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先生于2013年12月29日安靜地在醫院中“永垂不朽”，紀念文章鋪天蓋地，當時感到自己和夏先生的交往和文學無關，全是“家常事”，沒有必要湊熱鬧，雖然夏先生在平日生活中是個極喜歡熱鬧的人。

夏先生的追悼會于2014年1月17日在紐約富蘭克林·坎貝爾（Franklin E Campbell）禮堂隆重舉行，王洞通知我參加，并要我通知遠在拉斯維加斯住的陳幼石務必參加，規定要在我家住，我當然照辦。那天的追悼會在哥大東亞系安德若（Paul Anderer）與商偉兩位教授的協助下，由王德威主持，辦得有頭有臉、有條有理、有聲有色，每位致悼詞的人無一不稱夏先生為“老頑童”，并舉例講夏先生“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妙語，追悼會開得哀而不傷。追悼會后，上海人稱“豆腐飯”就是招待會，在紐約中城一家中國飯館舉行，參加的人很多，一切安排得妥貼、得體、他們的女兒自珍也在看護的照顧下出席。那天我才發現，原來王洞是個極其能干有主見的人，晚上跟幼石談起，她說：“全是夏先生平時給王洞壓得發不出熱也看不到光，我跟她在耶魯大學同學時，就知道她是個極能干的女人……”

最早跟夏先生認識是通過幼石。弟弟江山在哥大作研究生，和同校女友后來結為夫妻的梁慧琳在西城115街一棟哥大公寓中住一樓，七十年代初期我雖然住在加州，但常常會來東岸演出，總是找機會往紐約跑。一天江山跟我說：“二樓的鄰居敲我門，問我在你家出出進進的客人是誰？我說是我姐姐，他馬上問是不是江青？我點了頭，那個人就說我是她影迷，叫你姐姐上來看我。”我沒有上陌生人家自我介紹的前例，聽聽就算了。不料下一次我再來紐約，江山跟我說：“我被這位鄰居敲門敲得煩透了，你就不能上去打個照呼嗎？”“哎呀，哪里管得了這么多！”

1972年在布朗大學演出，認識了聰慧又俊美的“女中豪杰”陳幼石，成了朋友后，她說：“夏先生知道我認識你，非要我請你去他家玩。我可以買個蛋糕陪你一起去。”我想這樣也好，可以給江山解圍。幼石對飲食一向講究，去紐約最好的法國糕點鋪買了個蛋糕，和我同上二樓夏家。去之前，幼石告訴我，他們夫婦最近因為生下個智障女兒，心情很不好，朋友們愛莫能助。大門一開夏先生就哇哩哇啦地叫起來，公寓里滿坑滿谷堆滿了書，桌上到處是書和紙張，地下扔滿了各式各樣的紙，以至開門后我不知道怎么邁步往里進，就在門邊站著。夏先生為屋子的不整潔連聲道歉，也說明女兒的情形讓他們夫婦六神無主，家中天翻地覆，那天女主人不在家。夏先生接下幼石手中蛋糕時，一失手蛋糕翻出來掉在走廊地下，他連說沒關系，同時就用手把蛋糕抓捧起來，蛋糕用手抓捧當然稀巴爛。后來夏先生進廚房拿了盤子分給我一份要我吃，我接過盤子，但掉在臟地板上的東西哪敢吃，結果他自己吃得很起勁。剛坐定，夏先生就開始頭頭是道興奮地聊電影，果然他看的電影相當多，尤其喜歡流行的中國武俠片。談到我搞舞蹈的事，夏先生問：“哎——短短的時間你怎么這么紅？這么有名啊？”我一時語塞，直搖頭說：“沒有、沒有。”“那你是不是跟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紐約城市芭蕾舞團始創人，世界著名編導）睡覺了？”夏先生此話一出，我著實瞠目結舌，驚呆了。是不是幼石接過話去打圓場？完全記不起，只記得我連腔都沒有搭，坐不住要走。出門后幼石問我：“怎么生氣啦？其實夏先生心地很好，就是喜歡胡說八道！”我說：“哪會，跟一個上海拉黃包車的粗人談話，哪里值得生氣？”這段對話我一直記得清清楚楚，第一次跟夏先生會面的蛋糕鏡頭，更是歷歷在目，永難忘記。王洞最近告訴我，那次她回家后，夏先生還馬上得意地跟她匯報了自己跟我第一次見面的“妙語如珠”。至今我弄不懂的是：夏先生那么漂亮的文字、那么有智慧和獨特的洞察力、那么嚴謹的學術態度、那么一個助人為樂的人，為什么會有如此近乎荒謬的言談舉止？了解自己丈夫的王洞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這樣寫：

