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9年5月8日是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W古斯特·馮·哈耶克（1899.5.8-1992.3.23）誕辰120周年，為此澎湃商學院特別組織學者撰寫了這一組紀念文章。最終，所有文章的旨趣“自發地”指向同一個問題：哈耶克不是那么“專業的”經濟學家。其中，朱海就教授對《哈耶克文集》主編考德威爾的訪談中，考德威爾解答了一些對哈耶克的誤解，特別強調了哈耶克的“秩序”思想；韋森教授的文章聚焦哈耶克的市場理論；而莫志宏教授則側重于哈耶克對中央計劃的批評；黃春興教授和方欽博士都解釋了為何哈耶克后期的研究會發生轉向。我們希望這一組文章能夠讓國內讀者更為清楚地了解哈耶克的思想及其現實價值。

一、哈耶克是何許人也

“你知道哈耶克嗎？”

“誰？哈耶克？”

“就是拿過諾獎的那個哈耶克?！?/p>

“哦，想起來了，他好像罵過凱恩斯？”

“沒錯，凱恩斯說政府干預經濟，他不同意?！?/p>

“對，哈耶克強調市場，他是個自由主義者?！?/p>

“是的，哈耶克主張政府不干預，市場說了算?！?/p>

“嗯，但是我覺得他說得好像不對……”

“你這是被主流經濟學洗腦了，我認為他說得對！”

……

以上對話雖是出自我的“想象”，但不是“空想”。在這個資訊大爆炸的時代，信息鋪天蓋地而來，其數量之巨、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面對信息轟炸，人們往往抱持一種游客心態，希望能夠在5分鐘以內就能知曉一場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3分鐘以內就能了解一名偉大人物的頭腦。于是乎這類貼標簽式的方式大行其道：凱恩斯——政府干預，哈耶克——自由市場，維克塞爾——他是誰（？）……

所以，盡管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哈耶克就與凱恩斯一起，差不多同時被引介入國內，但時至今日我們真的知道哈耶克是何許人嗎？

其實不僅是國內，放眼國際學界，就像先生韋森所言：哈耶克和凱恩斯是被誤讀最多的兩位經濟學家。而哈耶克尤甚，人們往往看重他的現實影響力，卻不清楚為何他會具有影響力。比如說，大多數人知道哈耶克拿過諾獎，但他拿諾獎的理由是什么？是因為他那本影響最大（但理論其實不怎么樣）的《通往奴役之路》嗎？還是像一些奧地利經濟學派人士所言，這個獎其實是頒給米塞斯的，因為米塞斯于頒獎之前一年去世，所以哈耶克只不過是代為領獎罷了？又比如說，哈耶克真的認為政府不重要，或者說政府不過就是個“守夜人”嗎？倘若如此，他又何必殫精竭慮寫下《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和《法律、立法與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1978）這兩本書呢？

然而一談及哈耶克的影響力，那真是有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像是撒切爾夫人在哈翁九十大壽時寫信道賀，稱贊：“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其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崩锔辛蟛块T聘請的74位經濟學家中，20多位是朝圣山學社成員——該學社即由哈耶克發起成立。還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這兩位芝加哥學派的領導人物，在哈耶克的送別晚宴上所作的評論，其中弗里德曼說：“歷史上不乏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且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蹦敲?，弗里德曼盛贊的“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指的是哈耶克的什么思想呢？其實翻開1994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看看那篇由弗里德曼所寫的序言就再清楚不過了：他所理解的哈耶克，白紙黑字地寫在這篇序言中。

要鄭重聲明：我絕對不認為哈耶克不重要，或者哈耶克的思想不重要。但是我認為，對于一位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思想，而不是夸耀他的貢獻和影響，無論就學者還是普通讀者來說都應如此。如果我們連一位思想家的觀點究竟是什么，其理論淵源為何，他的思想如何影響現實，所有這些通通都不清楚，那么即便其擁有巨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極有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后果。人類歷史上，假借某位思想家之名行罪惡之事，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過以一篇文章的篇幅，要想詳細介紹哈耶克的理論及其影響，又是難以做到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理論體系龐雜，幾乎遍歷所有社會科學；或者是因為他的一些觀點前后矛盾甚至錯誤（特別是他有關“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對于歐陸理性傳統的起源，笛卡爾、萊布尼茨等人思想的理解，頗多可商榷之處）。更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哈耶克本人的思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過微妙而深刻的轉變，這種轉變不易覺察，且哈耶克也一直努力彌合思想轉變所導致的理論裂隙，但難免會出現一種理論詮釋上的不一致。例如當今許多學者強調哈耶克的社會演化思想，但是他真的是一以貫之地反對“建構論”嗎？很多學者以哈耶克為名，將“政府”當作是“市場”的對立面，但哈耶克真的認為“市場”無需“政府”嗎？

