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題《內藤湖南的諸葛武侯論》，系《諸葛武侯》一書“附錄”（[日]內藤湖南著，張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諸葛孔明在日本很有人氣。總而言之，諸葛孔明從出場到去世，都充滿了無比的戲劇性。從劉備求軍師，和孔明相會開始，任何會寫小說的能工巧匠也比不上孔明自己所作的時間表。并且，孔明最后悲劇性地在秋風中死于五丈原軍營，誰都會對他抱以極大的同情。孔明戲劇性的一生，確實和源義經（編者注：源義經：日本平安時代末期名將，是日本知名度極高的傳奇人物）有點類似。源義經的故事最后也是以悲劇結尾，而從頭至尾就像一部小說一樣。日本人對源義經同樣抱以極大的同情。

這種心情對日本來說，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雖然我們誰都沒見過諸葛孔明，但聽到他的故事，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樣。同時，盡管我們對他的故事已經如數家珍，但仍然還會不厭其煩地去聽、去讀。孔明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的人物。

所以，諸葛孔明的故事千年不衰，其結果，則是有關諸葛孔明的論著、論說汗牛充棟，幾乎如山似海。在這么多的諸葛孔明論之中，有一種論著意味深長，這就是內藤湖南的《諸葛武侯》。

說起內藤湖南，現在年輕的一代可能知道的不多，其影響力到現在也確實變小了，但在明治時代后期至昭和時代初期，他是對日本中國學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

內藤湖南一生筆耕不輟，著述極富，現有《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巨冊。他既是大學者，同時也是文人，還是政論家。《諸葛武侯》是內藤湖南筆耕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寫于明治三十年(1897)，他當時年僅三十二歲。

我們看到的這部分《諸葛武侯》，只是正篇，作者原定還有與此差不多篇幅的續篇，其構想可以見于現存的續篇目次。遺憾的是，作者在六十八歲去世之前，并沒有完成續篇的寫作。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讀到的《諸葛武侯》，只有正篇，沒有續篇。

《諸葛武侯》正篇始于孔明出生，終于劉備稱帝，續篇原定接此而作，直至孔明去世。此外，原定還有對孔明的理政及人際關系進行評論，并附有與孔明相關的歷代評論與遺跡。因為只完成正篇，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內藤湖南“諸葛孔明論”尚未完成。我們現在讀這本書，雖然只有孔明的前半生，但作為評傳，仍然是非常完整的，完全可以獨立成書。

然而，這部《諸葛武侯》又并非單純的歷史人物評傳。內藤湖南這樣的大人物的人生，已經在這部早期的作品中展現出來。其間的深意，就是筆者上文所謂的這是一部“意味深長”的論著。何以見得？因為該書表面上在論述諸葛孔明，而實際上寄托的是內藤湖南自身的期待，所以它其實是一幅內藤湖南的自畫像。

內藤湖南

一部寫實主義的《諸葛武侯》

內藤湖南所著《諸葛武侯》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寫實主義。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只要說起諸葛孔明，一般都是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孔明形象。鬼策神謀，層出不窮，作戰不費吹灰之力，百戰百勝，完全是智慧的象征。這完全是戲說，事實上不可能存在的。

與此相對，內藤湖南的《諸葛武侯》并非根據小說《三國演義》，而是基于正史《三國志》及其相關注釋、史料，將史實娓娓道來。這是歷史學家的態度，而不是小說家的筆法。

例如，內藤湖南在論述著名的赤壁之戰時，有這樣的一句話：

吾友呂泣生嘗曰：“凡所謂更始革命，一切世局之動蕩，只是少者與老者之爭斗耳。”

首先，上文說的是變動時期新舊的對立。呂泣生之所以持這樣的論調，是發念于促成明治政府的維新志士多是青年俊杰。

內藤湖南在引用呂泣生這句話之后，接著說：

今觀鼎足三分之大關鍵赤壁之戰，亦見此不易之語也。此時武侯年二十八，魯肅年三十七，周瑜年三十四，張昭年五十三，曹操年五十四，劉備年四十八。記此諸人之年齡，而其老者，用其所謂閱歷，其少者，用其所謂無閱歷，以赤壁之戰定千古罕比之三分之局觀

之，于此世局動蕩之機勢，蓋有所思也。

赤壁之戰，是曹魏大軍與孫、劉同盟軍之間的大會戰，其結果是曹軍大敗。當然，此時所謂魏、蜀、吳三國尚未成立，但作為三國鼎立之原型，曹操(魏)、劉備(蜀)、孫權(吳)三方的格局已經基本呈現出來。此時尚屬東漢王朝，只是漢獻帝有名無實，東漢王朝也早已名存實亡。各地騷亂紛起，各自割據擴張，其中最有實力的三方，就是曹操、劉備、孫權。

