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工作室聯合緣法思享匯、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研究生會，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燕京學堂報告廳舉辦了系列圖書“企鵝歐洲史”的讀書分享會。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彭小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現代研究所雷頤作為本次活動嘉賓。

“企鵝歐洲史”系列圖書全方位展現歐洲近四千年來形成、興起、衰落、變革、分裂、融合的歷史進程。叢書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坎納丁（Sir David Cannadine）主編，分卷作者均為任教于頂尖學府的一流學者。為方便大眾讀者感知歐洲，各位學術大家用清晰的主干串聯起豐富生動的歷史細節，再輔以精煉明晰的分析，他們更打破學術著作體例，僅在卷末保留參考文獻，以求流暢呈現歷史，帶領讀者尋索西方文明的源流，重新認識亞洲的鄰舍，洞悉現代世界的當下與未來。

[英] 理查德·埃文斯 《企鵝歐洲史·競逐權力：1815—1914》 胡利平譯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2018.11

圍繞《企鵝歐洲史·競逐權力：1815—1914》及“企鵝歐洲史”系列，兩位老師就19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展開“訪昨日歐洲，知今日世界”的主題對談，內容涉及中國近代思想的轉變，中國對西方的想象和態度，19世紀歐洲內部轉變的動力和源頭，中國和歐洲進入現代世界的方式等，為讀者帶來了一場東西方思想的碰撞，也為當下人們為什么要去了解歐洲歷史做出了回答。

以下內容為分享會摘錄——

彭小瑜：這本書作者在序言里有一個關鍵詞和標題有關系，就是“權力”。他把19世紀的歐洲歷史的理解為權力的爭奪，認為權力欲造成了很多災難性的后果。下面的內容主要是一些統計數字，集中反映了19世紀歐洲所遭遇災難的嚴重性。

一開始作者就強調法國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歐洲戰爭的破壞性，他集中談論了拿破侖戰爭，其中僅僅是入侵俄羅斯的那一次，就有40萬人戰死，法國革命后的歐洲戰爭一共導致了500萬人死亡。通常我們的教科書在討論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色調比較陽光，對樂觀的東西談的比較多。但是如果我們正視這段歷史，也會看到很陰暗的方面。作者強調說，如果要考慮人口的比例，這些傷亡其實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嚴重。

▲ 西班牙畫家戈雅作品《五月三日》

這是著名西班牙畫家戈雅筆下法國軍隊鎮壓西班牙抵抗者的畫面。后來在1812年，俄羅斯人為了抗擊法國軍隊實行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的情況是9000棟房屋中有7000棟被焚毀，8000多個店鋪和倉庫被燒，98%居民逃離。基本整個莫斯科城市都被燒掉了。重建莫斯科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

▲ 倫敦的水晶宮

1885年倫敦水晶宮的展覽，展示了工業革命成果以及與之相伴的19世紀的技術和社會進步。但是如果我們讀過狄更斯的《霧都孤兒》，我們的心情就不會像這幅圖片那么明亮。與這次倫敦展覽同時發生的歐洲歷史重大事件，是各地出現的馬鈴薯枯萎病以及它導致的饑荒。后果特別嚴重的饑荒發生在愛爾蘭，大約500萬人口當中有100萬被餓死，另外100萬人移民到海外。在一個500萬人口的國家，200萬人沒有了，你們可以想一下當時這一饑荒的社會沖擊力。在那個鬧饑荒的歲月，愛爾蘭同時還在出口食品。作者指出，這些被出口的食品如果用于救濟災民，本來可以讓愛爾蘭避免這次毀滅性的災難。

談論19世紀通常會說到工業革命時期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好萊塢電影或者講民國故事的電影里面，老式的火柴在衣服上劃一下就著了，隨便一蹭就亮了。這些老式火柴有一些使用白磷，會導致火柴女工白磷中毒，使她們的面部骨頭壞死，然后腐爛化膿。白磷后來被禁止用來制造火柴。所以工業革命帶來了很多問題。資本家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有些在這本書里講到的故事確實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

