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題為《時代區分論與隋唐史教學——秦漢至隋唐為“中古”的初步看法》，作為附錄收入《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一書（高明士著，中西書局，2019年）。

一、前言

在時代區分上，隋唐這一段應該稱作什么？學界向無定論。以敝系（臺大歷史學系）而言，在中國史的時代區分方面，除以秦以前稱作“上古史”、鴉片戰爭以后稱作“近代史”以外，其他時代，通常是以斷代史稱呼。所以，隋唐一段，一直就以“隋唐史（含五代史）”稱之，迄今不變。惟在研究所學科考試分段方面，過去也都以魏晉至隋唐當作一時段，而上古則延伸至秦漢。另外，對于宋代文化，曾有“近世文化史”的課程講授。至于其他學校，如臺師大，過去也有上古、中古史等課程的講授，其上古史的范圍大致與臺大相當，中古史起于魏晉，但下限似無一定。一般說來，各大學對于魏晉到隋唐這一段，三四十年來，似以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分別講授，作為常態。

在中國大陸，雖一直有時代區分的論戰，但各大學在教學上，似仍以斷代史稱之為普遍，例如陜西師范大學有唐史研究所，學會則稱為“唐史學會”。但也有用中古史者，如北京大學有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武漢大學雖不用中古史，但直稱為中國三至九世紀史研究室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并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的刊物。日本是沒有像中國用時代史稱其研究室的，其課程名稱用斷代或時代區分法，兼而有之。茲以1992年度之課程為例，東京大學大學部有“中國古代史的諸問題”，其研究所有“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此處的“古代”，應當指先秦至隋唐。京都大學大學部有“中國古代法制史的諸問題”，這個“古代”，當指先秦至秦漢；但另有“南北朝隋唐的地方制度”課程。龍谷大學研究所有“中國中世史的諸問題”，此課程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所講授，不用說這個“中世”是指魏晉到隋唐。

由此看來，目前學界對于時代區分用法并不一致，也不是非使用不可。因而呈現用斷代與時代名稱并陳的現象，各地皆然。但就時代區分一事而言，其運用與解釋方法依然不可忽視。基于此故，對于時代區分的使用，若不給予定義或者不知使用者之背景，而望文生義引用，就會產生困擾，尤其是參考日本作品。例如前述東京大學所使用的“古代”，其下限是到隋唐，但在京都大學以及龍谷大學所見的“中世”，其下限也是到隋唐。此事說明就時間而言，將唐末當作一個時段的結束，東京與京都皆同，但在使用時代區分的表現方式則截然有別，其用來解釋這一段歷史現象的史觀，也截然不同。我們在參考日本著作及其學說時，最好能夠一并了解對方的背景，才不會被分歧的時代區分法所誤。

在中國隋唐史學界，前輩學者的用法，例如陳寅恪先生很早就將魏晉到隋唐這一段稱為“中古”，直至晚近，以“中古”作為書名亦有之，但時代的斷限不盡相同。這個時候的“中古”一詞，并不是在時代區分論下提出的，所以在教學上，一般也都以觀點差異來處理，尚難論斷誰是誰非。觀點的差異，正是促使學生思考歷史問題的好題目。由于提出時代區分論者，必須要用宏觀的角度，才能自圓其說，所以教學上要引發學生作廣泛的思考，介紹時代區分論是很好的途徑。

著者高明士先生

二、時代區分論概述

中國古典中，已有上古、中古、下古或上世、中世、下世等三段的用法。前者如《周易·系辭》以及《漢書·藝文志》孟康注“世歷三古”所稱上古指伏羲、中古指文王、下古指孔子時代；后者如《商君書·開塞》篇曰：“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是指不同時代而有不同的價值觀。

近代的時代區分論，其淵源當非來自上述的古典分類，而是受西洋史三段（上古、中古、近代）分法以及唯物史觀的發展階段論的影響。早期國人對國史的時代分期，可舉梁啟超、傅斯年兩氏為代表。梁氏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其中第八節“時代之區分”，即舉西人著世界史，常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但歷史本無間斷，史家以權宜之法，武斷分之，有其不得已之處。

梁氏乃以中國步入世界史之過程作為分期之依據，而分為如下三段：

上世——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亦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

中世——自秦統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頤、競爭最烈之時代。亦即中央集權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

近世——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連同全亞洲民族與西方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亦即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來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

傅氏以漢族發展的變化與升降作為區分標準，可劃分為三段，如下：

上世——自遠古到南朝陳禎明三年（589），此期稱為第一中國，也就是純粹漢族的中國。

中世——自陳禎明三年到宋祥興二年（589—1279），此期為第二中國，漢族為胡人所挾，變其精神，別成統系。

近世——宋祥興二年到清宣統三年（1279—1910），全為胡虜之運，其間雖有明代光復故物，為運終不長。

（民國以后，稱為現世，但未說明其分期依據）。

傅氏說其實是針對日本桑原騭藏氏著《東洋史要》（后來改名為《支那史要》）將中國史分為四期（上古：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近世：括清一代而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所作的批判而提出的新說，其文發表于1918年，可以代表民國以來在西洋史影響下（桑原氏說亦然）的時代區分法。

