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基督教由歐美傳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基督教通過傳教差會，向華捐款、派遣傳教士最多，對中國基督教影響極大。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基督教開展了“三自革新(愛國)運動”，割斷外國津貼，實行獨立自主，隨著1950年代“反美”形勢的發展，除了基督教領袖吳耀宗、丁光訓等人與個別美國進步朋友保持零星通信以外，作為整體來說，中美基督教之間斷絕交往近三十年。

破冰之旅

經過“文革”的噩夢，1978 年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1月1日起，中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2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同年8月趙樸初、丁光訓率領代表中國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中國宗教代表團一行九人去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參加世界宗教和平會議( World Conference of Religion for Peace, 簡稱WCRP )主持的第三屆世界宗教和平大會。這是中國宗教界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組團踏出國門。

美國基督教有代表各大主流教派的聯合組織，稱為美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簡稱NCCUSA ，以下稱美基聯) 。這個組織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辦公室從1950年起，一直關注從中國撤出的傳教士的去向，在中國的教會以及教會設立的教育、醫療、慈善等機構的情況，把收集到的信息登載在該會出版的《中國公報》（China Bulletin）通訊刊上。 1960年代，當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勃起，美國國內人民抗議種族歧視、反對越戰的聲浪漸高，進步勢力對于中國的革命產生同情，這也影響了美國基督教界的部分人，美基聯于1962年將《中國公報》改為《中國導報》（China Notes），1966年鼓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同年正式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辦公室下面成立“中國事工”( China Program) 的部門。1970年代，乒乓外交以后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進一步朝正常化的方向發展，美基聯更尋求機會與中國基督教恢復聯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不久，該會海外傳教部執行主任司道克偉爾 ( Eugene Stockwell ) 等美國教會領袖以個人身份去南京，訪問丁光訓主教，了解中國形勢的變化，以及丁主教關于中國基督教對國際交往的基本態度。1979年，美基聯得悉丁光訓等將來到美國，便趁此機會邀請中國代表團內的基督教代表，在和平大會以后留下來訪問美國教會。   

圖 | 2006年胡仲揚夫婦（右一、三）與作者（右二）在洛杉磯“中國教會圣經事工展”會場上

美基聯總部設在紐約“教會中心大廈”( Interchurch Center ) 內。當時達賴喇嘛正在美國，本來也要訪問該總部，我國基督教代表對此提出異議，如果他們接待達賴，我方不可能去訪問，美方為了使這次訪問成功，把達賴拒之于門外。 

1979年9月2日，上海地處市中心的沐恩堂恢復禮拜，消息很快通過中國代表傳到美基聯，造成轟動效應，美國基督教界認為這是宗教在中國重獲信仰自由的標志，這是丁光訓等后來告訴我們的。

9月9日，中國代表在紐約久負盛名的河濱大教堂參加禮拜，丁光訓主教應邀講道，受到美國基督教界的極大關注。丁主教以嫻熟的英語、深邃的神學語言、親切又幽默的態度發表了他的演講。他在代表中國基督徒向聽眾致意時，感謝美國基督徒在聯系幾乎完全中斷的年代里，一直為中國基督徒禱告。他說：“你們有些禱告的話是根據誤傳，但我認為不要緊，上帝聽的時候心里是清楚的。”接著他引《圣經·舊約》中約拿的故事，約拿受上帝差遣去傳教，告訴尼尼微人因罪惡滔天將遭毀滅，可是當尼尼微人真心悔罪而得到寬恕時，他反而不悅，說明基督徒往往缺乏對人民群眾真實的關愛與同情。中國基督徒現在深刻領會與人民有共同立場、共同語言的重要性。他還針對西方只注重個人，否定集體的存在主義思潮，強調人們的社會組織中有莫大的教育意義和靈性的潛在力，基督徒與上帝的交往也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他借此表明我們中國基督徒與中國人民共命運，并將在中國的集體生活中實踐基督教的信仰。