內藤湖南對變動時期新舊對立的判斷，和友人呂泣生持相同觀點，因此，他對在赤壁之戰中起主導作用的幾個人物的年齡特別關注。這一觀點，是與此前的戲說、演義里的赤壁之戰完全不同的解讀。

戲說、演義中的赤壁之戰是怎么樣的呢？舉個例子，諸葛孔明在戰前排兵布陣時，會排一種叫“八陣圖”的布陣法。這種布陣法也見于《三國志·諸葛亮傳》，但其內容究竟如何，已難知其詳，現在所謂該陣法如何如何，神乎其神，都只是后人的推想。但無論如何，“八陣圖”不可能是某個人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應該是在長期實際作戰經驗的基礎上提煉、總結出來的軍事學概念。

不過，還有一種說法是，孫子是發明“八陣圖”的先驅，然后由諸葛孔明繼承并發揚光大。從常識角度說，紙上談兵絕對是不切實際的，“八陣圖”實際上終究不過是前代以來實戰經驗的結晶而已。

戲說者可不是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八陣圖”是一種神鬼莫測的千變萬化的布陣法。一旦用于戰斗，軍隊的陣型就可以像飛鳥一樣，像游蛇一樣，敵軍有進無出。然而，這樣驚險的千變萬化，其指揮者卻是一個身不著鎧甲、羽扇綸巾、似乎談笑間就可以使強敵灰飛煙滅的諸葛孔明。這是大眾喜聞樂見的畫面，也是經典的諸葛孔明形象。

對此，內藤湖南認為，所謂“八陣圖”，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秩序地指揮軍隊而已。他解釋道：

夫武侯之本領，實一“正”字。所謂八陣之法，亦堂堂王者之軍，其陣法雖奇變百出，其精要在明數理，主亂斗而不亂。

“事實即立場”，就是內藤湖南《諸葛武侯》的顯明特征。最能體現這一特征的，就是他著眼于人口的那部分。

魏、蜀、吳三國的對立紛爭，其核心實際上是圍繞荊州(原注：長江中游地區)、益州(原注：長江上游地區)而開展的爭奪戰。為什么要爭奪這些地區？因為這些地區沃野千里，非常富庶。

內藤湖南用人口的變化來證明這第一點。他所列的表格，直觀地展現了各地區人口從西漢到東漢的消長，而從東漢到三國的情況，就更不待言了。

如：河南(原注：東漢都城洛陽所在地)人口從1740297人銳減到1010827人，京兆(原注：西漢都城長安所在地)人口從682468人銳減到28574人；而荊州人口由3597258人激增到6265955人，益州人口則由4548654人激增到7242028人。

由此可知，原為漢帝國統治中心地區的河南、京兆等地人口銳減，而相對偏遠的荊州、益州地區的人口卻得以大幅增長。劉備、孔明為何要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就不言而喻了。

荊州原為劉表割據，而益州原為劉璋割據。劉表方死，他那個如豚犬的兒子劉琮就將荊州拱手獻于曹操，因此，曹操兵不血刃而得荊州。而荊州劉表之下，還寄居著被曹操追殺的劉備。

而益州劉璋聞曹操大軍征討漢中，迎劉備以拒曹操，結果益州反被劉備所奪，自己被趕出益州。當然，這是孔明在隆中之時就有的計劃。

內藤湖南在論證人口變動時，詳細地羅列了當時全國各地的情況。從全國總人口看，西漢有59594978人(原注：約6000萬)，而東漢僅有49150220人(原注：約5000萬)。在大變動時代，數字以最冷嚴的姿態展現出來。這就是歷史學家的實證主義態度。

當原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岡崎文夫博士對內藤湖南在明治三十年這個時間點著眼于人口資料表示敬服時，內藤湖南“莞爾頷之”(原注：見《內藤湖南全集》第一卷“后記”)。

諸葛孔明的三國，內藤湖南的明治

我們讀《諸葛武侯》，一定要注意到內藤湖南對年輕的孔明揮灑自如的表現寄予了極大的關注。先是赤壁之戰的時候，內藤湖南指出當時的孔明年僅二十八歲，卻受到如此的重用，內藤氏的注意點集中于此。當時的劉備已年近五旬，面對一個年僅二十八歲的黃口儒生孔明，卻能“拜為賓師”，內藤湖南贊之曰“足為千古之儀范”。不，還不只是劉備。曹操在三十六歲時得到謀士荀彧，而當時的荀彧年僅二十九歲。內藤湖南并說，提拔有才能者，是領導者共知的道理，但事實上能付諸行動的，卻是鳳毛麟角，“且觀之今日之所謂元勛諸老”。

