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的機器人市場。工業自動化與機器人應用的步伐在“中國制造2025”頒布后加速。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一些政策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媒體的報道常聚焦于“無人工廠”如何通過生產數據實時監測，達到產能提高、用工減少及產品不良率下降等目的。

可是，對工人來說，“無人工廠”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技術升級似乎只是企業和政府兩方的決定，那工人到底是否應該有權力參與決策呢？還是只能被動地接受“機器換人”的命運？

歐美工人對技術更新的反應

技術升級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動力與壓力。歷史上，歐美國家的工人經歷了從盧德運動（1811-1813）搗毀機器到十九世紀末工會“擄獲”機器的態度轉變。后者指工會歡迎工廠的技術更新，認為新機器能讓工人享受工會提出的生活標準與工作條件，要做的只指將短期的失業陣痛降低。可是，事實證明，工會只局限于對分配權的爭取，而在所有權和管理權方面自動退出，結果是造成了工人技能的退化和工人力量的削弱。

不過，在冷戰時期，不少左翼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結合，發動了一些“野貓式罷工”，對資方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比如，1980年在意大利，菲亞特都靈汽車廠2萬名工人和主管人員發起了持續五周的罷工，打著“工人要有工作的權利(work is defended by working)”的口號，抗議工廠因自動化而裁員14000名工人的計劃。工廠也引入了電子管理系統，給予主管人員凌駕于技術工人的權力。可是，工人并沒有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等級固化作出反應。最后，在資方的分化之下，中層干部在罷工中倒戈，使得最后罷工以失敗告終，藍領工人和白領干部都難以幸免被大量裁員。

而1972年美國洛茲城通用汽車工廠的罷工，工人們打出了奪回生產管理控制權的口號，反對產線的裝配速度從每分鐘一輛提高到36秒一輛，最終工人團結一心迫使資方放棄裁員計劃并把產線速度調回到之前的水平。工人的抗爭熱度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直至爭取到終身雇傭的保障。由此可見，如果不進行抗爭，自動化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會主動落到工人身上的。

中國工人對“機器換人”的認知

歐美國家工業自動化主要發生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其時正是工會力量強大、福利國家鼎盛的時代，但工人也未必能坐享技術升級所帶來的好處。而當前中國的“機器換人”運動，主體是半無產化的農民工，那工人對此有什么反應？工人的聲音在哪里？

我在珠三角的調研發現，受主流思想的影響，大部分工人認為“機器換人”代表著時代的“進步”。他們認為自動化后，工作變得輕松，有毒有害的崗位可以由機器人頂替，并且生產效率也提升了。小剛，一個從2003年起就開始在東莞某電子廠打工的農民工，認為只要政府做好資源共享這一塊，“機器換人”就會是件好事：

“就像我們種田一樣，開始不是機械全是人種，一百個人種的，不夠一百個人吃。但是后來，兩個人種的，就夠一百個人吃的。現在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在種田，但是我們有飯吃……可能要很少部分的人來工作。但是，它產生的效益能夠養活更多的人。”

但是，也有不少工人看到技術的兩面性，擔憂自己不僅無法分享“機器換人”所帶來的紅利，反而成為受害者。比如，在一些仍需要熟練工人的行業，如家具、汽配等，自動化所帶來的去技術化效應十分明顯，工人瞬間失去了之前對勞動組織和分工的控制。比如，某自行車頭盔廠，在實行自動化之前，手工剪切頭盔外殼至少需要六個月才能養成技能，使用機器臂后，工人三天就可以上崗了。

調研中無論是引進機器臂還是數控機床的車間，工資的計算都從計件改為計時，這其中的原因很明顯，因為生產的快慢不再由工人的熟練程度或者工作積極性所決定，而是由機臺的標準工時所預設。比如，某電子廠的工人認識到：“之前是人控制機器，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來干活，之后就變成機器控制人了。”這意味著工人不僅無法通過“趕工游戲”來體現自己的自主性，連使用“弱者的武器”來進行消極怠工，也變得十分困難。

根據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最近對廣東省600多家制造業的調研發現，員工認為不可能被機器取代的占總體比例的53%。一方面，這個調研由于涉及大專和本科以上高學歷員工，所以結果有些過于樂觀。另一方面，“機器換人”是否能取代人工，也和具體的產業有關。因為工業機器人在1960年代發明的時候，主要針對汽車行業的噴漆、焊接等崗位，所以比較擅長于完成標準化、重載型工作。但是，對于珠三角比較迫切需要替代人工的電子裝配等崗位，由于產品為非標組件，作業需要靈巧動作，因此，機器人仍不擅長。不過，目前國內的機器人集成商發展迅猛，主攻非標的生產項目，所以今后各個行業被機器人取代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我所調研的四家有自動化前后用工對比的數據顯示，同一條產線的人力縮減最低達67%，最高達85%。

2015年，東莞市剛開始實施“機器換人”補貼政策的時候，有一次，我和一些工人一起探討這個話題，當他們得知政府的政策后，便追問：“為何政府不補貼因為機器換人而下崗的工人？”后來，我回訪官員的時候，把工人的訴求轉告給他們，結果得到的答復是：