圖 | 1979年中國基督教代表丁光訓（中）等人在紐約河濱大教堂門口。左二為胡仲揚

中國基督教代表共四人：丁光訓是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李壽葆是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副總干事，韓文藻是南京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陳澤民是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這個非正式的代表團在1979年9月用了三星期的時間，馬不停蹄地訪問了美國除紐約以外，華盛頓、亞特蘭大、印地安納波利斯、芝加哥、圣保羅、舊金山等六個城市，會見美國基督教各教派領袖、社會各界人士、大學師生，特別是神學院師生，如丁光訓的母校協和神學院，舊金山天主教、新教共同合作的神學院聯盟等，接觸面非常廣泛。每到一處，中國代表都被邀介紹國內情況，然后是一連串的發問，包括被采訪，與老朋友、過去的傳教士敘舊。

華人夫婦全程陪同

這次訪問由美基聯邀請安排，全程陪同的是“中國事工”部門的胡仲揚（Franklin J. Woo）牧師和他的夫人黃獻真（Jean Woo）女士。

胡仲揚1925年出生于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一個裁縫的家庭，親歷美國經濟大蕭條，家境困難，九歲時曾在街頭為人擦皮鞋謀生，對于美國的排華法案，華僑在美國求生的艱苦歷程有切身感受。胡仲揚在華人基督教青年會接觸基督教，1945年在海軍服役時受洗，復員后進加州伯克利大學，本來是學細菌學和藥學的，他在唐人街華人教堂服務后，感到人的心靈需要更為重要，決心讀神學，獲舊金山神學院碩士學位，后來又獲哥倫比亞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1960年胡仲揚被按立為牧師，1965-1976 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講師與校牧。他幼時在唐人街華文小學讀過古詩，這個時期，與中國師生如謝扶雅、錢穆、唐君毅、余英時等人的交往，使他對于中國歷史與哲學產生濃厚興趣。1976 年，美基聯“中國事工”招聘人員，胡仲揚應聘成功，從此與中國基督教結下不解緣，自1976年至1993年一直擔任美基聯該部門主任。

黃獻真生于1934年，父親是建造滇緬公路的工程師，母親是第三代華僑，外公是愛國中醫，特別照應留學及訪美的華人，曾經接待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教務主任張朋春，幫助他們在美國募捐，并把孩子送到南開大學學習。他還曾邀雷潔瓊當孩子們的中文家庭教師，以后兩家一直保持交往。黃獻真虔信基督教，教胡仲揚學習中文圣經，1956年二人結婚。她有社會工作者的大學學歷，也曾獲哥倫比亞教育學院碩士學位，1979年后在美國長老會東亞辦公室任職，并代表長老會參加美基聯的中國事工委員會。胡仲揚從“中國事工”卸任后，1993年至1995年黃獻真繼續當了兩年該部門主任。

1979年中國基督教代表在紐約時住在他們家里，以后的訪問由他們夫婦全程陪同。在與中國代表朝夕相處的日子里，他們對于中國教會在近代的歷程與新中國成立后的變遷，有了深刻的理解。丁光訓等談得最多的是中國的獨立自主和中國基督教的獨立自主，中國人民一百多年屈辱于外侮，現在站起來了，三自愛國運動使中國基督徒認識到，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也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教會必須融于本國社會，要先談本國性 ( national )，然后才談得上國際性( international)。由于胡仲揚、黃獻真是華人，他們對于近代史都有所了解，也有相關的經歷，使他們比一般美國人更容易理解中國人的愛國感情。

我國代表強調訪問的目的是多聽，多看，多了解。胡仲揚夫婦安排了多方面的參觀，包括與本土印地安人會晤，坐在農場拖拉機上采摘番茄等；更主要的是通過座談，讓更多美國人與中國代表直接接觸。話題很多，需要挑選容易引起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內容。美方急于了解基督教這幾十年在中國的經歷，我方盡力正面介紹在社會變革中的領會。美方介紹情況時，也并不掩飾他們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犯罪率、家庭瓦解、族裔矛盾、軍備競賽、經濟危機等等，使我方對美國有比較全面的認識。我方最感興趣的是美國以及世界基督教的發展趨勢，如天主教梵二會議對神學的新理解，當時在國內很少報道。

