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增長到經濟下行，我們要應付的“三塊石頭”

中國經濟正面臨很大下行壓力。以季度數據折成年率來看：從2007年最高點15%的增長率，到現在的7%—能不能穩得住還是問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速度下來一半，不是一個小事。

我們如何理解這么一個高位下行的經濟態勢？先來看高位。沒有人否認 14% 以上是高得出奇的增長率，不要說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即便是較小經濟體，維持10%以上年增長率都少見。那么，我們這個大國的高增長率是怎么來的呢？改革開放前，人口眾多，相當貧窮，連種地的人都吃不飽，是什么力量讓中國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溫故知新，有三波改革浪潮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第一波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改革，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開始給國內市場供應充足的糧食和農副產品，支持了輕工業和城市發展。

第二波是民營企業合法化，特別是 1992 年以后，把過去多年捆綁自己手腳的“姓社姓資”繩索解開了。

第三波是開放，從最早的 4 個特區、14 個沿海城市，一直到加入世貿，中國走向全方位開放，這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一個推動。

形象地看，三波浪潮打通了兩個海平面。一個高海平面，那就是美國、日本、歐洲，現代化程度高，人均GDP 從 1 萬美元到幾萬美元，其國內市場大，購買力強。

另外一個低海平面，則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在“二戰”后獨立，對國家主權看得重，也受當時主導經濟思想的影響，認定要維護主權就只能關門建設，靠進口替代戰略發展經濟，與發達國家來往不多。所以多年來所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

兩個海平面之間，以人均收入看差不多差了一百倍，潛在的落差極其巨大。

鄧小平領導中國開放，以及隨后印度開放、蘇聯解體，好比在全球兩個海平面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由于落差大，一旦打通，就釋放出工業革命以來最大一波全球經濟勢能。這導致全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首先是資本、技術從高海平面往下落。資本、技術總往稀缺程度較高的地方去，回報會比較高，這合乎經濟學邏輯。中國經濟能有今天，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不足夠，還需要大量利用外部資本、技術、商業模式和信息。開放前中國人也不能說工作不努力，但關起門來搞經濟，再辛苦也解決不了那些關鍵的瓶頸問題，就不可能實現高速增長。

當然，低海平面自身要改革，改革限制發展的體制機制，解放生產力。想想看，1980 年中國出口總額只有 100 億美元，且很大部分靠資源性產品出口。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產品開始大量出口，充分發揮了比較成本優勢，在兩個海平面之間形成巨大對流，也讓“中國制造”立足世界。

這當中，有三個關鍵元素：

第一，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不開放是長期關門受窮，開放才發現“窮”也是一種競爭力。因為窮，無非就是工資低、勞動成本低。同樣的產品，成本低當然有競爭力。要素價格也非常低廉，其實那不過是長期貧窮的結果。由于中國人口和勞力數量極其巨大，一旦潛力釋放，全球市場翻天覆地。

第二，過去學蘇聯，用僵硬的體制機制把自己的手腳捆得牢牢的。經歷了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愿意闖一闖、試一試，終于把市場經濟搞了起來，逐步解除不當管制，允許民營企業合法生存，大幅度降低了國民經濟的體制運行成本和組織成本。

第三，市場性經濟活動突顯了知識與技能的重要，激勵人們在干中學，也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結果是中國人的學習曲線持續向上，方方面面的產品品質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中國經濟從低海平面崛起，得益于上述三項配合而形成的比較成本優勢。

2000 年左右，發達國家大量投資中國。福特汽車公司要擴大產能，放在美國還是放到中國？投資人和企業家會在全球范圍比較，看市場容量，比成本優勢。中國出口導向高速增長，是在這樣的大背景里發生的。

當然，全球化遭遇新問題。新興市場經濟的興起，不能不改變原有世界格局。2007 年從美國引爆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發達國家的外需收縮，進口下降，對應到中國，出口從過去的20％~30％的年增長率，掉到－20%，前后高達 50 個百分點的降幅。出口導向多少年都順風順水的，但 2008 年中國經濟遭遇巨大的下行壓力。