從這些信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知識淵博，充滿幻想的夏濟安；而夏志清則是一位虛心學習謙恭的學者，與日后“狂妄自大”的“老頑童”判若兩人。

2016年我七十歲，五十歲和六十歲我都沒有正式慶生，但七十歲時，九十四歲高齡的母親提出想借機會見見眾多親朋好友。于是有了晚宴，宴會上王洞見到了久違的老鄰居江山，夏家早就搬去比較寬敞的西113街居住，江山在哥大拿到博士，最后搬去和工作機構同州的紐澤西居住。王洞對江山說：“抱歉，當年你們正好在我樓下，隔一層板大概什么都聽到了吧？那些年，日子真不好過，老是吵吵鬧鬧，真對不起……”江山忙笑著說：“沒有什么好對不起的，不過，你們上面當年夠熱鬧的。”我在旁扳指算一算，啊——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陳年舊賬了。

1973年秋天，我在紐約市會堂演出，邀請了夏氏伉儷，演出進行時，夏先生表演了一段。我記在了《往時、往事、往思》書中：

“喝彩”

演出日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

演出地點：紐約市會堂(New York City Town Hall)

表演者：夏志清

首次演出新編的獨舞《征旅——花木蘭》。出場是“小圓場”急碎步橫越舞臺，然后一個大跳“后踢紫金冠”，接著打“飛腳”落地，正要接著做“跨腿轉”然后“臥魚亮相”之前，好一聲響徹云霄又尖又長的“好——！”在觀眾席中響起。這聲“好！”可將臺上的我給震傻了。在紐約作首次正式公演又是新編的節目，本來就膽戰心驚，現在被嚇得靈魂出竅。知道是紐約“頑童”哥大教授夏志清，按照中國看戲的“規矩”在好意地捧場——喝彩，但心中惱透了，狠狠地在咒他。下面的動作全嚇飛了，怎么再往下跳呢？我“臥魚亮相”停在那里，但穩不住神，心焦如焚，哪能記起下面的動作。職業本能告訴我，絕不能“露相”——讓觀眾看出破綻。于是隨著音樂，繼續手舞足蹈下去。在臺上即興表演了哪些動作，我全然不知，只記得當時在臺上，一邊編，一邊跳，一邊夾扁了腦袋在想下面可能記得起動作的地方。當那段音樂來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顧不了動作銜接得是否順暢，就好像快被大浪沖走時忽然發現一根漂過來的樹干，一下子撲了上去，拼命摟抱住任水推流。在臺上，當我重新接上動作后，動作一個接著一個地隨著音樂從我身上流出來，一路舞動下去。當然這是由于演出前排演了千百回， 動作早就“長”在自己身上了的緣故。

演出結束后，在酒會上見到笑逐顏開的夏志清，他得意地說：“我在臺下給你喝彩，叫得好吧 ！”我的氣早就消了，說：“你的一聲‘好！’差點送了我的命！”

跟高友工談這段有驚無險的事，高友工說：“前段時間我買了音樂會票請夏先生去觀賞，請客當然要買最貴的票，位置相當靠前，不料夏先生在音樂會進行時不斷說話，搞得樂隊指揮幾次回頭朝我們看，我恨不得有地洞可鉆。”

想到夏先生愛看電影，這里有幾個小故事。

夏先生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消息，“武俠皇后”鄭佩佩要來紐約，一早就囑咐我：“一定要介紹佩佩給我認識，告訴她我是她的影迷。”佩佩是我摯友，所以在家做飯好暢談，請夏氏伉儷、收藏家王己千夫婦等朋友一起小聚。那天夏先生笑得開懷，語言童真，猜想他不好意思在老派、老輩，又是江蘇同鄉王己千先生面前太放肆罷。后來跟夏氏伉儷漸漸熟悉了，發現其實夏先生心中有數有碼，看人、看場合是否可以表演“人來瘋”。追悼會上王洞放了那次聚會的合照，才勾起我的回憶。

胡金銓導演1977年受夏先生邀請來紐約，到哥倫比亞大學不是談電影而是談他的老舍研究，這是胡導演最感興趣的話題，他對老舍《四世同堂》這一課題的熱情絕不亞于電影。胡導演當年電影事業如日中天，對夏先生十分尊崇。他知識淵博，特別會海闊天空地聊，對學術的態度一絲不茍。每次聊起天來，胡導演都“賴”在夏家，上海人稱“爛板凳”，聊到晚上，經常會去西城九十街的上海菜館“全家福”一起晚餐。那次他在夏家看到善于雄辯、在美國漢學界中遠近聞名的陳幼石，驚為天人，等幼石一走，忙向夏先生打聽：“你口中的young stone（幼石）究竟是何許人也？”夏先生知道胡金銓喜歡結交學術界的人，尤其看到有學問的女博士更是把持不住，馬上要胡金銓打退堂鼓：“young stone可是名花有主，男朋友是鼎鼎大名的王浩。”

