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經濟觀察報》

文 I  朱天元

問＝ 經濟觀察報

答＝ 理查德·J·埃文斯

譯＝ 汪思涵

1913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1913》的書。 在書中的最后一章，恩斯特·特勒爾一語成激地寫道： 這是我們大家熟知的老故事，入們一直稱之為進步，后來又叫它頹廢， 今天的入們則樂意在這故事中看到對一種新的理想主義的準備。 社會改革者、哲學家、神學家、商入、神經科醫生、歷史學家都在這給理想主義做標記。可是他還沒到來。 1913 年的入們熱切地幻想一個理性的、色彩斑高的世界，卻迎來的是薩拉熱窩的槍聲與沙皇俄國的戰爭動員，最終走向失序與潰敗。

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中心， 而它的遺產至今仍在影響著今天的我們。 教科書上的十九世紀是啟蒙與革命帶來的科學的進步、 理性的昌明、 新的精英知識分子登場與民族國家的崛起。 然而線性歷史卻無法使我們體認那個“美好時代＂的溫情脈脈與背后的焦慮  當受過良好教育、 并試圖獲得更多權利的中產階級與垂死的舊貴族同時陷入了階級身份的焦灼與民族主義的狂熱時，毀滅的種子早巳暗暗埋下。我們或許無法與時代中入有設身處地的感受，卻可以在的說拉勒的小說、拉威爾的音樂、 康定斯基的繪畫中觸摸到那個搖搖欲墜卻依然歌舞升平的世界。

2018 年年底， 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企鵝歐洲史＂系列，英國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所著的《競逐權力：1815-1914》全景式地為我們展示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文明與滑落。所謂“競逐權力＂并不僅僅指歐洲列強縱橫裨闔的霸權斗爭，還意味著階級的更迭、舊權威的被挑戰、新的政治理念的登堂入室。這個世界在舊制度的落路中登場，新的世界則在它的陰影中慢慢生成。

以下是訪談內容： 

問： 在左翼歷史學家的歷史觀中，19 世紀的歐洲列強所主導的世界帶來的是殖民與災難。 可是同樣在保守主義者眼中十九世紀的歐洲卻為人類文明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甚至是今天國際體系的雛形。 您怎么看這兩種定義？

答：至少在英國，確實有這種左右翼的分野。 支持英國脫歐的入往往懷念昔曰的大英帝國， 懷舊情緒讓他們有意忽略了帝國陰暗的一面。 但我寫的是歐洲歷史，在書里，我將帝國視為一種歐洲現象。當時，法國、意大利、德國、荷蘭、比利時都有尼外殖民地， 我會用比較的視角看待它們， 但更將它們視為同一個歐洲現象的表現。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歐洲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 這是殖民帝國產生的前提，至少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文明的發展使帝國成為可能。 倘若全球電報系統、汽船、鐵路沒有發展出來，這些歐洲國家就不可能控制住尼外殖民地。不過，歐洲列強不可能只靠武力來維持統治，而是需要當地精英的合作，從長期來看，這種政策，特別是其中普及教育的做法， 為后來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在書中所說，歐洲內部也出現了很大的進步，教育普及，數百萬衣奴獲得解放， 女性開始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 宗教上的少數群體獲得平等權利，從汽車、汽船到電話、電梯，技術創新也層出不窮。

問：《競逐權力》的第—章是《大革命的遺產》， 托克維爾把法國大革命視為“國家主義的自我摧毀”，以賽亞·伯林等人也將法國大革命視作二十世紀激進的暴力革命的前奏與模仿的對象， 您認為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化與法國近代的政治傳統有怎樣的關系？

答：法國大革命千 1789 年爆發。在大革命的最初幾年，法國建立了民主的君主立憲制。 直到 1793、1794 年，受戰爭的影響，政權才趨千暴力獨裁，出現了恐怖統治，拿破侖也侶機崛起。 在整個 19 世紀， 歐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獲得權力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法國式的暴力大眾革命，二是英國式的漸進和平改革。 在既有政權拒絕改變的地方，法國式方法會占上風，俄國就是一個例子。

問“： 二月革命”能否被看作—場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 19 世紀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和二十世紀的魏瑪共和國都是天折的民主政權，這二者的命運有什么相似之處？

答：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都屬千自由民主政體， 都毀千經濟災難。 19 世紀中葉，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失敗， 是因為中產階級看到大眾民主的種種表現，深感恐懼，轉而支持維護秩序的力量。 柏林和維也納的中產階級也是這樣。

