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30日，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受北京大學、南京高師、江蘇省教育會等教育團體的邀請，攜夫人從日本乘坐“熊野丸”輪抵達上海，從此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杜威見證了古老中國的社會巨變和歷史轉型，并為之所吸引，兩次延長學術假期，到1921年8月2日才離開。兩年多的時間里，他的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一共作了兩百多次講演，論題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誠如胡適所言：“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永遠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富的果。”

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學的先驅，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代表。

今年是杜威訪華第100周年。值此之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杜威在華學譜》。本書以年譜的形式呈現杜威在中國訪問的行程和學術安排，時間跨度是從1919年1月至1921年12月，既展示杜威在華期間的日常生活與學術生活，也把杜威訪華前后的背景和離開中國后的反應容納進來，把“前因后果”呈現出來，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訪華的豐碩成果和廣泛的影響力。

《杜威在華學譜》 顧紅亮 編著 2019年5月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杜威在中國的訪問，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而且深刻影響了杜威。“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么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晨報》1921年7月1日）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對中國文化的體驗，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體察，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和世界意義。

【段落選讀】選自《杜威在華學譜》序

文｜顧紅亮

整理“杜威在中國”的文獻，不僅有技術層面的考量，如時間范圍和文獻范圍的劃定，而且有主導原則的考量。這涉及三個問題，如何對待資料的“全”與“不全”？如何研究性地駕馭和使用資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資料？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國”的檔案文獻方面，本書并不求“全”，而是求“有價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國的學術性的日程安排線索。搜尋杜威在中國的檔案文獻的過程，是一個讓文獻“說話”的過程，讓文獻“敞開”的過程，讓不同來源的文獻考證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證，澄清事實，更正不實記載。

例如，《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說1919年11月11日晚7時，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開同樂會，邀請杜威和各音樂家演說，并演奏中西音樂。實際上，當天晚上，杜威因病沒有到場演講。筆者從胡適的文章《在同樂會上的演說》中得到佐證。胡適寫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說，因為病了沒有來。——剛才會長已經報告——我今日到會，一則代達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則貢獻我個人的意見。”[1]結合《北京大學日刊》的啟事和胡適的文章，確認杜威因病缺席同樂會。

又如，胡適把杜威抵達上海的時間記成1919年5月1日，杜威在演講中也說自己到中國的時間是5月1日。胡適和杜威的說法影響了一些學者的看法，把5月1日確定為杜威抵達中國的時間。根據《申報》記載，杜威夫婦抵達上海的時間是1919年4月30日，不是5月1日。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代表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等人到碼頭迎接杜威夫婦，并送他們到滄州別墅居住。[2]《申報》的報道證實杜威和胡適的記憶不準確。

杜威夫婦與江蘇教育廳人員合影，南京，1920

第二，本書并不求“羅列”資料，而是求“詮釋”事實。本書“詮釋”的大多是關于杜威的學術行蹤的事實，有出處，有評價，有對照。杜威的學術日程“安排”是筆者研究杜威在中國的課題成果。本書盡力體現研究的色彩，使之成為研究性的“學譜”。

例如，1920年1月2日，天津青年會邀請杜威在天津演講“真偽個人主義”（或譯為“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天津《益世報》的報道簡要記錄演講的大意。胡適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中復述杜威此次演講的核心思想，在真的個人主義與假的個人主義之外，引出第三種類型的個人主義，即獨善的個人主義，新村運動滲透著這種個人主義哲學。“不滿意于現社會，卻又無可如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胡適批評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錯誤在于：“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于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3]本書把天津《益世報》對杜威演講的報道和胡適的評述文章放在一起，讓讀者去品味胡適如何在時代的語境中發揮杜威的個人主義思想，提出“社會的新生活”觀念，從而體會杜威的演講以一定的方式介入現代中國的思想紛爭與學術爭論。

又如，本書把1919年2月—4月間杜威訪日的大致行程整理出來，讀者可以對照他的日本之旅與中國之旅的異同，了解他對日本的態度前后變化的軌跡。可以說，杜威在日本的講學經歷，為他的中國之行做了充足的準備。杜威夫婦在日本學會了使用筷子吃飯，品嘗了日本的料理和茶點，欣賞了日式的歌舞伎劇，領略了日本的婚禮和玩偶節風俗，這些都使杜威夫婦品味到東方文化的特有韻味。杜威在東京、京都等地考察學校，給教師演講，和當地官員交流，體驗了東方的教育理念、學習方式與制度環境。日本講學的收獲成為他迅速融入中國文化氛圍的潤滑劑。但是，杜威來到中國后，他體察到日本軍國主義對國際秩序的威脅、對中國社會秩序的危害。他開始檢討先前對日本的姿態。“真奇怪，在我們旅游了日本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后，如今意想不到的竟會如此排斥她，這也該算是一種命定的事，你應該將我這些意見轉遞給日本人。”[4]