國內的挑戰，是轉型加高速增長，不穩定、不可持續的因素不斷累積，不當的行政管制與審批在宏觀調控中加碼，累加到一起，經濟體系的運行成本重新上升。加上多年貨幣高投放，實際利率偏低甚至為負，刺激更高的借貸需求，國民經濟沿著加杠桿的方向前行。特別是有政府背景的企業的負債率很高。一旦外需收縮，外向受阻，價格指數隨之下降，真實利率就陡然上升，高負債企業還息壓力增加，就把經濟拉向下行方向。

所以，這一波經濟下滑有三個起因：外需收縮、行政管制造成的制度成本上升，以及真實利率轉正。

美聯儲對于這一波金融危機，總結過去教訓得出結論：在蕭條時緊縮無異于雪上加霜，所以啟動救市，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從效果看總算托住了經濟，至少沒出現 1929—1933 年那樣的大蕭條危機。

2010年全球平均增長率5.2%，算不錯。但2011年是4%，2012 年是 3.2%，2015 年據估計為 3%（實際為 2.47%）。

這意味著政府救市的后勁有限。歐債危機看來比美國的麻煩還要大，邏輯上的問題是，市場出問題政府來救，但政府負債過高又讓誰來救？目前沒有答案，歐洲是得過且過、對付了眼下無暇顧及將來。

貨幣寬松情況下，加杠桿很過癮，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是經濟有其規律，高負債一旦遇上真實利率下挫，就要企業、地方、行業的命。現在各國都說外需乏力，中國首當其沖：2010 年5 月開始，出口減速，2015 年年初有點反彈，但 5 月份出口增長僅 1%，6 月份 3.1%，誰也不敢說還會不會再下來。

最大的挑戰其實還在國內，因為經濟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因為下山時帶著強大的慣性，可能穩不住就沖出滑道。另外，經濟高位增長時水面下掩蓋著不少石頭，水位一落，硬硬的石頭就露了出來，“水落石出”。

我們將要應付三塊大石頭。第一塊是成本。經濟增長是連續過程，今年的收入就構成明年的成本，這個道理很淺顯。中國經過這么多年的高速增長，成本曲線先降后升，持續往上走。現在“成本”這塊石頭，早把很多企業，尤其是本來就缺乏成本控制能力的企業，頂得非常難受。現在大家都在熬，熬不下去只有關門，因為受到兩面夾擊，一面是市場訂單不夠，一面是成本太高。

第二塊大石頭是債務，真實利率反轉是大麻煩。債務又是長鏈條，一家公司債務違約，會讓一批公司甚至一個地區都受連累。現在人們關注中國的地方債。我的看法是，最危險的還不是債務總量，而是這些年用債務所做投資的質量。如果僅僅是負債率高，但未來回報率不低，那還比較好辦。問題是行政主導的“投資”，項目質量堪憂，將來會不會產生回報，拍完腦門拍屁股走人的決策者并不在乎，投融資體制的改革遠沒有到位。這里面的風險不小。

第三塊大石頭是過剩產能。好的時候人們把將來看得更好，意氣風發上產能。遭遇下行，預期翻轉，前后左右的產品都賣不動，才知道產能還會過剩。依照過去的經驗，去產能涉及資產價格的較大調整，還涉及失業，去誰的產能誰痛，所以都希望去別人的產能，好叫自己熬過去。問題是家家打同樣的算盤，過剩產能壓生產者物價，調整期就人為拖長了。

高增長水位下降，三塊大石露出水面，這就是當下中國經濟的困局。現在看得明白，中國經濟非轉型不可，因為過去的支柱再也撐不起持續的高速增長。上面講了，中國高速增長得益于積極加入全球化，所以發達經濟疲軟，中國難以獨善其身，因為兩個海平面息息相關。