所以在這篇小文中，我只談論一個問題，就是哈耶克在與凱恩斯論戰期間其經濟理論的轉變。理解這一轉變，或許更有助于我們讀懂哈耶克。

二、“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是亞當·斯密以后經濟學界未曾見過的最主要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凱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經濟學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01頁）。這是布勞格（Mark Blaug）對于哈耶克的評價。普通讀者大概不知道布勞格是何方神圣，但是就經濟學圈內人來說，要獲得這位經濟思想史權威如此的評價，那是相當的不易。

只不過布勞格這個評價有點怪怪的，說哈耶克是個“政治哲學家”或許還過得去，因為他畢竟寫過《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與自由》。但是“道德哲學家”就難免讓人有所懷疑了，哈耶克從來沒有寫過道德哲學方面的專著，他甚至自己都承認沒有仔細研究過康德的道德哲學，怎么能稱為道德哲學家呢？

但是，如果了解歐洲思想史的脈絡（現在恐怕真正了解的人寥寥無幾），就會知道：（1）經濟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源自兩個傳統——英國的蘇格蘭傳統和歐陸理性傳統（笛卡爾、萊布尼茨等人）；（2）在這兩個傳統下，經濟學分別被歸屬于“道德哲學”和“政治經濟學”；（3）亞當·斯密的主要貢獻就是在綜合這兩股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起“經濟科學”。那么，我們就能明白布勞格的真正意思了。

沒錯，哈耶克是繼斯密之后少有的能綜合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的經濟學家（盡管我不認為他是“未曾見過的”）。這也是哈耶克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從早期接受歐陸傳統，到后來轉向英美傳統，并最終將二者結合在一起。

哈耶克在學界嶄露頭角是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他受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羅賓斯（Lionel Robbins）之邀從維也納來到倫敦，專門對付凱恩斯，由此展開了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長達十年的貨幣爭論?！静畈欢嗯c此同時，哈耶克、米塞斯還與蘭格（Oscar Lange）等人進行了“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大爭論，但是這場爭論給哈耶克帶來的聲譽遠不如前者?！?/p>

這是哈耶克經濟理論著作發表最集中的一段時期，《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性》（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1937）、《利潤、利息與投資》（Profits, Interest & Investment, 1939）以及《資本純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等書都是在這十年里出版或撰寫的，此外還有30余篇經濟學論文。

（圖片出處：滕維藻、朱宗風譯，《物價與生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頁）

在這場貨幣爭論中，哈耶克的核心理論，就是后來常常被冠以“哈耶克三角”之名的商業周期理論。該理論成為哈耶克獲得諾獎的主要理由之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表彰“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進行的前沿研究，以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相互依賴現象的透徹分析”。【此處的“他們”，另一人是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他的理論立場與哈耶克截然相反?！?/p>

作為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基本上是米塞斯的思想嫡傳，其主要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的貨幣理論——“自然利率”理論；二是龐巴維克（Eugen Ritter von B?hm-Bawerk）的資本理論——“迂回生產過程”理論；三是米塞斯的貨幣理論——貨幣效用論。

其基本邏輯可以概括如下：（1）根據維克塞爾的觀點，商業銀行具有貨幣創造功能，且它有激勵讓市場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水平；（2）當市場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時，會刺激投資；（3）資本取決于生產結構的“迂回性”，所以有更多資金涌入時，會使得整體生產結構發生變化，中間產品（資本品）的生產增加，生產變得更加“迂回”；（4）短期內這種投資激勵會刺激經濟，因為投資品生產增加、就業率上升；（5）但是隨著“繁榮”的持續，消費需求會上升，而此時大量的資金卻用于投資品生產，消費品生產不足，于是便會發生由于生產結構扭曲而導致的通貨膨脹；（6）這種人為扭曲如果不改變，那么按照市場機制，就會出現大蕭條，大蕭條是市場自我恢復良序運行的一套出清機制，以修復前期由于人為的貨幣擾動所產生的生產結構扭曲。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數次說過，米塞斯-哈耶克這套理論與凱恩斯的貨幣理論同源：他們都出自維克塞爾的貨幣理論（而維克塞爾則是受到龐巴維克的影響）；都強調貨幣需求以及伴隨而來的投資波動是引發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關鍵；且都反對古典二分法，強調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不同之處在于，凱恩斯更關心現實中兩個市場之間的依賴關系，而米塞斯和哈耶克更注重從生產結構入手探求經濟問題的解決之道。

不過在討論市場的自我調整機制時，哈耶克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協調”問題：如果企業家的決策和消費者的需求之間能夠相互“協調”的話，那么就不應該出現經濟周期性波動，“要用較大部分的原始生產資料來制造中間產品，也只有靠縮減消費才能辦到，但是現在這種犧牲不是自愿的，也不是那些要從新的投資中得到好處的人們作出的。遭受這種犧牲的是一般的消費者。既然企業家們獲得了新增的貨幣，來自他們的競爭加強了，這就迫使一般的消費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部分原有的消費。這并不是由于他們想要少消費一些，而是由于他們用貨幣收入所能取得的貨物減少了。毫無疑問，如果他們的貨幣收入重新增加的話，他們就會馬上把消費增長到他們平常的比例”（《物價與生產》，第50頁）。