不久，陳幼石約了我和金銓去她和王浩家中繼續聊天，辯論矛盾時金銓直呼幼石“young stone”，王浩在旁一聽不樂意了，板著臉問金銓：“young stone是你叫的嗎？”到現在我還記得胡導演氣急敗壞的尷尬模樣，說：“我是跟著夏先生這樣叫她的。”而我則在一旁偷笑，數理邏輯哲學家王浩先生居然也會有吃醋的時候。

夏志清先生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于2013年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封張愛玲寫給夏先生的信（1966年11月4日），信中寫道：

江青外型太差，雖然演過“西施”，我認為她紅不起來的，恐怕影響片子賣座。當然這是他們公司的事，我不會干涉的。汪玲與國聯的糾紛我最近讀到。其他三鳳我沒什么印象，有便或可請他們寄一本有她們照片的刊物給我，這是看不到影片無可奈何中的辦法。

居然張愛玲也愛看國產片，竟然有興趣跟夏先生討論，我好奇地猜測夏先生給她去信和回信時對國聯和我都寫了些什么呢？小小年紀竟有這份特殊榮寵，被“大人物”評頭論足。六十年代中期《皇冠》負責人平鑫濤先生，常來國聯電影公司洽談小說電影版權，據我所知，1966年夏先生受張愛玲書面委托，代表張愛玲在臺北與《皇冠》簽訂了長期合同，可以使張愛玲有固定的收入。大概這就是為什么造成張愛玲對國聯的關注。

七十年代初我在伯克利，從陳世驤教授口中知道，當時張愛玲在伯克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任高級研究員，完全因為夏先生的鼎力推薦，陳先生不得不硬著頭皮安排張愛玲在中心工作，而這份工作完全不合張愛玲的脾胃，她覺得苦不堪言。寫到這里，我倒想錄段自己在《入鏡、出鏡》中的文字，雖然這些都是題外話，但蠻有趣，故記下：

“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句俗用語，可見人們將這位家喻戶曉的西施的美貌提升到了什么高度。究竟由何人來扮演“美中之美——西施”？（由英譯片名“The Beauty of Beauties—Xi Shi”得來）影圈中和報章上猜測頗多。我完全沒有操心過自己是否會被選中扮演西施，雖然當時報章上常常冠我以“國聯當家花旦”頭銜。我有自知之明，從不覺得自己有六十年代報章上常用來形容電影女明星的字眼：漂亮的開麥拉臉蛋、風華絕代、性感尤物、純情玉女、最美麗的動物……知道要飾演西施后，我頭一次因為外形美與不美的問題而有了精神負擔，覺得自己不夠漂亮的外形會影響了觀眾對西施角色的信服力。我沒有為爭取飾演西施向李翰祥導演敲過邊鼓，而現在卻因信心不足有意向他打退堂鼓了，我自嘲式地告訴他：“演西施捧心蹙眉這場戲時，你不怕觀眾會笑我是東施效顰嗎？”

真可惜在伯克利錯失了跟多愁善感的美人、才女張愛玲見面的機會，她的與世隔絕、一意孤行在伯克利眾所周知。

跟夏氏伉儷見面的機會大多數是在看傳統戲曲或有演講的時候，到紐約來訪的劇團和學術界名人不少，當地也有些劇團和臥虎藏龍的高人，有機會去觀賞時經常碰到他們夫婦，只要看到一堆人圍著一位主角，那主角必定是老頑童夏志清先生無疑，他在那里說些即興妙語，引得大家開懷大笑。2009年之后，這種場合都由王洞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夏先生出席，王洞年事已高人又矮小，所以推得不輕巧，看上去真的很吃力。一次我忍不住問王洞，夏先生待你一直不忠、不厚，你卻這樣盡心竭力地照顧他，難道你沒有怨氣心甘情愿嗎？王洞說：“他一病，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只想讓他多活幾年。”夫復何言！