“英國工業革命，工人失業，也會砸機器。他們有點失落時很正常的……長江后浪推前浪……你不能抱怨這個社會，只能看自己如何來適應它，然后看如何提升自己……現在上訪的，是因為欠薪、老板跑的，還沒有聽過是機器換人換下來的。”政府官員的這樣理解，恰恰反映了當前工人在“工業4.0”中的聲音缺失。

工人對自動化的抗議

即便不少工人對“機器換人”抱有懷疑甚至不滿的態度，他們能采取集體行動的，還是很罕見的。我在調研中遇到過兩個集體性的勞資糾紛案例，一是汽配工人通過工會抵制取消技術工津貼；二是家具廠老師傅為抗議減薪而發動的一個小型停工活動。

位于廣州市的T廠是日資汽配廠，主要生產汽車座椅骨架。2011-2012年，工廠開始引進工業機器人進行焊接工作。當時使用機器人的原因是焊工的工資較高，因為該企業有工會和集體協商制度，所以每年都會與廠方協議加工資。一個老工人如果干十年以上，工資能達到兩個新員工的水平。另外，廣東燒焊人員少，企業難招工。

引進機器人后，廠里開始下文件要給焊工轉普工崗。許多焊工鬧情緒，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每月比普工多拿的350元焊工津貼要被取消。而由于焊工津貼是加在底薪上面的，所以也直接抬高加班費和其他福利。

然而，因為有集體協商制度，所以廠里的重大決定必須得到員工的同意才能執行。當高層給各部門發郵件，要求大家簽名同意時，很多工人都不同意，一直鬧。他們堅持：“我以焊工進來，不是我不燒焊。”可是，工人也知道很難再把行動升級，因為每條生產線前后兩端還有過道都裝了攝像頭，防止員工搞破壞，也怕工傷和打架，要收集證據。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管理層就會馬上制止。最后，工會在勞資兩邊斡旋了一年多，才決定雙方各讓一步。最后的方案是，燒焊的保留津貼250-300元，不燒焊的也有120元。

但是，大家都知道，未來的處境會更艱難。廠里的人員已經從1000多人減少到700余人。新招進來的員工多是勞務派遣工、臨時工和暑期工。而老員工也因公司的“通過合理化改善減低工時/作業員”的方案面臨協商離職。不過，盡管企業保證老工人可以拿到n+1的經濟補償金，很多人也不買帳。他們知道由于已經簽了無固定期限合同，如果強行解約的話，要按一年2個月的標準賠償。

最后談談我在調研中遇到的唯一一個工人發動停工來抗議自動化的例子。

D廠位于東莞市，是一家民營企業，專營家具門板。2008年經濟危機后，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于是老板決定進軍高端防火門市場。因為防火門內嵌有害物質石棉，所以自動化的需要迫在眉睫。

2011年，老板開始引進自動化和半自動化設備，包括自動貼片機、雕刻機和噴漆系統。在這之前，壓板班的老工人按件計酬每月平均工資是6000多元，但是自動雕刻機的引進，使生產效率大大提高，老師傅的工資一下漲到8000多元。老板著急了，馬上決定降低老師傅的工價，同時又開始大量在外面招年輕工人，新工人每月的工資只有3000多元。

第二天早上，壓板班的新老工人都上班打卡，可是誰也沒有開工。過了兩小時，老板過來喊道：“你做不做，你不做就拉倒。你要是走，我今天就給你結工資。”老板囂張的態度，令工人又怒又恨，但更多的是意外。因為一直以來，老師傅憑著自己的手藝，自認是廠里的頂梁柱，每年談工資老板都讓步三分。沒想到，引進自動化以后，他們的技藝已經變得可有可無。當時，許多老員工已經四五十歲，雖然吞不下這口氣想立馬辭職，可是想想這個年齡還能上哪找到工作？也就一下屈服，回去上班了，參與抗議的人還每人罰款100元。之后，在周會上，老板會反復喊口號：“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

結語

技術升級代表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如果先進的生產力掌握在資方手中，工人往往難以獲利。在歐美自動化興盛的1960-1980年代，工會大多關注如何從資方做大的蛋糕中分一杯羹，但放棄對工廠所有權和管理權的爭取。左翼工人不滿工會的保守態度，發動“野貓式罷工”以挑戰“效率優先”的邏輯。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不發出聲音，是無法坐享技術釋放紅利的。

在中國邁向“工業4.0”的二十一世紀，廣大工人是半無產化的農民工，他們常常在城鄉之間流動，工作不穩定。近年的勞資糾紛大多數集中于對工資福利的爭取和工傷職業病的賠償等，“機器換人”目前還沒有在工人群體中有深入的討論。再加上技術自身的兩面性和主流媒體一邊倒的吹捧，工人很容易就對技術升級抱“歡迎”的態度。

但是，如何在“機器換人”的大背景下保護自己的權益對工人來說是一個迫切的問題。“無人工廠”不應是“無聲工廠”。

（文中小剛、工廠名均為化名。作者黃瑜系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