時代區分論戰的展開，是由唯物史觀的發展階段論挑起，首先在蘇聯展開，然后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進而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起初的主題，在于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戰，這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頒布的《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時提出來的。其后，郭沫若氏在1928年發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從歷史上引證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意思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所謂“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奴隸制”，其后引發一連串的論戰，包括郭氏此后對自己學說的修正，以及陶希圣、胡秋原等人的批判，直至戰后仍還進行論戰。總的說來，中國學者所探求的，不外下列三個主題：

１．何謂亞細亞生產方式？

２．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出現奴隸社會階段？

３．何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專制主義”？

而在日本，戰后的論戰主題，大致不外環繞在批判與克服所謂“亞洲社會停滯論”，在此一主題之下，進行時代區分論戰，其爭論點主要有二：

１．中國“古代”社會的下限應置于何時？

２．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起于何時？

日本學界所謂的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嚴格而言，應該說“歷史學研究”派，簡稱為歷研派）的對立，就是由此而來。其影響此后日本史學發展甚巨。拙稿此處不擬細說此一論戰的經緯，下列諸著作，讀者可參照：

１．西嶋定生《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

２．林甘泉等《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３．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1949—198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４．高明士《戰后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初版，1987年增訂二版。

５．閔斗基《中國史時代區分論》，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4年。

６．錢穆《中國歷史上社會的時代劃分》，《人生》155，1958年1月。

７．韓復智等《幾種中國史分期觀念的介紹》，《思與言》31，1965年5月。

８．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以時代區分論為中心》，《師大歷史學報》19，1991年6月。

三、時代區分論與隋唐史教學

在講述或論述“隋唐史”時，常常都會由隋唐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講起。但將時代區分作為論點而放在書中處理的，以中國大陸與日本為多，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待于檢討。就我個人而言，在“隋唐史”的“導論”中，主要是談“隋唐史的特質及其問題所在”，在說明“問題所在”時，介紹了時代區分論中所賦予隋唐地位的各種說法。這個問題，簡單地說，究竟是應當看成古代的下限（日本東京學派說）？或者是中古（中世）的下限（日本京都學派說）？或者是“封建社會（＝中古）”由前期到后期的轉折期（胡如雷等中國大陸學者多持此說）？因為學界對這些問題并無定論，所以在“導論”，只是提問題而已。

較具體的說明，是放在最后一講的“唐亡的歷史意義”中處理的。這一講，主要說明了以下三點：１．唐宋間的歷史變革；２．10世紀前半亞洲的變局；３．唐亡對天下秩序與中國文化圈的沖擊。到1990學年度為止，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還沒提出個人對于時代區分的用法，只將歷史現象作了綜合說明。前年（1991），在研究所講授“隋唐史專題研究”課程時，我初次以社會與政治力的消長作為考察中心，提出秦漢至隋唐為“中古”說。

這樣一來，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１．在教學或研究上，有必要作時代區分的處理嗎？２．若有必要，其教材教法如何處理？３．師生所遇到的困難為何？如何改進？茲簡單說明于下。

１．時代區分的必要性。個人是傾向于肯定，但對于不作時代區分者，也不以為不當。時代區分論終究是歷史解釋的方法之一，不用此方式者，而以其他用語同樣有可能表達類似的觀念。個人所以傾向肯定者，是因為有以下幾點理由：① 在宏觀的角度下，可有較清楚表達歷史發展的“變”之所在，以免遭受見樹不見林之譏。② 克服所謂“停滯論”的偏見，以掌握中國史發展的主體性與特殊性。③ 克服唯物史觀的歷史發展階段論。

２．教材教法問題。首先在教材方面，有關中國史時代區分論的理論與展開，無可否認的，是由唯物史觀學者們首先提出的，其后雖有其他不同流派的學者介入，但仍無法完全離開唯物史觀所提出的論點。戰后的日本，采用社會學家韋伯等的若干論點（如強調儒教與官僚制的重要性等），以期有所突破，確實有出色的成果展現。問題是這些相關性的作品都不易閱讀。舊知無法了解，遑論出現新知，這個問題，恐怕是臺灣地區這三四十年來，在時代區分論方面毫無表現的根本理由。其次，圖書館的藏書老舊以及對日文書籍不重視，結果不但不知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即連要透過日本或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去了解時代區分論，也是不可得。圖書館的藏書既然有限，就教師而言，求知已是相當困難，怎能要求學生參閱？近年來，中國大陸作品的入手或者圖書館的藏書，已較以往改善甚多，但對于日文書的充實仍感闕如。所以，就教材而言，目前可用來作參考的材料，仍然極為有限。在可見的未來，要期待臺灣學界能在時代區分論方面有所表現，恐怕不易實現，這是有待我們努力克服的地方。