如何實現經濟突圍

總體看，中國經濟要更多依靠內需，要在連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讓內需在引導經濟持續增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實現這樣的轉型，就要落實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啟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未來十年二十年，中國這樣體量的大經濟，將更多依靠內需來支持增長。

這個判斷沒有太大分歧，但內需恐怕不會很快頂上來。2012 年，工業在中國 GDP 總額中還占 47%，龐大的中國制造本來一直為全球需求而生，靠現存內需消化不了。至于潛在的內需，非有結構性改革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的改革不可，也不是說釋放就能釋放出來的。過去講了這么多年，內需還是難挑大梁，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板塊占國民收入比重還是偏低。這個癥結不解決，我國內需就只能是潛在的。

說城鎮化是最大內需，這話聽來不錯，因為中國城鎮化指數畢竟剛過 50％，且真正的市民人口比例更低。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行政主導的城鎮化大躍進”并不可靠，因為關鍵體制未改，包括行政主導投資、畫地為牢的資源配置、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還有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等，倘若沒有扎實的改革推進，“城鎮化”中的無效資源配置，恐怕不等把城鎮化率提升到應有水準，經濟、社會、政治就吃不消了。

要釋放改革紅利，總有個從播種到收獲的過程。今天種樹，要過幾年才可能結果。這就是現在的困局：過去的高增長已沒有條件持續，但轉型艱難，即使認識一致、措施對頭，真正生效也需要時間。

在現實約束下，千難萬難，再難也要堅持開放。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遇挫，但開放還有潛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平均增長率下降，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所占份額增加。中國早期開放不能不以發達國家為目標市場，因為那里的購買力不但高，而且是現成的，商業通道、基礎設施、信用與金融服務也都是現成的，中國只需埋頭做世界工廠、世界車間，不愁產品沒銷路。

但恰恰由于中國和一批新興市場經濟體走開放之路，全球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2000 年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 3.7%，現在占 11.5% ；新興市場國家從占 15.4% 升到 29.7% ；G7（七國集團）國家則從占 65.4% 降為 47.3%。全球“蛋糕”的板塊已經變化了。

當然不少發展中國家缺乏現成購買力，不過像當年中國一樣，潛在購買力是有的。當下的現實制約是基礎設施不完備、生產性服務跟不上來，但持續開放，潛在需求有機會轉為現實需求。中國應當對此積極反應。

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從2000年的6.3% 到2011 年的 17.4%，2012 年應該是 19%。但中國工業能力與市場開拓能力不匹配。一方面制造能力強，人力資源充沛、肯干并愿意學習，加上進口設備，建設大工廠、形成新產能易如反掌，但比較而言，在全球市場開拓的能力弱，于是主要靠發達國家訂單過日子。一旦高海平面起波浪，我們這里就產能過剩。其實除了發達經濟體，到印度、俄羅斯商場里看，中國貨還不夠多。

我在新疆考察向西開放時，看到當地幾家民營企業，到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修變電站、建輸電網絡，主動參與當地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當年中國還不是一樣這么起來的？還不是利用開放，補上多年短板如基礎設施建設？現在按這個思路倒過去，也是可行的。那就是憑中國積累外匯、投資和生產服務能力，以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到他國修電站，設備大多是中國的。修高速公路，水泥、瀝青、鋼材、設備也是中國制造。所以，研究當年外國資本怎么進入中國的，從中學習現在中國經濟怎么走出去，應該挺對路。

當然這也有風險。越南、緬甸都有中國企業去，不單賣產品，且借錢給他們買中國產品、出資修路、修其他基礎設施。這將帶動貿易，帶動國內產能的消化。這是一個發力方向，是中國經濟開放的升級版。如果向西、向中、向南看，伊斯蘭世界十幾億人口，有獨特的文化要求；新疆往西有大片資源，有潛在購買力；東盟也有發展機會。