又如，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杜威在中國各地演講，聽眾踴躍，廣受歡迎。人們很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講“高手”。一些學者把杜威描繪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學家。胡適感謝杜威“當了我們年輕中國40年的老師”[5]，安樂哲說杜威“有資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稱號”[6]，托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紀的一個世俗化的利瑪竇”，“他自己同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建立起來的思想交往的程度確實是令人驚訝的”[7]。梁啟超說：“中國人宜以杜威的哲學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學來。”[8]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杜威的形象既高大又光輝。事實不盡然。當時一些人并不完全認可杜威的權威哲學家形象。

杜威妻女與中國進步人士合影，福州，1921

其一，很多時候，杜威的演講既單調又乏味。

胡適對杜威枯燥的演講風格深有體會。“杜威不善辭令。許多學生都認為他的課講得枯燥無味。他講課極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的說下去。甚至一個動詞、一個形容詞、一個介詞也要慢慢想出，再講下去。在這里你可看出他講課時選擇用字的嚴肅態度。”[9]1921年7月6日，在杜威離華前夕，胡適在日記中寫：“羅素長于講演，杜威先生稱他為生平所見最完美的講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長于口才，每說話時，字字句句皆似用氣力想出來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說；若不先寫出，則演說時甚不能動聽。”[10]在胡適眼里，杜威實在不擅長演講。

楊亮功對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講課的效果也有記述：“他不善言辭，有時使用艱深字眼令人難解。不僅外國學生有此感覺，即是美國學生也不能免。因此我們這一班學生約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請一位速記小姐，由她將講辭速記下來，加以整理，分發各人。”[11]杜威的“不善言辭”可謂聲名遠播。

胡適和楊亮功提到的杜威的“笨拙”講課風格，也體現在中國的演講中。可是，在中國的演講與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課不同，演講現場有口譯者，如胡適、陶行知、鄭曉滄等，即時把杜威的演說內容譯成中文。臺下大多數的中國聽眾不懂英語，他們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語表達，而是譯者的中文內容。譯者的口才調節著演講現場的氣氛，這稍稍彌補杜威演講的不生動與不活潑。

在懂英語的青年學生中間，杜威的演講也不一定受歡迎。潘光旦回憶他在清華初期的學生生活時說：“杜威也來講過，當然是講所謂實驗主義的哲學，他說話聲音很低，又單調，不但聽不清，還起了‘搖籃曲’的作用，一起講五次，我在座入睡過四次。”[12]學生時代的潘光旦在杜威的演講現場呼呼入睡，可見杜威演講之乏味。這也許與他對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不感興趣有一定關系，但也和杜威沉悶的言語表達直接相關。

杜威與中國兒童，福州，約1921 本文圖片均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其二，杜威的演講內容遭到一些人的消極抵制。

在當時中國的教育界和思想界，并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欣賞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杜威剛到上海不久，即赴杭州演講。1919年5月7日，在浙江教育會演講“平民教育之真諦”。5月9日，浙江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在日記中寫：“八時三十分，即赴教育會，與各校職對杜威[講演]開談話會，未有如何誠得（心），事近敷衍。即午，伍仲文宴杜威于鮑乃德之寓，余亦同去。”[13]“事近敷衍”一語，表明當時浙江教育界一部分教師對于杜威的教育演講并不熱心，也不上心。

《民國日報》1920年11月20日報道過教師逃離杜威演講現場的現象：“杜威連日所講，皆‘教育上之德謨克拉西’，叫學生自動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實行社會服務。某教員聽之，當謂其同伴曰：請他演講，是請他勸學生用心讀書，聽我們的教訓；哪曉得他總在叫學生革我們的命，真是豈有此理！遂逃席而去。”[14]逃席的教師無法接受杜威的讓學生自治的思想，堅持教師中心論，堅持教師高高在上的權威地位。這個事件反映出杜威在宣講民主主義教育哲學的過程中，遭遇到一些阻力。有些教師并不愿意接納杜威的哲學。