所謂“今日之元勛”，即明治三十年左右，我們馬上就可以浮現出一個個熟悉的姓名：伊藤博文、松方正義、大隈重信、山縣有朋等，那是他們相繼為首相的時代。

內藤湖南說：“彼等并無禮待后進、用其策畫之意。”即使為其所用，也要到四十歲前后，對于那些二三十歲的“志壯其銳之士”，被認為是“白面書生、不諳世故”，因此而不為所用。內藤湖南的攻擊點其實是在這里。如果再作一點延伸，他實際上是在批判當時政治家不能像劉備那樣以年長者重用青年才俊。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諸葛孔明形象

《諸葛武侯》一書出版時，內藤湖南三十二歲，大體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一本書，叫作《淚珠唾珠》。這是一本收錄內藤湖南此前所作的評論、隨筆、小文等的文集。內藤湖南自明治二十年(1887)由家鄉秋田縣上京，此后一直作為新聞雜志記者，所作以時論為主，《淚珠唾珠》就是該時期所作的結集，因此，我們讀這本書，就很可以了解作者當時的立場。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立場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論家的姿態。內藤湖南是與當時的大政論家志賀重昂、衫浦重剛、三宅雪嶺齊名的人物，甚至還有過為他們代筆之事。

當然，內藤湖南對時局自有論說。他對正當修正不平等條約時的大隈重信，既有“大隈伯之位雖高，然吾等微賤之人亦能悉知其心事”的自負，也敢于評論“大隈伯之措置，誠然有誤”。(原注：《一場之輸贏，百年之得失》，1889年)

再如，對前首相黑田清隆，內藤湖南以“黑田伯無先見之明”將其罵倒，并指出其原因是“俗流、小料理家、小權術家”，并以“為國家、為世道一哭”結束全文。(原注：《黑田伯之失敗》，1890年)

就像這樣，《淚珠唾珠》筆觸所至之處，皆有對時世的慨嘆。最后，內藤湖南極盡想象之能事，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草成《執行社會主義》一文，聲稱“社會主義乃是進步之標準”，與《孟子》主張的“王者之道”有共同之處。須知，內藤湖南贊美社會主義，并非表示他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信仰，只不過是為了批判時局而已，這一點可以從他以后的生涯中得以驗明。

內藤湖南的不平不滿，并非僅僅針對政治家們，也針對所謂的名士、博士。所著《成名士之法》《成博士之法》，痛斥了當時一些沽名釣譽、毫無真才實學的人。

自比孔明，卻難遇“其人其時”

內藤湖南從秋田師范學校畢業后，曾當過小學教師。數年后辭職，二十二歲時離鄉上京。當然，他有出眾的才能，是抱著青云之志進京的。明治四十年(1907)，他四十二歲時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主講東洋史，四十四歲升任教授，四十三歲獲文學博士學位，此后一直活躍在日本中國學領域，昭和九年(1934)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然而，內藤湖南從二十二歲上京到三十二歲出版《諸葛武侯》《淚珠唾珠》的十年東京生涯，是在出人頭地的自我期待和無背景、無學歷(原注：內藤氏并無大學學歷)的劣等感之間痛苦的斗爭中度過的。

內藤湖南學識淵博，且洞明時局，然懷才不遇，頗覺得自己就像是出茅廬之前的諸葛孔明。他在《諸葛武侯》的“例言”中曾這樣寫道：三國時代可分為三個時期，若以此比照明治維新前后，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從佩里來航(原注：1853年)稍早之前至蛤御門之變(原注：1863年)；第二期從大政奉還至今(原注：1897年)；第三期則由此以后。因此，當時正處在第二、第三時期的轉折期。第一期、第二期風云際會，人才輩出，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則有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等，然而，這樣的人物尚未真正登場。

接著，內藤湖南繼續寫道，自己在二十七歲的早春，曾游鐮倉，憑吊護良親王、源實朝的遺跡，他們兩人被暗殺的時候，也都只有二十八歲。作者深感于此。而二十八歲的諸葛孔明，竟能受到劉備三顧之禮，每念及此，不由得羨慕孔明幸遇其人其時。

這篇例言已經說得很明白，內藤湖南期待著與自己的“其人其時”相逢，并將這種期待寄托在諸葛孔明身上，于是才有這部一氣呵成的《諸葛武侯》。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到，作為政論家、歷史學家、文人的內藤湖南的立體原像：這是一個無學歷、無人脈、無金錢，一心只想憑借自己的才干，堅信有朝一日終能出人頭地的有志青年的熱血自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