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萬美元可以做些什么？最近，在這個問題上，山東上市企業步長制藥董事長趙濤一家，以其親身行動為我們做出了一個極壞的示范。在多家美國媒體的報道和國內媒體的跟進之下，趙濤以行賄方式幫助其女兒進入斯坦福大學一事，受到了全面而徹底的曝光。而650萬美元的“天價”，更是讓這起事件染上了一層“人傻錢多”的荒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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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曝光之前，在外人看來，趙濤的女兒趙雨思似乎是個貨真價實的“高材生”。她在對美國大學申請至關重要的ACT和TOEFL考試中分別取得了33分和111分的優秀成績，并得到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斯坦福大學錄取通知書。得到錄取之后，趙雨思還專門在互聯網上錄制了一段視頻，向那些正在為申請而努力的后輩們“分享成功經驗”，儼然一副憑實力入校的樣子。當時觀看這則視頻的后輩們恐怕很難想到，她的“成功經驗”竟然如此“昂貴”。

事實上，斯坦福是以“帆船特長生”的形式被斯坦福錄取的，而她之所以會被認定為“帆船特長生”。正是因為找濤一家通過中間人，向手中握有特長生認定權的斯坦福大學帆船教練約翰·范德默爾進行了行賄。最終，帆船教練的受賄行徑被校方發現，校方因此開除了這名教練，以及包括趙雨思在內的數名依靠行賄偽造特長的學生。

有關新聞公開之后，迅速點燃了公眾的怒火。人們之所以對這樣的新聞特別憤怒，正是因為趙濤一家的行為損害了對廣大公眾而言最為敏感的教育公平。盡管這起事件發生在美國，但是，對國內公眾而言，這種教育行賄行為帶來的隱憂，卻并不能被國境線阻擋在千里之外。趙濤一家在子女教育問題上“金錢開路”的操作，會大大強化普通家庭的對子女教育的焦慮。人們難免恐懼：如果這種現象并非個案，而是在不為人知的角落里普遍存在，教育豈不是成了“錢多者勝”的殘酷游戲？若是這樣，心懷夢想，全憑自己努力的莘莘學子又該如何自處？

從樂觀的角度上看，這種性質惡劣的行賄事件，當然是一種小概率事件。畢竟，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明目張膽地在錄取環節賄賂關鍵人士，都不大可能逃得過監察者和媒體的眼睛。然而，如果我們只能看到行賄這一種金錢影響教育的方式，甚至把趙濤一家被“中間商”利用，以至于多花了許多錢的事當做笑話來看，恐怕大大低估了金錢對教育公平的侵蝕能力，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

以美國的高等教育為例，在這起事件曝光之初，就有人評論道：趙濤一家的失誤，僅僅在于他們找錯了花錢的門路。向招募特長生的帆船教練行賄，當然是一種“一抓一個準”的違法行為，但除此之外，有錢人想把孩子送進名校，卻還有太多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合法”形式。對許多斯坦福這樣的私立名校而言，優先錄取為學校大額捐款者的子女幾乎是公開的錄取規則，而在錄取標準多元化的大環境下，富豪子女在社會活動上更是占盡了優勢。而除了這些軟標準之外，硬性的成績也并非沒有作假空間，甚至在TOEFL這樣的權威考試中，近日都發現了專門為中國富豪子女提供替考服務的團伙。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地位的砝碼在教育天平上的重量遠超一般人的想象。

而在國內，這種現象其實同樣存在。此前，原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的惡性腐敗案件，如同這次的“650萬”事件一樣，將自主招生中的“貓膩”暴露了出來。而在這類顯著違法的個案之外，有錢人同樣可以采取為子女安排社會活動“鍍金”，為子女辦理港澳戶籍“繞路”，邀請優秀運動員與子女組隊“蒙混過關”等方式，讓子女通過統一高考以外的途徑進入名校就讀。這些路徑的存在，本質上同樣是一種由金錢導致的教育不公。

事實上，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不公，都不是以行賄這類違法犯罪行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更多的不公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法律制度未能充分覆蓋到的“空子”里。如果說前一種不公是偶發性的不公，比較容易處理的話，后一種不公則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頑固性，很難輕易消除。自主招生、特長招生等多元招生渠道都可能成為教育不公生存的土壤，但如果對這類多元招生渠道采取“一刀切”的態度，又難免“傷及無辜”，衍生出新的問題。對此，有關部門還需以審慎的態度，一邊對各種隱蔽、頑固的結構性不公保持警惕，防范金錢侵蝕教育公平，一邊想辦法在保障公平的基礎上拓寬招生渠道，改善評價標準，如此才能讓公眾對教育公平放心。

（原題為《650萬美元“買”進斯坦福，警惕金錢對教育公平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