對于杜威哲學的傳入，在教師隊伍中，尚存在一定的阻力。在一部分官員中，更是如此。《申報》報道：“魯省駐京議員延請杜威博士赴東講演，日內即將起程。聞魯督張樹元昨有漾電到京，請政府阻止，原文略謂：頃據教育廳長呈，稱聞駐京議員特請杜威博士等即日來魯講演，本省人士極為反對，如果實行，竊恐別生事端，懇為阻止等語。”[15]杜威的山東之行雖遇障礙，遭山東督軍張樹元的反對，但在胡適陪同下，仍然成行了，在濟南作“教育原理”、“新人生觀”等演講。

胡適講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方還與杜威夫人之間的故事，該故事刊登在《每周評論》第29號上。北京女子高師校長方還隆重邀請杜威夫人到該校演講。在演講前，方還請該校女教員轉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講時強調學生服從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長的意思。胡適評論說：“方還未免太笨了。他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應該用他對待女學生的辦法，把大門鎖了，不許杜威夫人進來，豈不狠妙？既讓他進來了，又要請他講‘服從的緊要’，不但丟臉，也未免太笨了。”[16]方還對待杜威夫人演講的態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老師和官員的保守態度，即外迎內拒，表面上歡迎新思潮新觀念，內地里堅持舊做法舊制度。

上述幾個例子昭示出，杜威在中國固然有大受歡迎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歡迎的一面。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杜威在中國的演講都當作是深受中國知識分子歡迎的演講。同時，我們也看到，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個較長的吸納過程。20世紀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竭力傳播與吸收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一個事實并不能掩蓋另外一個事實：一些群體和一些個體對杜威實用主義持逃避或拒斥態度。

第三，本書作為學譜，自然關心杜威在中國的學術性日程安排。但不限于此，杜威的學術行程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思考、旅行、演講、會友、寫作、參觀、聚餐，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其說我們關注杜威在中國的學術行程，不如說關注杜威在中國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本書中，我們關心杜威到了哪個地方，看了哪些景點，見了哪些人物，談了什么話題，做了什么演講，寫了什么文章，給誰寫了信，跟誰吃了飯，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并非無關宏旨；看起來反復雜多，容易熟視無睹，但深藏一般性結構。日常性無處不在，彌漫周遭。閱讀杜威在中國的日常性，不僅可以讀出中外學術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碼”，而且可以讀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結構和文化心理特征。

一方面，相對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來說，杜威的訪華是“闖入式”的，是非日常的，是“異質的”。用杜威的“異域”眼光來觀察，可以更靈敏地發現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另一方面，杜威在中國生活了兩年多，他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杜威在中國的日常生活可以成為解剖當時中國人日常生活現代變遷的一個生動案例。總的來說，杜威在中國講學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事件，既體現中國哲學界吸納實用主義合理因素的開放心態，又體現美國哲學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其自身影響力的自信與實力。對杜威在華講學故事的深入考察和總結，無疑會在世界舞臺上展示中國哲學的“開放”形象，進一步激勵中國哲學家在世界哲學的舞臺上講好現代和當代的“中國故事”。

查找、搜集、整理杜威在華學術活動的檔案文獻，是很耗費時間和精力的。在20多年的搜集資料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線索出現，不斷有新的材料發現，不斷有新的文獻充實。可以說，這幾乎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

【注釋】

[1]胡適：《在同樂會上的演說》，《胡適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頁。

[2]參見《杜威博士到滬》，《申報》1919年5月1日。

[3]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8、713頁。

[4]杜威夫婦：《中國書簡》，王運如譯，臺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年，第58頁。

[5]胡適：《來自東方的敬意》，《杜威傳》，單中惠編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5頁。

[6]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8頁。

[7]托馬斯·培里：《杜威對中國的影響》，《杜威傳》，單中惠編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2頁。

[8]《胡適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1頁。

[9]《胡適口述自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2頁。

[10]《胡適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8頁。

[11]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38頁。

[12]潘光旦：《清華初期的學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81頁。

[13]經亨頤：《日記選錄》，《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3頁。《經亨頤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25頁。

[14]《杜威講演會中之趣聞》，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56頁。

[15]《京華短簡》，《申報》1919年12月27日。

[16]胡適：《方還與杜威夫人》，《胡適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4頁。

作者簡介

顧紅亮，1971年生，浙江人。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以色列巴伊蘭大學（2003～2004）、美國伊利諾伊大學（2007～2008）和哈佛大學（2010～2011）等訪問研究。主要著作有《實用主義的誤讀》（2000，2015）、《實用主義的儒化》（2016）、《現代中國平民化人格話語》（2005）、《想象個人：中國個人觀的現代轉型》（合著，2006）、《儒家生活世界》（2008，2016）、《論責任》（2017）、《責任中國》（2018）等。編有《中國心靈的轉化——杜威論中國》（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