幼石時常“闖禍”，往往是因為好強、鋒芒外露、禍從口出，容易得罪人，經常跟就職的學校打官司。這種時候有兩位救星：夏志清、高友工，不厭其煩地忙著替她出主意、寫推薦信、覓職之類。一次又一次急救，也使兩位救星傷透腦筋。為了表示謝意和知遇之恩，幼石會宴請大家在家好吃、好喝，我充當下手。王浩看不慣夏先生的“口無遮攔、胡言亂語”，政治上兩人看法也南轅北轍，明明知道夏先生是幼石的恩人，當晚的“座上賓”，也不買賬。王浩很少主動跟夏先生攀談，每到這種時刻，夏先生會主動變得“老實”起來，絕不輕易即興“信口開河”。

八十年代末期放暑假前，夏氏伉儷應馬悅然教授約請，到瑞典來給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考試當評委。夏先生寫了封信給我，說王洞會與他此次同行，瑞典只有我這么一個朋友，王洞又是第一次來歐洲，務必請我照顧一下。偏偏那段時間我不在瑞典，只好告訴夏先生，我先生比雷爾會代勞，請他放心。結果夏先生夫婦在斯德哥爾摩玩得滿意吃得開心，對比雷爾的熱心和誠懇印象深刻。從此，夏先生有機會見到比雷爾老是夸獎：“you are nice man and lucky lucky lucky person！”當然意指是娶到了我。比雷爾很會腌制北歐風味的三文魚，請客時當餐前下酒菜，夏先生一看，一面拿魚一面說：“三文魚好貴，你怎么拿那么一大盤待客，你一定很有錢！you are rich、rich、rich man。”等夏先生拿完魚，我看大盤魚只剩小半盤了。比雷爾有人欣賞他的廚藝當然開心，但夏先生說話快得如機關槍掃，又往往前言不接后語，常常說些讓人摸不清的無厘頭語，使大家笑得噴飯，所以比雷爾不記得夏先生名字，只記得他是一位“瘋狂”教授（crazy professor）。

2009年，夏先生緊急住院，病得不輕，住院期間全靠王洞寸步不離悉心照料，六個月后才得以安然無恙回家。夏先生大難不死，我約了時間去夏家探望，看夏先生意氣風發、談笑風生，還是老樣子，也放心了。正在聊天，畫家司徒強到訪，還從中國城帶了幾個菜來。司徒強是紐約中國畫家中少數酷愛讀書之人，對夏先生很崇拜，因為他不是作家也不在學術界，所以之間的交往完全是純友情。在夏先生病的這段時期，司徒強主動幫忙照料，節骨眼上雪中送炭，夏氏伉儷心存感激也早就對我說了。司徒強剛坐下，夏先生就說：“哎——江青現在是寡婦，司徒強你也早就離婚了，正好正好正好……”又馬上問：“你們是不是約好了一起到我這里？”比雷爾才走幾個月，夏先生開這個玩笑，弄得我啼笑皆非。幸好王洞在場，叫夏先生不要胡說八道，然而夏先生理直氣壯地說：“我這是關心他們嘛！”

過了沒多久，接到王洞電話，問：“你看過於梨華著《在離去與道別之間》嗎？”此書已經出版多年，雖然當小說出版，其實是記載真人真事，當事人我不但認識而且很熟悉，所以在朋友圈中早就傳閱過了。原來王洞上網才剛剛看到，她很生氣地說：“夏先生口無遮攔，言語上也許得罪了她，但對她是真心的，幫了她這么多忙，於梨華怎么可以這樣寫夏先生！你怎么不早點告訴我們這本書的事？她把我形容成潑婦，把夏先生描寫得如此不堪……”“我以為你們早就看到了，你們是那么熟的老朋友。”電話中我告訴王洞：“直至如今，我沒敢問幼石看過這本書沒有……”看過書的圈中朋友都認為此書有欠厚道，也無必要如此寫曾經的知己。

《在離去與道別之間》主要內容是寫於梨華和陳幼石之間的恩恩怨怨，以及於梨華毅然離婚改嫁紐約大學校長的前前后后。於梨華、陳幼石和我曾經是大家口中的“三劍俠”，我們可以推心置腹地聊天、互訪，在一起度過許多愉快的時光。跟於梨華的認識是從國聯電影公司買下《夢回青河》的電影版權開始，可惜沒有演我就離開電影圈了。

