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眾聲喧嘩，革故鼎新，上承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啟現代中國百年激蕩轉型，回望五四，我們該如何理解和緬懷？2019年4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攜新著《五四的另一面》做客單向空間書店，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李猛教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應星教授，展開了一場對現代中國轉型時代的跨界解讀，他們試圖把五四看作一個開放的系統，一個帶有一種立體的，包含各個面相的、非常有意思的系統，從這些不同的面相出發去進行思想碰撞與對話，希望可以深化對于五四這段歷史本身的觀察。

超越紀念史學：對“五四解釋學”的反思

今年恰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各種紀念活動也應運而生。楊念群先生指出，多年來，中國的史學界有一個習慣，每逢重大事件到百年，或者在某一個時間節點的時候，一定要大規模紀念或大規模討論，可稱之為“紀念史學”。“紀念史學”討論的話題可能都是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討論五四，肯定要討論到“民主“、”科學”這些概念，或者它們怎么在中國落地生根、演變，有什么人去推行，民眾又怎樣去接受，或者它們對中國歷史的整個變化產生了什么影響等等。但是，五四已經過去一百年了，我們不能總是討論一些舊話題，而應該討論一些新話題。《五四的另一面》一書從新的視角、新的路線，對五四的一些可能被遮蔽的或者說被忽略的面相進行了一些展示，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談到五四，一般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五四看作一場政治運動。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引起了國內各階層的激憤，誘發了一系列的涉及各個階層的激烈反應。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等等。同時，五四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年輕一代的激進活動家。在主流敘事之外，還有一種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后，掀起了“胡適熱”。我們知道，胡適以及一些當時的知識分子，把五四理解為一場自由主義的運動，把五四定位為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五四可以用另外一種敘事方式表達出來，從文化的角度去理解。

楊念群先生認為，這兩個角度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對立，同時又相互滲透。他還提醒我們注意，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外，還有一個“莫小姐”（道德倫理革命）。這方面大家注意得不夠，同時也一直被“民主”和“科學”這兩個非常耀眼的概念所遮蔽。這位“莫小姐”應該有被重新發現的價值。另外，理解五四，不應該僅僅局限在五四這一天，甚至不能僅僅把五四前后的一兩年作為解讀五四的時間段。而應該把五四看作一個長時段的、更加復雜的一場運動，甚至可以把視野擴展到晚清的變革——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再往后，可以延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猛先生指出，紀念史學往往在歷史敘事中投入了許多今人的道德和政治立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在《輝格黨式的歷史闡釋》中就指出了這樣一種史學。

應星則是談了幾點感想，他認為《五四的另一面》這本書是個很好的橋梁，溝通了幾個方面。書里開篇說是要去挖掘或打撈被思想史、政治史淹沒的社會史的維度，但這本書并不是簡單地從社會史切入。他回憶說，很多年前，楊念群專門談到，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的重要性，今天的社會史如果脫離政治史的背景而完全偏向用一種碎片化的方法去做，很多時候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狀態。《五四的另一面》這本書嘗試把政治史、思想史和社會史重新聯系起來，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努力，是要在總體史的背景中去安放社會史的位置，力圖實現史學和社會學、人類學的結合。

從后科舉時代到現代中國：從長時段來理解五四

楊念群認為，從長時段來理解五四，首先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五四以《新青年》雜志為主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的身份到底是如何產生的？這些身份又與當時的歷史狀況是什么關系？也即所謂的“身份認同”，他們的身份認同到底是什么？這些身份決定了五四的走向，也展示了五四本身的一些獨特性質。

如果要談到五四時期這些知識分子群體的身份，就必然要追溯到戊戌變法前后的年代。理解五四，必須要先看晚清。而晚清，有一個歷史事件的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科舉制度的崩潰。科舉制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一套官僚選拔系統，崩潰之后所產生的后果是什么？要了解五四歷史事件的深層原因，還應從所謂的“后科舉”時代來進行理解。

楊念群認為，科舉制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官僚選拔制度。首先，它是一個非常良好的分層制度。考中秀才，就可以成為鄉村最有文化的階層——士紳，但不能離開鄉村。考中舉人，相當于中層干部，可以當縣官。如果考中進士，可以進翰林院，等等。這樣就把人才相當精準地分布在了上中下三個層次，官員安排的合理性相當之高。同時，這個官僚選拔制度又是不斷流動的。考中舉人、進士，有當官的機會，有從地方到中央的機會，而官員退休之后又會回到家鄉。這樣就形成一個非常良性、不斷循環流動的機制。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后就產生了另一種人才培養方式——學堂教育。學堂教育培養的人才一般有四種，一種是受理科教育的一批人，很多成為地方官員的幕僚，給他們提供科技知識和輔助；還有一部分人是師范院校出身，到日本進修一年，學到速成的政法知識后回國，進入政府部門；第三種是軍事學堂里出來的學生，后來往往成為地方割據的軍閥；第四種是海歸，很多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學生，回國之后成為知識精英階層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些人接受了系統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訓練，但他們的人文素養往往不足。因為科舉制終結之后，整個人才教育和選拔機制有了相當大的變化，鼓勵掌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而人文知識占的比例非常小。最重要的是，現代學堂教育，不僅導致了專門化，而且導致了官僚選拔機能的喪失。學堂教育不是為選拔合適的官僚身份，而是通過分散的職業訓練，使知識和學問變成了跟政治相脫節的一個教育體系，最嚴重的后果就是鄉村士紳階層的消失。而且，原有的循環系統被打破之后，所有的學堂學生都不愿回到鄉村，他們都向城市集中。這樣的后果是，鄉村大量空洞化——鄉村有文化象征意義的人物大量流失，導致了中國鄉村的空心化。所謂的“后科舉時代”，直接影響了五四時期知識階層的身份狀況。

