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臺灣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殺身亡。她幼時在補習班遭到補習老師的性侵，曾三度試圖自殺，并因此患上抑郁癥，其代表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就是她對這段慘痛經歷的講述。

在林奕含逝世兩周年之際，《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簡體版出版方磨鐵·文治圖書舉辦了一場朗讀紀念會，邀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利娟、《新京報·書評周刊》記者董牧孜來談談他們對這個文學作品、這位作者的看法。活動中，電影制片人、編劇張釗偉作為特約嘉賓，為參與的讀者朗讀了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幾個片段。以下內容根據活動當天嘉賓的部分發言整理而成。

作為嘉賓，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利娟老師首先從自己的專業和職業角度，談了一下她的感覺。她觀察了自己的朋友圈，認為從去年開始的席卷各領域的反性騷擾運動，“除了學生、老師、媒體人、公益圈的人會轉發這些消息之外，并沒有真正實現破壁，或者說是在社會更廣泛的圈子里面引起比較大的轟動。唯一的一個轉發的人突破了這個職業身份的，可能就是我朋友圈里以前的中學同學”。

她覺得，一方面，受影響的人群擴大了，但還是一個比較狹窄的人群在關注的事件；另一方面，社會上的中堅層對類似的話題還是感到比較猶豫，不知道怎么表達，“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沒有調查，我們不好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相對的沉默可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房思琪的名字會反復被提起，讓吳利娟愈發感受到了文學的力量。“林奕含創作的這個房思琪形象，讓很多人用一個非常簡潔的名字，表達了自己當時經歷的事情是什么樣子，如果你不懂的話，我遭到的就是房思琪式的這種遭遇、這種暴力。同時，因為它是一個文學作品，出版了豐富的細節，所以如果有人對這個名字感興趣，對這個經歷感興趣，他完全可以找到這本書，去看這背后到底是什么樣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書的力量確實比我預想的還要大。我確實看到很多網絡上自述里面會提到房思琪這個人物。”

讀文化研究的董牧孜從傳播角度觀察，覺得大家對林奕含個人的遭遇與對這本小說的接受，有很大的不同。平時不太關注港臺文學的她，此前對這本小說毫無認知，但是通過媒體報道、社交網絡上的轉發，她對林奕含自殺這個社會新聞了解更多一些。而且在這方面，內地和港臺有時間差。在港臺媒體追蹤和人肉性侵者時，內地更像是在自己的語境里去閱讀這樣一部文學作品，包括林奕含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活動，都是從文學層面去做非常幽微的洞察和剖析。這也就是吳利娟老師剛剛提到的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文學的細微，她對于人的精神狀態的描摹所帶來的巨大感染力和共情作用。但是在港臺的語境里，她所能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種傳播氛圍。一開始，大家對這個事情的關注就是社會新聞式的關注。“4月份林奕含自殺，第二天她的父母委托出版社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不要再追究這個事情的細節，其實這也是對于他們的一種保護。”但臺灣網友的反應非常激烈，他們去人肉這個狼師，并起訴了他。一些政論類電視節目還公布了性侵者是誰，有一種媒體和大眾的狂歡的情形。董牧孜的一些喜歡文學的朋友則直接提出對于小說的批評，說他們不喜歡這種寫法，覺得這本書不怎么樣，反而認為這個事件值得討論的也就只是青少年怎么預防性侵。

“其實我們會發現，港臺的回聲是比較小的，一直是比較沉默的狀態。”有些媒體會問為什么是沉默的狀態，其實關注一下受儒家影響比較深的東亞各國，包括日本，也是高度沉默的。“有一個伊藤詩織的女記者，她很有代表性，很有意思，不是那么傳統的日本女性，在中學的時候就已經在西方受教育，也是在西方的電視臺工作，做自由記者的。一開始她在日本遭到上司性侵的時候，她企圖控告，沒有人理她，反而是她的一個紀錄片《日本之恥》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再回到日本，還是很多人不太理解，對于她有一些謾罵之類的。”《日本之恥》的文字版《黑箱：日本之恥》，今年在中國也剛剛出版。可以看到，對于女性在受到性的暴力傷害方面，我們一直有一個沉默的傳統。這個傳統在社會脈絡、社會新聞事件里面是怎么被發酵、被激化的，這種化學反應一定是基于具體空間、場景的。

