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佛普拉斯》中，兩個窮人偷看行車記錄儀里的內容

作者：馮超

來源：商業人物（ID：biz-leaders）

臺灣導演黃信堯出過一場車禍后，決定買個帶攝像頭的行車記錄儀。

在商人眼里，攝像頭是一種商機，比如主打安防的海康威視，股價幾年來漲了數倍，目前市值3000億元。在交警眼里，行車記錄儀記錄的畫面，在保證真實、完整、無剪輯，獲取手段合法的情況下，通常可以用作處罰交通違規的證據。在哲學家眼里，攝像頭被解讀為權力毛細血管般的滲透，如邊沁、福柯所提的“全景監獄”。

但搞電影創作的人，腦子里裝著奇怪的東西。黃信堯開始覺得行車記錄儀是個高科技，之后又覺得，記錄儀攝像頭記錄的影像是車外的公共空間，可是錄音記錄的則是車里人的私密談話，是公共與私密空間的連接器。再后來，黃信堯拍了一部以行車記錄儀推動情節發展的高分電影，名叫《大佛普拉斯》。

電影是這么講的。黃啟文是家藝術公司的董事長，承接佛像制作等業務。公司的一位窮保安，在另外一位以撿破爛為生的窮朋友的鼓動下，將董事長的奔馳車行車記錄儀內存卡拿下來，開始收看收聽行車錄像、錄音。

這兩個窮人，借助行車記錄儀，了解到了這位董事長的生活：與各種女人dirty talk和車震、與議員搞基、以及謀殺一個女人。

黃信堯在電影旁白里調侃，各位鄉親，行車記錄儀是高科技產品，畢竟現代人講究的，就是有影像就有真相。但導演對視頻影像的真相作用則是嗤之以鼻。影片里他又安排了一個情節，撿破爛的窮人因為暴力抗法上了新聞，證據是警方的執法記錄儀。但導演又提供了上帝視角：警方故意挑釁、動手，欺負撿破爛的在先，窮人做了反抗。

“臺灣前幾年流行‘有圖有真相’這個說法，可有圖不見得是真相，你不可能是全然的上帝視角，每個人的角度觀點都不一樣，那么哪里來的真相呢？”黃信堯后來接受《新周刊》采訪時這么說。

好的導演總喜歡留白。電影里，董事長謀殺了一個女人后，將女人的尸體裝進了佛像。這尊佛像是為了護國法會制作的。護國法會當天，刮起了臺風。影片最后快要結束的時候，在一片誦經聲里，大佛內部傳出轟隆隆的聲音，接著屏幕漆黑。惡人的下場，影片并沒有交代。

豆瓣的網友們開始討論：這個女人死沒死？臺風最后會吹倒這座佛像，讓人知道真相？這就像《盜夢空間》影片最后的那個陀螺，導演留下那么一點點的線索，勾起你的好奇心，去推測各種可能性。

這種情況，類似于薛定諤的貓。這是由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提出的一個實驗——把一只貓扔進盒子，盒子里有毒藥，毒藥的開關由放射性的粒子控制。如果粒子衰變，則會打開毒藥開關，但粒子何時衰變都是隨機的。

這意味著，如果不打開盒子，你不知道這只貓是死還是活。這是不確定性原則。

舉個現實中你我都會遇到的例子。你暗戀一個男生，你覺得他和你有共同語言。這個男生有幾種可能形態是：男朋友、好朋友、陌生人。在表白之后，你才能知道他的形態和確定信息。表白成功，他就是“男朋友”這個形態了。（當然，如果這位男生計劃把你當備胎，或者有腳踏幾只船的打算，你還是無法確定他的形態。）

本周，薛定諤的貓可太多了。

巨虧的樂視網宣布停牌，深交所將在停牌后的15個工作日內作出是否暫停股票上市的決定。會不會退市，不確定。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在天津建立的百畝仿古宮殿被拆除，天獅雖然是直銷公司，澎湃新聞稱天獅游走在直銷傳銷的灰色地帶。是不是傳銷，不確定。大智慧實際控制人張長虹涉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機會拘留，接受調查。是不是真的有罪？他目前只是嫌疑人，不確定。

再說最近的劉強東案。該案確定的事情有幾個。第一，劉強東與一個女孩發生了性關系；第二，美國檢方因為證據不足，撤銷了對劉強東強奸罪的起訴；第三，涉事女孩寫了一封民事起訴書，將劉強東和京東告上法庭。

民事起訴書中的內容是否為真相？不確定。

劉強東以及律師回應內容是否為真相？不確定。

女方接受采訪的自白以及女方律師的回應是否為真相？不確定。

近期流傳出來的錄音和視頻是否為真相？不確定。

不確定，不僅是內容真實的不確定，還有這些東西能否作為民事官司證據的不確定。在法學里，證據學已經從訴訟法學中獨立出來，形成一門學科，有一套范式和規范。證據如果要想有法律效力，需要滿足多個條件。

不確定性再多，也擋住不住我們抓住蛛絲馬跡，一起演繹，一起推理，一起想象，一起學貓叫，一起喵喵喵。很多人通過社交網絡上的信息，與人討論，形成了自己的判斷，包括我自己。

但這幾天，我想到了傳播學家拉扎斯菲爾德說過的話。

大意是，用戶把大量時間用在閱讀、收聽、思考大眾媒體中，自以為對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所了解而沾沾自喜，把對問題的了解作為行動的替代品，但這些并沒有為解決實際問題做出貢獻。換句話說，很多新聞，哪怕是刷屏的新聞，跟讀者諸位的現實生活無關，好好搬磚，掙錢養家吧。

*圖片來源：電影《大佛普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