由于美國與中國的經濟、歷史、文化多方面的差異，加上隔絕的時間太長，“文革”又造成那么多負面影響，思想上的溝通真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代表中有二人是全國政協委員，談到中國共產黨有統戰政策，美國聽眾對“統一戰線”很不理解。據說1976年版的英文《韋氏大字典》對于“戰線”（front）就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我們普遍理解的，即“連接不同元素去達到某種目的的運動”。另一種是所謂“虛構的現象（feigned appearance）”，指為了控制利用人而進行掩飾真相的行為。在冷戰思維的語境中，共產黨的“統戰”被理解為后者。美國人不明白基督教領袖為什么要去參加“政協”這樣的政治組織。要使他們明白這個社會組織的建立是善意的，是聯合各界為了人民大眾謀福祉，基督教界的參予體現民主，如為1975年憲法中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提出修改意見等等，代表們闡述時頗費周折。

作為陪同，胡仲揚夫婦感到有責任促進友誼，避免不經意的傷害，可是在群眾場合，難免會出現挑釁性的問題。在一次會議中，有一個人向坐在臺上的中國代表發難：“你們現在還讀《圣經》嗎？”（諷刺他們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位代表忍不住，面有慍色，幸虧善解人意的丁光訓立刻解圍說：“是的，我們希望今后有更多時間讀《圣經》。”這些都使胡仲揚夫婦感到，要真正促進中美基督教之間的彼此理解，任重而道遠。

盡管有種種溝通上的困難，這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基督教人士訪問美國的破冰之旅，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訪問。丁光訓對他們夫婦二人的工作極為滿意，訪問結束時，在公開場合對美國人說：“我們原來是四人代表，現在我可以說，是六人代表。” 

平等對待和相互尊重是交往的基點

訪問結束后不久，美基聯的中國事工委員會于1980年2月通過了胡仲揚寫的題為《相互關系：對話的先決條件》的文件，定下了美國基督教對于開展與中國基督教交往的工作原則，是具有長遠指導性的文件。

提要（摘錄）共六點：

一、確認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號召他的子民在全世界為他做見證。

二、確認中國的獨立和自我意識，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三、確認中國基督教會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完整性。

四、承認19-20世紀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運動，雖具有高尚的目的和顯著的成就，與西方帝國主義系統地綁定在一起。

五、承認我們在各自的社會中受到約束。

六、展望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建立相互關系及互相依賴。

文件除前言和結語，有三個段落：“反帝和中國的自我意識”針對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侵略的指責，文件承認傳教士帶著拯救落后地區人民達到美國標準的使命感，以及西方文化優越感去傳教，和當時外國商人、政府、軍隊的行為相當一致。雖然傳教士中也有人主張中國教會應當獨立，但無法實現，只有通過革命，中國教會才與中國人民一起獲得了自主。對于中國教會而言，要融于中國人民，三自愛國運動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承認這段歷史，才能在中美基督教之間建立新的關系。在“宗教信仰自由，中國人的身份與國家安全”段內，作者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國國內的宗教情況：1）中國共產黨是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并沒有反宗教，反宗教的是“四人幫”。2）宗教是人性的一部分，共產黨雖不看好宗教，也承認生活的復雜性遠勝于概念。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有密切關系。3）要從當今的現實來看待中國的宗教。文件援引了《人民日報》1979年3月15日、10月17日的兩篇有關宗教的文章，說明宗教要與封建迷信劃清界限，也要提防另類政治勢力的利用，這是中國從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提出的要求。“相容性和多樣性問題”段，則重于預測中國基督教在聯合道路上的發展 。

圖 | 1979年中國宗教代表團全體成員(左至右)：陳澤民(基督教)、丁光訓(基督教)、楊品三(伊斯蘭教)、趙樸初(佛教)、李壽葆(基督教)、李榮熙(佛教)、明旸(佛教)、馬賢(伊斯蘭教)、韓文藻(基督教)

