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緊密關系，歷來為人所共知，正如北大嚴家炎先生所述：“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tǒng)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

大概也正因為金庸小說中這種儒道釋、諸子百家無所不包的特點，近年來有一種論調，認為金庸小說中的諸多主角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別的俠，如郭靖是儒俠，楊過是道俠，段譽虛竹是佛俠。這樣的劃分簡潔明了，很容易被廣泛接受，但真的合理嗎？

說郭靖是儒俠似乎可以理解，“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確實體現了一些儒家的理想信念，但他重視實干的一面，又似乎更靠近墨家。那么，楊過是否是道俠呢？這個道俠的“道”到底指涉什么含義呢？

你說的“道”是什么“道”

談及“道”，我們可能就要頭疼了，因為這個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很多層含義。莊子的“道”與老子的“道”可能略有不同，魏晉的“道”與老莊的“道”有很多不同，“道教”的“道”和“道家”的“道”又幾乎是兩個概念。甚至，根據李申先生的《道教簡史》，“道教”這個概念原先根本不是指我們現在理解的道教，而是指儒家，如《墨子》中載：“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而所謂“道家”，最初根本不包含先秦的老、莊，而是特指漢初黃老之學。

此外，即便我們不去糾結字義上的源流考證，僅僅談我們現在通常意義上理解的道家，會發(fā)現這其實也并不容易。“道”這個概念仿佛人人都可以談，但很少有人可以說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談“道”。老莊固然提出了一種“道”的理解，但漢之后融入陰陽家等學問之后的黃老學與老莊學問已經有了很大不同，魏晉時期王弼等人對老莊的闡發(fā)，也必然帶有他們的時代關注。佛學興盛起來后，道家又向佛學取經，要劃分出一個“道”的概念就更讓人頭疼了。像蘇軾這樣儒釋道融貫的思想家，你能輕易地說出他某一句話究竟是屬于儒釋道中的哪一種嗎？

面對“道”，中國人已經頭疼了，外國人就更是如此。據2013年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在德國，《道德經》德譯版本總計102本，研究《道德經》的德語專著達到700余部，德語中對于“道”有許多種不同的理解，包括Gott（上帝）、Vemunft（理智）、Weg（道路）、Wort（話語）等。

大概是覺得“道”這個詞實在是不可譯的，所以英語國家的譯者在翻譯“道”時干脆音譯過來，寫作“tao”，也就免去了理解的困難，保留了其自身的多義性。但這里仍然有問題。如前所述，中國文化里的“道”和“道教”的含義大有不同，但英文里一律翻譯為“taoism”，足見他們其實并不明白其中區(qū)別。

那么，話說回來，當我們把楊過歸類為“道俠”時，你說的“道”究竟是哪個“道”？

楊過的“道”是什么“道”

盡管對“道”的定義困難，但我們生活在這個文化氛圍中，如果僅憑直覺對一些行為作出劃分，看是否是“道”的，其實不那么困難。因此，我們也可以不去糾結字義，僅籠統(tǒng)地看一看，究竟是楊過的哪些行為，讓我們對他產生了“道俠”的印象。

楊過思想里最讓人聯(lián)想到“道家”的，恐怕是他對于世俗禮教的反抗。大勝關英雄大會上，當小龍女與楊過當眾表白情意時，黃蓉郭靖基于禮教觀念，認為師徒結婚是不可容忍的事情，黃蓉說：“龍姑娘既是你師父，那便是你尊長，便不能有男女私情。”郭靖干脆氣到爆粗口：“小畜生，你膽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但楊過仍然執(zhí)拗，說：“姑姑教過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總體上，道家對禮教一向不大客氣，《莊子》外篇《駢拇》、《胠篋》等篇中，都對禮法造成的違背自然現象進行了批評。莊子認為禮法與人的自然本性是相違逆的，甚至認為，禮法最終必然會淪為盜國者統(tǒng)治民眾的工具。因此莫如絕圣棄智，舍棄所謂的圣人禮教，回歸人的天性。魏晉之后，道家思想也一再被用做對僵化的禮教規(guī)范的反抗。

除了反抗禮教，楊過的“道”還體現在與黃藥師的相知。黃藥師可能是金庸武俠世界里最具魏晉風度的一個俠客，小說中說他：“常道：‘禮法豈為吾輩而設？’平素思慕晉人的率性放誕……”聽到女兒去世的假消息時，狂歌亦有晉人風范。楊過與黃藥師一見傾心，覺得“只是黃藥師說到甚么，他總是打從心竅兒出來的贊成” ，甚至想與黃藥師拜把子結成兄弟。黃藥師顯然體現了魏晉的“道家”氣質，楊過與他如此相投，自然也很“道”了。

此外，說楊過是“道俠”時，有時還會強調他至情至性、重視情感的一面。這就叫人難以理解了。因為在老莊的思想體系里，像楊過這樣天生熱血的人，必然是做不到逍遙超脫的。當妻子死亡時，莊子本著死生一也的世界觀，認為生與死不過是氣的流動變化，本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因而只是剛開始感慨了一會兒，馬上就箕踞而坐，鼓盆而歌了。你能想象小龍女去世之后，楊過“箕踞而坐，鼓盆而歌”嗎？如果不是絕情谷底有深潭，楊過早已為愛殉情了，像這樣的人，豈能悟道？

魏晉的士人們似乎更加重視情感了，他們講“情之所鐘，正在吾輩”，《世說新語》里記載了許多士人重情的故事，但細究可以發(fā)現，他們的重情大多限于親人朋友，很少為愛人悲痛的。這與楊過的至情至性也有著不同。

那么，楊過這個人物究竟體現的是怎樣的世界觀呢？

西式的俠？

我們通常強調金庸小說里包羅萬象的中國文化要素，確實，琴棋書畫、諸子百家是金庸小說中最為顯露的部分。但事實上，金庸的武俠世界里還有一塊背光的區(qū)域，這就是西方文學的影響。

金庸最愛的外國小說家是大仲馬，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對于《書劍恩仇錄》創(chuàng)作的影響十分明顯，他還曾提到過《天方夜譚》的敘事模式對于《雪山飛狐》創(chuàng)作的影響。此外《射雕英雄傳》中郭靖黃蓉養(yǎng)傷一節(jié)，也被論者普遍認為受到了西方戲劇的影響。

因此，論及楊過的違抗禮教，究竟是道家思想的顯露，還是近代以來西方自由觀念的影響？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楊過的至情至性，對小龍女的一片癡情，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較少談及的部分。而十六年后楊過為情而死的沖動，是西方文學中經久不衰的主題，較早的有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羅密歐朱麗葉殉情的情節(jié)，稍遲有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喬治·桑的《瓦朗蒂娜》等。據稱，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出世后，曾引起效仿狂潮，殉情的青年人數直線上升，一度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里，恐怕是較少見到的。

因此，把楊過簡單歸類為“道俠”似乎是站不住腳的，我們需要看到金庸小說思想上的復雜性。某種程度上，楊過的故事雖然發(fā)生在宋代，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待楊過的思想和性情，都不會讓你覺得他與現代有什么脫節(jié)。金庸恰恰創(chuàng)造的是中西古今融會貫通的武俠文本。

參考資料：

1.《道教簡史》，李申/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7月版

2.《金庸小說與傳統(tǒng)文化》，嚴家炎/著，收錄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