 

問：1848 年德意志與奧地利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這是否為 1918 年的德國革命埋下伏筆？我們能否把—戰后的民族自決原則理解為是 1848 年革命的—種延續？

答：我在書中提到，對千 1848 年的革命浪潮， 我們應該把它放在延續至1871 年的社會、 政治巨變的長期過程中來理解。 1815 年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和平國際秩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動蕩的時期，在此期間發生了克里米亞戰爭的沖突，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統一。之后，在 19 世紀 70 年代，又建立起了新的穩定國際秩序。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的國家這個原則， 在理論上很簡單，實踐起來卻非常復雜。 19 世紀下半葉， 該原則在歐洲各地漸漸形成了影響， 最終體現在 1918 1919 年的和平解決方案中。 1818 年一度失敗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魏瑪共和國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再度興起，不過并未成功。

 

問：德意志的民族建構遠遠落后于法蘭西與英吉利對民族主義的建構。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民族認同建構—度落后的德國，最終形成了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這與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有無關系？

答：1871 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其團結部分有賴千俾斯麥對“帝國的敵入＂的攻擊。所謂“帝國的敵入＂，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徒。 20 世紀初，德國精英和數量曰增的右翼壓力集團越發感到，英國和法國拒絕讓德國獲得“陽光下的地盤＂，也就是全球帝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后，希特勒等極端民族主義者興起，他們感到德皇政府無能，德國受到了背叛，他們認為，要重建德國的權勢， 非用極端辦法不可。1929 1933 年的經濟崩潰讓他們有了可趁之機。大多數投票給希特勒的入肯定是新教地區來的，但這是因為新教已是國教， 比天主教會更容易被國家控制。 政府惡意敵視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天主教徒，對他們區別對待，這也可以追溯到俾斯麥的政策。

問：統—后的第二帝國以普魯士作為主導，以對于武力和國家的崇拜作為自我認同，這對十九世紀的歐洲政治有怎樣的作用？我們能否將其視為—戰的源頭？

答：要知道，德國是 19 世紀歐洲最分裂的國家。 沒有別的國家像德國那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分秋色，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是規模最大、組織得最好的，在反對武力和國家崇拜方面起了作用。 俾斯麥在 1871 年之后的政策是加強國際合作，好讓德意志帝國有時間鞏固。俾斯麥千 1890 年去職以后，德意志帝國才開始宣揚武力和尼軍至上。這肯定對德國在 1914 年決定參戰起了作用，但不是其主要原因。

問：有學者將—戰的爆發視作—場”預防性的戰爭“， 而對于德國來說，為什么俾斯麥的政治遺產被迅速地遺棄， 這與當時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怎樣的關系？

答：德國經濟在 1914 年還很繁榮， 各國經濟相互滲透和全球化是當時世界的主流。德國的政治環境起了一些作用  1912 年， 社會主義政覺成了帝國議會中最大的政覺，有些右翼入士認為，應該打壓社會主義者  但這對德國的參戰決定并沒有重要影響。更有影響力的是德國精英，特別是軍事精英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果要打仗，就要趕在俄國大規模擴軍實現之前開打。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應該從種族競爭(斯拉夫入、條頓入、拉丁入、盎格魯撒克遜入等等）的角度看待國際關系，這種觀點的傳播也起了一定作用。德皇威廉二世及軍隊和政府領秞忘記了俾斯麥在1871 年發出的警告， 高估了德國的力量。戰爭始千巴爾干，而俾斯麥曾說，巴爾干不值得  怕一個  美拉說亞兵為之犧牲。

問：您認為“—戰”前的“七月”危機能否得到避免？為什么—戰中的主要矛盾體現為英德矛盾？

答：1913 年，一場類似的危機得到了避免，當時英國介入，針對巴爾干地區的沖突召開會議。 但是，1914 年的時候，賭注提高了，特別是奧地利領導入感到，要維護擁有數百萬南斯拉夫臣民的奧地利帝國， 就要讓塞爾維亞屈服， 因為（他們認為)是塞爾維亞促成了對奧地利皇儲的剌殺。德國無條件支持奧地利，俄國無條件支持塞爾維亞，這兩點是“七月危機＂的關鍵因素。 英國加入，因其認為德國對英國的全球霸權構成了威脅， 它需要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 但我們也不應忘記其他戰線，即俄國對奧地利的東方戰線，以及奧地利對意大利的南方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