文件以很大篇幅反映民族民主革命對于中國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及狀況，使美國人有比較正確的了解，目的是為了重新建立關系，即六點提要中的最后一點。如何能夠做到？作者在結語中指出：“基督教的傳福音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需要彼此傾聽……，在回顧與省視中，發現上帝在人們不同的處境中都有他的工作，引領我們的現在和將來。”文件強調要摒棄大國沙文主義和冷戰思維，實行“創新性地聆聽”（creative listening），即認真地、平心靜氣地傾聽對方，為此須有平等對待和彼此尊重的態度，這就是重建關系的基礎。國際基督教界常常強調各國的教會要“互相依賴”(independence)，中國基督教強調獨立自主 (dependence)，并非抱“關門主義”，關鍵是在普世基督教大家庭中，各個成員都是平等的，應該有自我尊嚴的意識和相互尊重的態度。文件傳遞并接受了我國基督教的主張，把“平等”與“尊重”列為“對話的先決條件”，這就為中美基督教重建關系掃除了障礙。

在這個文件的精神指導下，美基聯于1983年發表了《關于中國的政策聲明》，明確“尊重中國基督教團體（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自主性與完整性”，“不要企圖再恢復舊時代的傳教事業”，“對于關系到中國教會的事務，要進行教會性質的協商，由雙方共同做出決定”。這個共識在當時，以至今天都是難能可貴的。隨后美國的主流教派，如長老會、聯合衛理公會也紛紛發表對我國基督教的友好聲明。1986年美基聯的“中國事工”組織了來自22個國家的140位基督教人士，在南京開展了“南京’86”研討，主題為“在不平衡的世界中如何實現普世性分享?”，闡明各國教會之間的“分享”牽涉到公平正義的問題，應該是“互惠”，而不是一方借此統治另一方，進一步加深了平等相待的意識。我參加了這次活動，得悉第三世界的教會很認同這個創見。

在上述過程中，胡仲揚夫婦都起了關鍵作用。

為增進中美友誼長期努力

在胡仲揚夫婦主持美基聯“中國事工”期間，他們不遺余力地促進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中國教會與美國教會之間的友誼，在胡仲揚主編的《中國導報》上，經常翻譯轉載我國基督教的文件，登載有關中國的書籍評論。黃獻真自1981年起，為美國長老會編輯《中國近況》（China News Update）通訊刊物達二十七年之久。此外，盡量創造條件，擴大雙方面對面的交流，是他們共同的努力途徑。

我第一次遇見黃獻真，是1980-1981年，她兩次陪同美國“教會婦女聯合會”（Church Women United ）的領導人王恩賚（Dorothy Wagner, 她在中國當過傳教士）來訪。這個組織后來發展成為包括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婦女共同參與的國際團契，發起每年3月舉行“世界婦女公禱日”，以示各國基督徒婦女彼此關懷，祈求世界和平，我國基督教實行至今。

1983 年起，我以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干事的身份主持編輯贊美詩的工作，黃獻真專程到編輯部來采訪，對于我國基督徒的創作特別重視，翻譯了部分內容，向美國基督教界介紹。

1985年，丁光訓與我國社會人士合作，發起成立公益性組織“愛德基金會”，使用外國基督教的資源，為我國社會服務。美基聯的“中國事工”積極響應，在美國各教會內招募人員，七年中向我國的大中院校免費提供了一百多位英語教師。他們以文化交流為己任，嚴格遵守“不進行傳教”的承諾，這些教師回國以后，都成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在救災等項目中，美國基督教界也通過“愛德基金會”盡力資助 。

圖 |1991年，胡仲揚、黃獻真夫婦(右一、二)以及殷繼增(左三)、闞學卿(右三)兩位牧師在白宮受到布什夫婦的接見

美基聯還協助中國基督教向美國派遣神學留學生。當時中國人去美國的不多，胡仲揚、黃獻真的家經常是中國基督教訪美人士、有關學者、留學生的流動接待站，無數批訪客在他們的家里暫住，獲得美國社會及教會生活的基本信息，并體會家的溫暖。