另外，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實際上都是尋求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和新的現代國家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有過很多選擇，也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失敗和教訓。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清王朝滅亡之后，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國家？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在帝制倒塌的那一剎那，中國人實際上是非常茫然的。

清末民初有南北之爭，各種黨派之爭，導致所謂頂層設計的制度變革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民國初建的十年之內，甚至不到十年，就已經有很多人對民國的現狀不滿，對政局不滿。一個最大的不滿，就是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國家？民國初年沒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很多的反民國的言論。有一大批人對民國失望，包括陳獨秀。他寫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說能否改造國家，從改造社會入手。這種觀念把社會看作當時的一個改革的平臺和實體，跟“國家”相對立起來的這樣一個概念。這也是從五四以后，“社會”成為一個關鍵詞的最重要的理由。五四之后，社會改造運動變成了一個主流。不是從上層的政治，不是從頂層設計，也不是從政黨政治來討論中國的命運與改革，而是從社會基層的改造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把中國當作一個新的改革對象，這是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識。

李猛總結道，《五四的另一面》一書用長時段的歷史眼光，把五四放在從晚清科舉廢除的后科舉時代，到現代中國社會慢慢形成的社會改造、社會建設的長時段中理解，挖掘五四的所謂社會組織的重建這一面的重要意義。另外，楊老師把文化、社會和政治關系放在一起討論，這是對整體性地理解五四非常重要的努力。因為，如果把五四放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段，即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去理解，那么，中國革命和之前更早的，比如說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相比，可以看出有非常大的差別。

對于現代革命，在中西方學界都有很多爭論。和英國革命相比，中國革命可以說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同時進行的革命。楊老師在書里也提到，有人會質疑為什么晚清民初，某些圍繞現代國家做的憲政改革沒有完全成功，這是不是整個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錯過的一條可能更溫和的道路？其實這樣的思路是受西洋史研究中，認為可以脫離社會革命來談政治革命的思路的影響，英國和美國的革命不像中國革命一樣，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緊密結合的一種革命形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的另一面》這本書是通過長時段地挖掘了五四的另一面，即社會組織建設這一面，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革命某種意義上恰恰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個長時段的，糅合了社會革命的一個二元革命。從長遠來看，這對理解整個中國革命有比較大的意義。

五四時期個人主義的消解

關于如何看待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楊念群指出，當時興起的個人主義實際上跟“莫姑娘”有很大關系。個人在家庭、家族倫理的網絡里應該占據什么樣的位置？是要走出家庭，鼓吹個人自由，還是應該投入某個新的組織里，重新把自己認同于這個組織，在當時有很大的爭論。但這個爭論的出發點就在于個人是否能真正地作為一個個體而存在，并作為個體被加以認識和認知，這是五四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他舉例說，我們看早期魯迅等人的著作，都是以個人為出發點，他們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個人不好，社會也不會好，社會不好，國家也不能好。沒有個人，就沒有社會，沒有國家，中國現代的這個國家的體系就建立不起來。但是這個基本的認知后來遭到了相當大的質疑，最后被消解掉。楊念群認為大致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以個人優先，或者把個人作為獨立價值判斷的這么一個基礎。只有個別的作品如莊子《逍遙游》，偶爾會提到個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為主體的社會組織中，個人沒有獨立的地位，必須服從于整個家族和家庭的網絡以及更大的社會秩序。所謂宋明理學的基本脈絡就是由個人推導到家國天下的脈絡，個人只是出發點，但不可獨立于任何的家國體系。只談個人，幾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沒有合理性的。第二，中國的公私之間的界限非常不分明。從《禮記》來說，就是所謂的“天下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應當的，是判斷任何事情的前提。個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強調個人和它們正當的對立關系，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在五四最早的個人主義言論中，如魯迅等人，他們大膽提出，個人能不能跟“天下”“公”形成一個對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關系。但是他們的嘗試最終失敗了，原因就在于公私之間的界限在傳統中國的體系脈絡里就是無法區分的。

“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實際上是變成了“公”的一個部分，融入其中，來體現自身的價值。這是五四以來力求沖破束縛的最大嘗試，但是失敗了。一個是它缺乏傳統根基。第二，個人的位置，往往是在跟家國天下的互動中來確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國不斷受到西方的侵略、干擾，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必須在應對外來的所有因素中保持一個持續的斗爭姿態。所以，有人說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們任何人，如果要把國家的利益，把抵抗外來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個人放在這樣一個姿態之上，就沒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變成了一個骯臟的、自私自利的、帶有很強烈負面價值的導向性的評價。而且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之后，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個人主義被壓抑到相當狹小的范圍之內，最后慢慢趨于消失。這可能是五四時期最值得被重新挖掘出來，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應星補充道，通常我們去理解五四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面容模糊的思想者、行動者。楊老師強調的“身份”切入了社會史的眼光，因此看到的不是模糊的五四的行動者，而是五四一代。這里面其實有三個重要的背景，一個是制度背景，從科舉制廢除之后，到新式學校，其中發生的根本變化。第二個，所謂“代”的背景。老一代人，比如像陳獨秀這一代，到胡適，再到張國燾這類北大新學生，這是不同的“代”。“代”之間對五四的理解，有很重要的不同。第三個社會史的背景，他們不僅不同“代”，而且帶著不同的地域的背景。因此通過這三層，我們就可以看到，作為社會意義上的五四行動者面目更加清晰。這是所謂社會史的維度。

最后，楊念群老師作了簡要總結，《五四的另一面》這本書把五四放在一個長線的歷史脈絡里，分別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這些不同的面相，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舉時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會改造運動。對中國歷史和政治有非常大的影響。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使得我們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有立體感的五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