跟王洞通話不久后，我因為探訪朋友們去了華盛頓一次，也探訪了現在孀居的老朋友於梨華。她告訴我大陸要出她的文學全集，我馬上不假思索，直爽地告訴她：“我沒有資格評說，每個人各有角度，只能大不敬勸告你，你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如果出全集就不要將《在離去與道別之間》納入，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讓年越古稀的夏氏伉儷傷心……”至于她有沒有采納我的意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是過來人，夏先生走后，我生怕王洞寂寞，常打電話關心她一下。王洞在電話中告訴我，夏先生走后沒多久，很多文學雜志、書報都停寄了，讓她一下子體會了現實社會的人情冷暖，聽后我黯然神傷，在比雷爾走后不久我也遇到不少“被欺負”的事，往往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我的結論是：人必須保持赤子之心，學會笑對冷酷無情的世界！

之后，我們兩個單身女人有時相約看電影、逛博物館、下館子，王洞發現我經常單槍匹馬出外旅游，非常羨慕，但自己沒有旅行經驗，2015年正好我已經報名去意大利西西里島旅游，馬上加上她可以結伴，2018年還一起去了泰國和越南觀光三周。

聊天時，我發現王洞一生一直為了照顧女兒自珍、照顧先生衣食住行而活，沒有自己。夏先生生前對王洞有不夠尊重的言行，所以王洞希望現在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不但不笨，而且很聰明、很能干、很有能量。王洞對我說得妙：“你不用常想著給我打電話怕我寂寞，比雷爾生前對你這么好，而我正好相反，現在少了個罵我的人，日子過得舒坦多了。”五年以來我親眼看到王洞漸漸地活出了自信、活得滋潤、活得悠然自得，她待人接物溫暖又體貼，整個人變得活潑起來，真替她高興。

2013年出版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開始著手整理是在夏先生2009年大病之后，夏先生身體大不如前，但又感到出版的緊迫性，于是王洞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在書的“自序”中夏先生寫：“內人王洞，在照顧我起居之余，替我整理信件，校閱書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對此書的完成，亦有貢獻。”夏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前，一直惦念著出版兄弟兩人的往來書信，但已經力不從心。王洞不希望“假以他人之手”完成“壯舉”（需要整理夏志清、夏濟安通信六百一十二封）。這批信件在王洞監督下，由王德威主事，推薦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率領他的團隊一一打字編注，并得聯經出版公司支持，從2015年——夏濟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開始陸續出版。通信集共分五卷，目前第五卷在校對中。王德威表示：

不論就內容或數量而言，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要事件。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學，終于夏濟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腦溢血過世前，時間橫跨十八年，從未間斷。

負責編注的季進寫：

從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與長兄夏濟安先生之間魚雁往返，說家常、談感情、論文學、品電影、議時政、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內容相當豐富。精心保存下來的六百多封書信，成為透視那一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極為珍貴的文獻。

王洞在序中有這樣一段有情有意的告白：

是我太大意， 沒有把他（夏志清）照料好。可是他愛美食，好熱鬧，常有親友來看他，不時見報，上電視，他是快快樂樂地，安安靜靜地走的，凡事難兩全，我也就不再自責了。

我的理解是：王洞敬重丈夫的才學，欣賞夏先生“宰相肚里能撐船”對人的大度，對家里的責任感和對親人的照顧，這些優點都讓她可以包容丈夫的異行怪語。

夏先生走后，五年以來王洞千辛萬苦整理、校閱書稿，一來對兩兄弟的手足情深王洞十分欣賞和看重，夏志清給夏濟安的最后一封信是1965年2月19日，信寄出時，夏濟安已躺在醫院里昏迷不醒，不久與世長辭，至今王洞還常常提起，想再去伯克利給哥哥夏濟安掃墓。二來她想讓夏先生地下有知，讓事實證明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不久前王洞告訴我：“年輕時在臺灣算過一命，算我將來會走上文學的路，而且會因為文學成名。我想自己明明是臺大經濟系畢業，又從來不喜歡文學，怎么可能哪？不料遇到了夏志清一九六九年跟他結婚，那豈不是跟文學掛上了鉤！這幾年《夏志清、夏濟安通信集》出版，兩岸三地轟動，我也開始成名了，那不是因為文學嗎？王德威寫《我已經永垂不朽！》懷念夏志清先生，那現在‘永垂不朽’這四個字也可以安在我身上啊！”看到王洞得意、興奮得一臉通紅，我不由自主地贊道：“好！真好！！真的好！！！”

王洞告訴我她與夏志清1967年相識，夏志清1982年才開始寫日記，所以后面發生的很多重要的事和值得記下的人，王洞心中都有本“賬”，前一章“通信集”吿一段落，她希望人們可以由夏志清的著作及與兄長的通信窺視他的人際關系與學術研討的心路歷程。然后，王洞握有第一手資料，可以慢慢一筆筆記下，親自書寫他們伉儷的后一章。如此一來，豈不是“我們已經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