第二個發力方向是產業升級。現在有輿論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沒了，所以不行了；人工工資漲了，所以不行了。這是流行之見。但現實還有另一面，即中國 2015 年人均GDP 8000 美元，雖然比剛剛開放時大大拉近了與高海平面的落差，但跟發達國家比，人均收入依然有多倍之差，怎么說沒戲就沒戲了？

荷蘭人均GDP 5 萬美元，卻是世界三大主要農產品出口國之一。其中僅花卉一項，就占全球出口額一半以上。荷蘭人的收入那么高，當然工資成本也高，為什么農產品還有出口競爭力？要明白，比較優勢不是由工資的絕對水平決定的，還要比生產率，比產品種類、材料、工藝、流程、品質、商業模式等，背后是教育、培訓、人的綜合素質提升。在經濟邏輯上，只要生產率進步快于工資增長，依然有優勢，依然有機會。

所以，不能靠慣性想問題，不能到今天還只能習慣請拿一兩千元工資的工人，才能在市場立足。經濟增長終究要落到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因此比較優勢一定要起變化，但決定性的可不是工資絕對水平，而是生產率的提高率。

最近我給企業家朋友介紹“Mr.Swatch”（尼古拉斯·哈耶克）的故事，背景是當年日本、中國香港等后來居上，用低成本石英表和電子表一度把瑞士精密制表業逼到墻角。當時瑞士人工比日本貴，瑞士企業家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投身革新制表業，把功能產品與時尚結合，由創新帶起的生產率提升讓瑞士精密制造經受住考驗。到今天，瑞士制表也沒有搬到低成本國家，還在全球占一席之地。這個故事說明，絕不是成本線向上推，就只有死路一條。如果能做到產品升級和產業升級，就大有可為。

第三，集聚和集中。城市化的內涵是人口在空間上重新布局，是人口與經濟資源的“集聚和集中”。全球城市人口占總人口一半多點，但城市占地只占地球表面極少一點地方，總趨勢是，在越來越少的國土面積上集聚更多人口和產出更大經濟總量。美國將近 80% 的城市化率，城市占地僅占美國國土的 3%，其中紐約人口占全國的 7.5%，GDP 占 10.1%，占地面積呢？曼哈頓不到 60 平方公里（加上水面也不過 87.5 平方公里），紐約市五區總共也不足 800 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差不多集中了 70% 的總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占地多少？大東京都市圈 1.3 萬平方公里，比我們的北京市還小。

中國允許人口流動之后，集聚與集中的趨勢已經有所表現，這里面蘊含著巨大機會。不過我們這里的集聚和集中水平還比較初級，突出表現是密度尚有余地，即單位國土面積上的經濟產出量還不高，說明大有潛力。問題是，要充分釋放集聚潛力，現行體制遠不適應。深改推進之后，以集聚和集中為內涵的城市化—不再是行政分割攤大餅的“城鎮化”—將帶動更持久的投資與經濟增長。

不一樣的行動，有不一樣的未來

小結一下，現實是高速增長后轉入轉型困局，但突破困局的可能性并存。

第一，轉折不可避免，由不得我們高興還是不高興。隨著發達經濟高海平面的低增長新常態化，中國以往幾十年出口導向的高增長，勢必改變。

第二，“水落石出”無可避免，經濟水位的下降很現實，石頭露出來很無情，只能通過降成本、重組債務、優勝劣汰去產能才能渡過難關。

第三，未來有三個突圍方向：一是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開拓全球化新邊疆；二是已成形的中國制造繼續尋找比較優勢，啟動產品和產業的技術升級；三是以深化改革掃除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流動、集聚的障礙，進一步釋放城市化潛力。

為此，振奮改革家、企業家和事業家精神，具有決定意義。大家看未來，樂觀有樂觀的道理，悲觀有悲觀的原因。但未來不是“觀”出來的，而只能是行動的結果。我不相信自己有預言未來的本領，未來中國經濟究竟如何，取決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這支產業家、企業家、投資家隊伍，大家怎么判斷、怎么決策、怎么行動。不同的行動，有不一樣的未來。

本文節選自《突圍集》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