，其實對他后來南下有著直接的影響。

司馬睿像

郗鑒南下的原因

關于郗鑒南下的理由，以往學界都比較強調外部原因，即由于石勒的侵逼。《通鑒》敘述此事時就說：“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眾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為后趙所逼，退屯合肥。”《通鑒》的這一段記載實際上是把《郗鑒傳》和《紀瞻傳》的論述合并到了一起，但是綜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局勢分析，可以發現郗鑒南下有著更為重要的內部原因。

太興三年，祖逖在河南屢挫石趙軍，進屯兗州雍丘，將兵鋒推進到黃河沿岸，河南地區趙固、上官巳、李矩和郭默等軍閥勢力在祖逖的調和之下都“受逖節度”，太興四年二月。在泰山郡長期反叛的徐龕亦向東晉投降，史言：“逖善于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當時總體的北方軍事形勢有利于東晉一方，郗鑒的外部壓力并沒有那么大。

但是，東晉建立后荊州王敦和建康晉元帝的矛盾在迅速增長，建康朝廷的重心放在了內部斗爭上，太興四年五月司馬睿在刁協的建議下將揚州諸郡的僮客恢復良民身份，以備征役，七月以戴淵、劉隗出鎮合肥、淮陰，《晉書·王敦傳》載：“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御敦也。”永昌元年正月王敦舉兵作亂，三月戴淵等人率部還衛建康，大約正是在太興四年七月至永昌元年三月的這一段時間里，紀瞻上疏晉元帝，請求征郗鑒入朝，“從容臺闥，出內王命”，“補袞職之闕”。同年七月，郗鑒便自鄒山南下至合肥。

永昌元年七月前，石勒組織的大型進攻只是攻取了泰山郡，抓住了之前反復無常的徐龕。七月之后，石勒利用東晉遭遇王敦之亂的時機南下，北方的局勢才快速惡化，八月瑯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十月石勒攻陷襄城、城父，祖約退守壽春。太寧元年（323）石勒進攻彭城，徐州刺史卞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

建議東晉朝廷主動招引郗鑒南下的人是紀瞻。田余慶先生認為，“紀瞻是南士冠冕，對瑯琊王司馬睿立足建康，繼承帝位，出力甚多，影響甚大。……紀瞻對郗鑒的薦舉，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從紀瞻薦舉郗鑒的上疏來看，紀瞻看重郗鑒之處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郗鑒有“文武之略”，才干出眾；二是郗鑒年資時望可與戴淵相比。如果進一步分析這兩個理由，所謂的“才干”實際上是指郗鑒在長期抵抗石勒、防守邊境的過程中掌握了一支軍隊，擁有軍事實力；而“年資時望”則是忠誠度的反映。

作為長期身處邊境的流民帥，叛降不定本是常態，泰山郡的流民帥徐龕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同在兗州的郗鑒卻堅守鄒山，抵抗多年。紀瞻上疏中言及郗鑒被拜為兗州刺史是與征辟戴淵同時，戴淵大概是永嘉二年至建興元年四月被司馬睿辟為鎮東右司馬，《晉書·郗鑒傳》云：“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司馬睿永嘉元年就已移鎮建業，但當時晉懷帝和司馬越都尚在，司馬睿并無承制封拜之權，因此《晉書》記載必是泛泛而言。郗鑒真正被拜為兗州刺史的時間當在永嘉五年六月至建興元年四月之間，至永昌元年七月郗鑒南下，郗鑒在鄒山堅守了大約十年左右的時間。

紀瞻在上疏中說：“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紀瞻在此主要將郗鑒與戴淵相比，以為郗鑒的仕宦年資同戴淵相近，戴淵是晉元帝的信臣，戴淵和劉隗出鎮，都是晉元帝制衡王敦的布局。紀瞻此言，是在表達晉元帝可以對郗鑒寄予類似于戴淵的期待和信任之意。

因此，郗鑒的南下一方面確實有石趙侵逼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卻是整個東晉政局的變化。因為晉元帝和王敦之間的矛盾，直接導致了建康方面對北方布局的一系列調整，其中包括戴淵、劉隗的出鎮，以及招引郗鑒南下。內部原因才是更為關鍵的推動力。

田余慶先生曾經高度評價郗鑒在東晉門閥政治中發揮的作用，稱：“郗鑒南來后，最重要的邦國大計，莫過于協調當權諸門閥士族之間的關系，杜絕覬覦，以穩定一個抗胡政權，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鑒在這方面的作為，與其它門閥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較，可稱述者較多，可指責者較少。”而郗鑒崛起的基石，正是他在兗州時期積累的實力、年資和聲望。

總結郗鑒這一段的歷程，可以發現他先由一名普通的流民帥變成守衛徐州北部的邊將，然后再由一名邊將變成內輔之臣、建康的犄角之援。郗鑒身份的每一次轉變，都與司馬睿政權內部的變化息息相關。這種模式后來在東晉南朝很多流民帥身上反復上演。郗鑒南下前的兗州經歷，可以說是“東晉門閥政治前史”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