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編纂者的后人應邀參加了紀念會議。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已故名譽所長、《史林》第一任主編方詩銘先生之女方小芬表示，父親的專業是古代史，五四運動史并非他的專業，但是他仍非常樂意參與這項研究。“這些編纂者中，有些是我父親的前輩，有些是他的同輩，他們都是杰出卓越的歷史學家，但都樂于從事編撰史料這樣基礎性的工作。”

她正在為父親編寫年譜，此前并不知道父親曾參與五四運動史料的編纂，直到為其整理藏書，發現兩個版本的《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馬軍研究員對這些資料的挖掘非常有意義，否則，隨著親歷者的離世和資料的遺失，這些往事很快會淡出人們的視野。”她說。

《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出版距今已經有59年，當年的主要編纂者中，只有湯志鈞先生依然健在。湯志鈞之子湯仁澤在會上回顧了當年父親參與編纂工作的往事。他提到，湯先生曾回憶，時任歷史所所長李亞農先生希望這部史料選輯編出上海的特色，避免與北京方面出版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重復。中外書籍、報刊豐富是上海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史料選輯編纂時充分利用了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的豐富館藏。湯志鈞先生還曾親赴北京各大圖書館搜尋珍貴的中外文資料，在艱苦的條件下編選出一批此前未被發掘的資料。

馬博庵先生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是我國對外關系史和國內縣政、鄉村經濟等學術領域的專家，早在1930年代就任金陵大學歷史系主任，1957年由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分配到中國社科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精通外文的他后來成為歷史所編譯組的得力成員，留下了《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等重要的譯文資料。馬博庵先生的外孫女潘丹華女士在會上回顧了他廢寢忘食的學術研究、一生忠于祖國的滿腔熱血和晚年命運的波折，與會者無不唏噓動容。

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抗戰史研究會以及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學者也發表了對史料集及相關新資料的看法。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葉斌表示，這部史料的學術價值并未褪色，前輩學者在書中展現了他們的史識和學力。“這本書的上、下編安排合理，既展現了五四運動的完整歷史過程，又能突出它的重要方面。我們今天研究五四，又積累了不少‘后見之明’，思路更加豐富，但我們也感覺到許多研究缺少了前輩高屋建瓴的氣魄和格局、大的歷史觀。”他還表示，“我們應有新的眼光對五四運動在上海進行研究。要理解當前世界的百年變局，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應從一戰說起，從國內歷史的角度要從五四運動講起。五四運動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在這本資料集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帝國主義的罪行、中國人民的斗爭，也能看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一戰后的世界格局，在上海就已經呈現出來了。這些新問題可以在這部史料集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研究。”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周武在發言中說，當年的編纂者們以純手工的方式對史料進行“地毯式搜索”，鑒別編選的細致資料至今仍在被學界使用。“即便今天的檢索手段已有長足的進步，前輩編寫的經典資料仍在澤被后學。他們從零做起，不懈努力，這種價值和精神是永恒的，但過去我們對這樣的工作有所忽視。”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羅蘇文表示，如果《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如果有再版的機會，希望能把參與編撰的諸位先生姓名列上，并盡快將他們的回憶錄、傳記編寫出來，他們那種全身心投入、毫不考慮個人得失的學者精神令人感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