在美基聯與美國長老會的支持下，他們夫婦多次組織“中國學習訪問團”，率領美國教會人士來國內訪問，親自陪他們去各地教堂、神學院，為他們做翻譯，通過與中國牧師、信徒的交談，改變了許多人對中國和中國教會的誤解。在這些訪問中，黃獻真細致、親切的工作作風，特別具有潤物無聲的影響。

有一件關于中美交往的事值得記述。1974-1975年，美國老布什總統曾擔任美方駐華聯絡處主任，當時正值“文革”期間，教堂關閉，但北京有專為外國外交官設立的基督教禮拜，由當地的殷繼增、闞學卿牧師主持（二人現在均已去世）。布什夫婦經常騎自行車來參加，他們的女兒Dorothy就是由殷牧師施洗禮的。當他們回國時，向這兩位牧師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們訪美時可以見面。

1991年, 這兩位牧師應美基聯之邀訪問美國, 由胡仲揚夫婦接待, 他們便提出想拜訪布什夫婦。當時布什已任總統，海灣戰爭正酣，胡仲揚感到不便打擾，有點為難，但他還是給布什夫人芭芭拉寫了信，很快得到回音，于是胡仲揚夫婦陪同他們經過嚴格安檢進入了白宮，受到布什夫人高規格的茶敘款待，可是黃獻真因忙于雙方傳譯，無法享用。布什總統在召開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刻，親自會見了這兩位中國牧師，拍照留念。當他看見殷牧師的領帶上沒有領帶夾，他立刻把自己的領帶夾取下，為他戴上，表達了對老朋友的深厚情誼 。

胡仲揚對促進中美友誼的熱情，有其鉆研并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受秦家懿、杜維明導師的影響較深，他們二人都是研究儒學的學者，曾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任教。胡仲揚在美基聯工作期間，經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參加關于宋明理學的討論，是在美國各地進行儒學與基督教對話的協調員。他認識到宗教在中國原來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生活方式，基督教是西方強加給中國的，在現代中國，宗教呈復雜性，多元性。根據他的觀察，亞洲人信仰基督教，即使移居美國的，亦并未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儒家思想，特別是新儒學仍有影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東方的文化智慧在后現代時期，對中國，對世界都有裨益。

作為基督教的工作者，他推崇“處境化”的神學，即基督教在世界各地，應該在各自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發展，吸取養分，有自己的神學理解和工作特點。基督教的“普世性”建立于各地教會的平等交流和合作。為此，他完全支持中國基督教走“中國化”道路，并寄希望于中國基督教能在普世的交流中，作出更大貢獻。

胡仲揚、黃獻真已達耄耋之年，退休后遷到加州長老會傳教士退休所居住，仍關心中美交往，參加有關活動，包括教人打太極拳。胡仲揚心系中國研究，從1995年起，為哈瓦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術刊物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寫了九十多篇書評及文章。2018年，當他讀到復旦大學徐以驊教授在中國基督教兩會紀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后，寫下了共鳴性的評論，推崇“基督教中國化”，認為中國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共處經驗對世界有益，可以借鑒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首任主任杜維明所提倡的“文明對話”。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雙贏模式大有潛力及挑戰 。

美國的基督教在這幾十年中發生了不小變化，主流教派參加活動的教徒人數顯著下降，注重傳教的福音派人數上升。我國的基督教兩會從1990年代以后，與美國福音派的教會和教會團體也開展了交往，聯系的面比以前更廣了。美基聯的影響逐漸式微，胡仲揚夫婦退休后，“中國事工”部門已相繼撤消，但他們在重啟中美基督教交往中的獨特貢獻，還是值得留載史冊。

原標題為《一對華人夫婦推動中美基督教重啟交往》，載于《世紀》雜志2019年第2期。責任編輯：崖麗娟，新媒體實習編輯：鐘凱月。本文為《世紀》雜志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