回到小說。再好再經典的文學作品也不會讀第二遍的吳利娟說，她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看作一個文學案例報告，書中的片段反復看過。“從我們專業的角度，我會覺得，房思琪的故事，林奕含確實用一個非常工筆的、細致的手法，把性侵受害人、基于性別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很多的體會、轉折或者經歷，非常細膩地描繪了出來。”在這個故事中，林奕含呈現了一個女孩的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房思琪，李國華這位狼師中斷了她們成長的可能性；另一種就是許伊紋，在這個故事里，她的經歷并不是完美的小確幸的生活，其實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現在談很多的家庭教養，尤其是所謂比較好的階層出身的家庭對女孩子的教養里面，可能有一些方式，說得輕一點，沒有觸及到女孩成長過程當中可能面對的這個社會基于性別身份的陷阱，根本沒有觸及到，或者說沒有想象到，所以這一塊兒的教養或者教育是缺失的。說得嚴重一點，有一些教育，或者說那種教養方式可能是有毒的。因為它可能會要求女孩子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優雅，都要為對方著想，做一個能夠為別人著想的好女孩。這些對于女性素質，尤其是所謂好素質的要求，可能會導致女生在成長過程當中碰到這些情況，她不知道該怎么去表達，不知道該怎么去拒絕，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憤怒該朝誰發泄，在猶豫自己的憤怒是不是該表達出來。因為一旦女生表現出來很憤怒、很抓狂的樣子，我們通常就會接近另外一個詞的形象——潑婦。絕大多數女生都不想自己被指認為是一個潑婦的形象。這種類似的教養，其實在女性成長過程中，尤其是所謂階層和性別交叉之后，中產或者類似中產家庭的女性，可能都受到很多。但是，往往她們要遭遇到這個陷阱，可能用學到的那些方式，是無法去抗拒危害的。”

吳利娟還想到前些年比較流行的說法：女孩要富養。這背后的邏輯是，如果我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從小滿足女兒各種的欲望、要求，主要是物質方面的，將來她就不會被一根棒棒糖拐走。“我覺得這個論述是完全錯誤的，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最好的教養是基于平等上的尊重的養成。她如果從小就在一個被平等對待，被自己的家長尊重的環境下長大，碰到李國華式的陷阱，遭遇這樣的沖突或者說危險，她可能就會很快意識到，這是有問題的，也許就能夠比較早、比較快地，或者是比較有決斷力地撤退出來，而不是像房思琪的故事一樣，一路走下去。”

董牧孜補充一點，她觀察到一個特別微妙的現象，在內地，大家對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極少有人會給予差評，包括對于它的文學性。但其實她發現，恰恰我們不是把這本書作為一個單純的文學作品來讀的，她認為這里面很有趣地反映出吳老師提到的女孩子的教養問題。然而她最初閱讀的時候，并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社會事件，而是當作文學作品來讀的。她覺得，這是非常典型的臺灣中產階級或者富家女孩的生活世界，非常光華，溫室一樣，被保護得很好。盡管她的父母沒有給予她很深的理解，包括對她的文學熱情，但是給予她一個非常符合中產階級女孩子行為規范和外在形象、在學校里作為優秀學生的教養。房思琪在里面提到一句話，如果沒有遭遇這些，可能她以為世界全部都是馬卡龍，全部都是下午茶。董牧孜覺得，這跟她是有隔膜的，那個世界過于光潔，不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復雜的人生狀態，房思琪去處理創傷的方式也完完全全是在她生存的語境下所能理解的丑惡和社會復雜性來處理的。

但是很快，關于房思琪，關于這個社會事件以及我們所遭遇的反對性騷擾和反性侵這一系列事件，我們的理解變成復合式的，再也無法從單純的文學角度去理解。“我當時也很困惑，但是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所有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有非常充沛的想要去發言，想要去評論，發表看法的沖動，而且很多人完全是基于一種共情式的東西。我就在想，為什么大家很容易直接進入到房思琪的世界，好像沒有落差，很能明白她在說什么，她在傳達的痛苦是什么。”董牧孜覺得，或許在中國社會里，有很多跟房思琪一樣處境的小女孩，她們所接受的教育、她們遭遇到的危害，以及對越來越有獨立和自我意識的女性而言，理解房思琪變得沒有任何障礙。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恰逢其時，幫她們說出了一些正在逐漸成形，想要去表達出來的東西，那種痛苦的表述非常能夠抓住人，打動人，刺激了很多人的表達欲，以及對于今天發生的社會事件的表達能力、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