在埃文斯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為了世俗的欲望，為了爭奪各種各樣的權力，不惜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所遭遇的多次災難都是因為各國和各派別之間的爭奪，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國際地位的爭奪。這是19世紀歷史讓人感到遺憾和悲傷的方面。

社會福利制度的實施讓西方內部的社會矛盾得到緩解，但是東西方之間的關系在這一時期卻讓人失望。歐美各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東方國家是不利的，也逼迫東方去面對現代化的挑戰。

雷頤：整個19世紀歐洲就是世界的主體，亞洲和東方國家都是受它的影響、制約，是客體。我只能講中國人的歐洲觀，或者歐洲怎么影響的中國，實際上影響太大。

中國人怎么理解歐洲和接觸歐洲的？在19世紀以前，中國是世界軸心文明國家，認為中國是天朝上國，其他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國，包括歐洲。明代歐洲是傳教來到中國，為了傳教，介紹了一些科學和技術書，但沒有任何影響。英國1793年派馬戛爾尼來中國，想通商，送了很多禮品，包括巨大的地球儀，是金屬的，就是想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上了發條就可以轉。中國人只覺得很好玩，沒有想那些關于地球、宇宙的知識，還認為我們是天朝上國，這只是蠻夷之邦的一種奇技淫巧。

等到鴉片戰爭的時候，林則徐他覺得我們根本不了解，就去找人去從澳門編的報紙來了解一些，當時他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當時林則徐報告說的是洋人膝蓋不能打彎，我們可以，只要他們一上岸，我們的士兵就能打敗。他們為什么有這樣觀點？是因為我們當時下跪，中國人有這種阿Q精神，見到皇帝不下跪很不可思議。

彭小瑜：對西方船堅炮利的技術，就像雷老師說的，我們的祖先一開始很遲鈍，不過受到侵略后就轉過這個彎來，意識到西方近代技術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們觀察當時歐洲社會發展的先進性，我們可能會看到，學一點西方技術并不是太難；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在技術上面和日本的差距可能不是那么大。我們當時購買了先進的艦船，選派了留學生，包括海軍的留學生。學習科學技術對我們不算太難，我們是很聰明和勤奮的一個民族。但是有些東西，譬如人文的知識和觀念，了解和把握要費勁得多。

利瑪竇當時到中國來的時候，帶來了我們現在常常談到的先進自然科學技術知識，譬如天文學知識等。他的老師在意大利算是最前沿的數學家，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天文數學是當時很先進的。

莎士比亞劇本《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節大家有印象吧？其實很簡單，夏洛克是放高利貸的，另外一個商人安東尼被描寫為有基督教道德的好商人，反對發放高利貸。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教會教會系統批評高利貸，但是其目的不是反對市場經濟，而是強調私有財產和經濟活動的社會公益性。當時的教會人士，譬如方濟各會的修士，注意到教會為了慈善目的進行的經營、從事的金融和工商業活動，譬如向窮人發放救濟和無息貸款，會刺激消費，幫助加強經濟的活力，而教會對高利貸和為自私目的囤積此財富的批評，不僅反對貪婪，同時也是在反對讓財富退出社會流通，是對經濟活動方式的一種干預。這樣一種先進的思想，是利瑪竇試圖傳播給當時的中國人的觀念之一。可惜，這一觀念，我想明清社會應該是沒有人理解和重視的，可能當下在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專家也未必注意到。

▲ 彭小瑜

雷頤：林則徐被稱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認為其他的都沒有什么了不起，都很落后，中國還是最好，就是武器比我們強，我們也學習他。鴉片戰爭14年之后才可以用洋人的武器，最開始是曾國藩用的，是他自己的軍隊，不需要和政府打報告，從廣州買先進的武器。所以說1854年才可以用洋槍洋炮，曾國藩一個非國家軍隊，這樣對鎮壓太平天國的效果很好，朝廷也就允許用了，但是時間用了14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認為我們光用不行，還得造。但是朝廷不允許造，這個用了多少年？1863年才可以造一個很小的小火輪，用了22年才允許用機器生產洋人的軍艦、槍炮。