在這段“嗚哩嗎唧的”（woolly-minded，這是凱恩斯贈送給哈耶克的“頭銜”）論述中，其實顯露出哈耶克的一絲懷疑：協調是如何可能的？按照米塞斯的論斷：價格信號就能解決市場中的協調問題。但是哈耶克明顯感覺到，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各自決策的獨立性存在，僅僅依賴價格信號調節似乎是不夠的……

從這一細節之處，我們能隱約看出遠赴英倫后的哈耶克在思想上和米塞斯乃至整個奧地利學派都發生了一些分歧。

三、“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

由門格爾（Carl Menger）所創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就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來說，學界通常將其歸為新康德主義。但是追根溯源，仍應當屬于歐陸傳統，因為其理論特征是將經濟學體系置于一套公理化的邏輯演繹框架之中。作為現代奧地利學派的領軍人物，米塞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經濟學就是基于一條公理：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為了達成目的而去行動。

哈耶克曾是米塞斯的信徒，但是到了英國之后，可以明顯發覺哈耶克的思想天平開始向蘇格蘭傳統傾斜，弱化理性的作用，強調經驗法則的重要性。這種思想上的轉變或許多多少少能部分解釋為何在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之后哈耶克就突然就偃旗息鼓，1941年出版的《資本純理論》也變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曲”。不應當說哈耶克在貨幣爭論中戰敗，繳械投降了。因為在貨幣爭論之后，哈耶克始終堅決反對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政策。但是確實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他再也沒有大部頭的經濟理論專著問世，哈耶克的研究興趣轉向了“幽暗的知識密林”。

綜合了蘇格蘭傳統之后哈耶克的理論變得更加地多樣化（同時也似乎更加“嗚哩嗎唧”了），其經濟學觀點突出地體現在三篇論文中，這就是“經濟學與知識”（1936）、“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1945）以及“競爭的含義”（1946）。這三篇論文批評了新古典市場理論中“競爭無涉”的缺陷，同時進一步解釋了米塞斯當年強調的“價格機制”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盡管這也引發了米塞斯和哈耶克之間的矛盾）。

在哈耶克看來，市場機制的最大作用，在于解決人類理性所不達。因為一個人需要什么、想要和他人交換什么、他人又能提供什么，所有這些決定現實中交換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條件，都取決于知識。但這種知識不是普通的信息問題，而是“有關特定時空之情勢的那種知識”（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沒有任何一個中央計劃者能夠掌握這些知識，它們分散于每個獨立的行動者的頭腦里，甚至連行動者自己都未必會有意地知曉這些知識，直到他與其他人交流合作那一刻為止，這就是“分立的知識”（divided knowledge）。價格機制的作用，正是讓勞動分工和分立知識能夠相互結合，使得協調資源配置成為可能，這就是“市場”。

哈耶克有關市場競爭機制的解釋，實際上是在力圖綜合奧地利學派理論和蘇格蘭傳統。因為對于“知識”的強調出自門格爾的思想，人類所能支配的享樂資料的數量，受到“人類對于這些物的因果關系的理解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類對于這些物所能支配的權力范圍的限制”（《國民經濟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后來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他的經濟增長理論，即“創造性毀滅”過程。米塞斯在后期實際上也通過將這一概念和龐巴維克的“交換過程理論”相結合，提出了市場行為的相互依賴性命題。該命題最后被他的學生摩根斯頓（Oskar Morgenstern）發揚光大，這就是《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44）一書的誕生，即博弈理論應用于經濟學。

然而哈耶克對待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細致、謹慎，同時也更為復雜化，因為“知識”的本質是什么他始終未能確信?！爸R”不能等同于“技術”，這是主流經濟學將熊彼特的理論轉化為“內生增長模型”時的做法；“知識”也不是單純的“信息”問題，機器處理信息的效率和數量遠遠超越于人的頭腦；同樣，“知識”也不能歸結為經典博弈論中的強理性計算。最終哈耶克訴諸的是一種蘇格蘭傳統式的“決疑論”——“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們有意這么做”（弗格森，《文明社會史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版，第139頁）：“價格機制并不是人之設計的產物……那些受價格機制指導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如此行事”（“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始終是一種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亦即一種試圖發現比此前更好的新的做事方法的嘗試”（“競爭的含義”）。

或許，哈耶克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投身于更為廣闊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正是這樣一種嘗試，一場知識的冒險。

“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的人，不可能成為杰出的經濟學家”（“經濟、科學與政治”，載《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