日本開始也是閉關鎖國，聽說中國被打敗了，他們覺得英國是怎樣的國家，能把中國都打敗？這種國家打完了中國之后就會打我們日本，我們應該怎么辦？這些國家聽說是軍艦大，從前他們也是學中國閉關鎖國，允許中國和荷蘭商人貿易，他們覺得我們也要造炮，造現在的大船。所以他們下了一個開放令，悄悄的請了荷蘭和歐洲的工程師造工廠、炮。你們去看一看遺址，紡織廠、煉鐵廠、武器制造廠，相當于是中國1872年以后，日本在一八四幾年就完成了。

▲ 魏源與《海國圖志》書影（1852年版）

這是歐洲對東方的挑戰，在日本和中國，引起了不同的反應。鴉片戰爭成為日本的知識。《海國圖志》出版之后就被封禁了，恰恰傳到了日本，日本幾年之內翻譯20多版。他們覺得是天賜寶卷，他們通過《海國圖志》了解世界，這本書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坂本龍馬是要鎖國的武士，當時要刺殺主張開國的海軍高官勝海舟。勝海舟正讀了《海國圖志》，覺得日本應該開國，不應該閉關鎖國了。那一幕很精彩，勝海舟對坂本龍馬說你先聽我講，再殺我。他就按照《海國圖志》的觀點講世界現在是怎樣，日本不能閉關鎖國，說服了坂本龍馬，主張開國。

有一個人叫高杉晉作，被派往中國考察，一行60多個人到上海。他后來很失望，發現中國不允許造洋槍、洋炮、軍艦。他也非常推崇《海國圖志》，他去書店的老板去買這本書，老板沒有聽說過這本書，和中國的讀書人交往，發現中國的讀書人也沒有聽說過《海國圖志》。他說本來我覺得要學清朝，但是這幾十年來不允許造槍、造炮，連我們日本志士推崇的《海國圖志》也是禁書，很不可思議，一下子覺得不能學中國，我們必須脫亞入歐。

▲ 雷頤

彭小瑜：我們看歐洲和中國關系的時候，很容易注意到歐洲先進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有時候我們下意識會有一個可能不太合適的結論，即老是認為近代很多弊病是因為清政府有問題。其實，日本之所以對西方文化這么開放，并不是全是因為政府的態度和政策。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在整體上是否比較開放？武士們在整體上是否比較開放？不要總是說清政府如何，老百姓怎么樣呢？

作者描寫在1858年，奧地利處死犯人的方式，與魯迅寫的人血饅頭一樣可怕。劊子手在殺了人之后，把人血拿去給病人喝。由此聯想到，歐洲的文化變革，可能也是很艱難的。我們過去存在的很多問題，他們也是有過的。有時我在想，與大家同差認為比較先進的西方文化相較，我們做的不足的地方，到底是政府的責任還是社會大眾的責任？我們之前落后于很多國家，有些方面現在慢慢趕上了，但仍存在做的不妥善的地方，這是否是與大眾文化和教育有關。也許過于強調政治因素、忽視民眾和教育落后對社會狀況巨大的塑造和決定作用，會遮蔽我們觀察的眼光和會削弱我們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

雷頤：今年恰恰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實際上從梁啟超開始就有國民性改造的意識了。1898年戊戌變法，梁啟超逃到日本，聽聞六君子被殺的消息，據說在菜市口行刑的時候，很多圍觀老百姓都拍手叫好。梁啟超為此感到特別悲哀，維新的這些政策明明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為什么變法的人被處刑，他們卻在一旁叫好？為此，梁啟超還寫了一個文章，叫《呵旁觀者文》。他提出一個觀點，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會有什么樣的政府。中國在當時有四萬萬人，啟蒙這樣的體量，要什么時候才能完成？但梁啟超表示也沒有辦法，只能“造新民”。所以他寫了《新民說》發表在《新民從報》上，《新民叢報》也是梁辦的雜志，造成的影響非常大。多年后，魯迅也有這個感覺。魯迅寫了小說《藥》，實際上就是梁啟超《呵旁觀者文》的文藝版。

彭小瑜：社會進步是每個人的責任，不光是一種說法，涉及每一個人有無素質和能力去做出自己看似點滴和微小的貢獻。南北戰爭以后，美國的社會結構因為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也遭遇了歐洲曾經遭遇過的非常尖銳的社會矛盾。這個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所謂的“鍍金時代”，政府和精英都比較保守，法律也向企業界傾斜。到了19世紀末進入進步主義時代，當然開明和進步的聲音就變得比較強大。鍍金時代的美國精英和社會在整體上很保守，但是他們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普及了中學教育，高中也增設了很多。換句話說，保守的精英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但是并沒有去撲滅社會在長時段里進步的希望。保守和穩健也許在有些人看來不“可愛”，但是如果與持續的啟蒙和教育發展相結合，社會進步會在長時段里打下扎實基礎，會穩健前行。

雷老師方才講到《海國圖志》。這部著作，我們今天看可能會覺得太簡單，但在當時很不簡單。我覺得中信做的這套“企鵝歐洲史”，就是當下的《海國圖志》。在處理外交關系的時候，所有的政府都有能人和專家。但我覺得搞好國際關系，光靠政府和專家是不夠的。

譬如雷老師舉晚清的例子來說明，老百姓以及通過科舉選拔成為官員的老百姓，如果在整體上對外部世界麻木和無知，就會拖累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這也是我從雷老師的話中得到的啟發。多讀一些外國歷史，了解外部世界，關系到中華民族在未來的發展走向，甚至會決定國家的生死存亡，因為現在一個國家不再可能在孤立中存在和發展。

雷頤：我們現在確實要了解世界，在全球化時代更為重要，站在世界角度看中國。我在2012年寫了一篇文章，對2009年發武漢大學賞櫻時發生的一件事作出評論。類似的事情前些天也發生了。2009年的時候，有一對母女賞櫻的時候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責，因為她們穿著和服但說的是武漢話，后來這對母女就到衛生間重新換了衣服。這個事情反映出現在中國年輕人對日本所持的一個觀念。

我不大理解為什么不允許穿著和服賞櫻，后來我做了研究，發現武漢大學確實做了賞櫻規定，其中就有不讓穿著和服，而且他們還對現在園內的櫻花做出解釋，我們知道日本侵華的時候，在武漢大學種植了櫻花，不過解釋中說那批櫻花在三四十年代時都死了，現在大家看到的是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送的，這批主要的種在北京的玉淵潭，但是移植了一部分種在了武漢大學。

前幾天發生的類似事件又反映了同樣問題，民眾怎么認識他國的呢？

這個問題說來說去還是怎樣客觀的認識去認識世界，包括對過去歷史的正確認識。我剛才講，在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有一批先進的人，他們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破產，會反思科學的后果就是這樣嗎？西方文明就是這樣嗎？當時就有兩種觀點在中國開始出現了。其中一方就是覺得還是東方文明好，看來看去認為得回到我們東方文明的傳統。另一種觀點就覺著一戰之后西方文明也不行了，但中國傳統文明也不行。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當代的《海國圖志》，要去認識世界。

▲ “企鵝歐洲史系列”

歷史已離我們遠去，但它對于我們理解當下，進而慎重地把握未來不可或缺——“新思文庫·開放歷史”系列希望借助高品質內容的出版，和讀者一起，以更寬廣的脈絡和更長遠的視野去觀看與理解，看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深層結構和運行邏輯，想象不一樣的未來。

（本文原載于搜狐文化，編 / 俎燚楠 審 / 任慧，文稿內容由新思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