在教法上，正如筆者在導論或者終講所處理的，若能一并說明時代區分問題，可使問題的思考增加不少廣度、深度。再者，由于此問題在學界并無定論，所以也可作為討論的好題目，使學習活動顯得更活潑。例如：隋代與南朝的關系，是否屬于同一個時代性？同樣的，唐與宋之間是否也屬于同時代性？學界贊否皆有，目前看來，前者似以肯定說，后者似以否定說為主流，尤其在日本，不論京都抑或東京，對于這樣的看法，相當一致。這樣的問題，說明中國史自春秋戰國的變動后到鴉片戰爭以前的唐宋之際，又再產生大變化，并非如中國大陸學界所謂“封建社會”自戰國到明清長達二千多年的“停滯”。也就是說，持唐宋變革說者，是可以克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東方“停滯”論。這一點，對于建立東方的主體發展論，是有重大的突破。又如：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論戰，不論誰是誰非，對于歷史上農民地位發展的探究，也是有莫大貢獻。由此進而肯定從均田法到私有制、從租庸調法到兩稅法的建立的歷史發展過程；同時，對于歷史上的“賤民”層，其存在與地位升降問題，也不可忽視。再如：經濟史方面，由實物經濟到貨幣經濟的發展乃至商業資本經營的發展等，與資本主義萌芽之間的關系等，在隋唐史要如何處理？這些都可成為探討的主題。此外，經學（如由墨守注疏到自我解經）、文學（如由詩、駢文到詞、曲、散文）、藝術（如由壁畫到山水）等的演變，在在也都可以作為時代區分討論的重要課題。

３．師生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困難，應當還是在于教學與研究環境不如人，尤其參考材料（圖書）缺乏、語文訓練不足等問題，以致學風不佳、人才不足，迄今仍然看不出有妥善解決之道。就時代區分論而言，恐怕韓國學界都還比臺灣地區重視這個問題。拙稿在此希望能拋磚引玉，所幸在隋唐部分，已有若干起步，邱添生氏由京都學的觀點出發，進一步發揮唐代中葉為“中世”下限說，就是一個例子，讀者可參照。

四、秦漢至隋唐為“中古”的初步看法

筆者的時代區分依據，是取歷代政治力與社會力之消長作準繩，也就是用政治社會史觀，其表現的基本原理如下：

　　政治力　　　　　　　　　　　　　　社會力

（君力兵刑→控制政治經濟軍事）　（士力教育→控制社會經濟文化）

　　（刑）　　　　　　　　　　　　　　　（禮）

基本圖式如下：

說明：

１．提要

　　　　　　　　　　　政治力　　　 社會力

上古： 三代

貴族政治協議政治　　貴族→共治　　士=貴族→自立

中古： 戰國—隋唐

專制政治人頭支配　　君→專制　　　士族→半自立

近古： 宋—清

獨裁政治戶頭支配　　君→獨裁　　　士紳→寄生　

２．戰國是由上古進入中古的過渡階段

《荀子·禮論》云：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可再參看《大戴禮記》）

禮之三本，順序是：天地——先祖——君師，此時將“君師”視為一，猶是古意（參看《禮記·學記》）。此與后世“天地君親師”說法有別，其變遷關鍵所在，是“先祖”（親）退至君后，而“君師”分為二，為何如此？

將另作說明，此處要指出的，是變遷的時段宜設定在戰國，秦漢以后進入另一時代。清麥孟華《尊俠篇》（收入《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八二）曰：

人而不俠，時曰不仁；國而無俠，時曰不國。昔中國以俠立國者也，戰國以前，俠士漎萃鱗沓，布滿天下。一挫于秦始皇（小字注：禁誹謗），再挫于漢文景（主無為，誅游俠），三挫于漢武帝（黜百家），四挫于十常侍（錮黨人）（按十常侍，指張讓以下十二宦官皆為中常侍，擅權亂政，而發生第一次黨錮之禍，見《后漢書·張讓傳》），五挫于魏武帝（毀名節），六挫于南北朝唐諸君臣（重詞章科目），七挫于宋元祐，八挫于宋慶元（禁黨人），九挫于元（以革古俗，亂中國，視臣民為奴隸），十挫于明太祖（毀名節，忌才士，用帖括），十一挫于明東廠（禁黨人），十二挫于乾嘉士夫之論議（詆社會）。

麥氏之論，雖以俠作說明，其實包含儒者，在法家看來，儒、俠本為一體。

由上所舉諸例中，可窺知儒、俠所代表的社會力，自秦漢以來不斷被政治力壓迫之情形，麥氏雖不分唐、宋，但仍可理解每況愈下。

３．“中古”的時代性

（１）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妥協性

Ａ．自戰國以來，用人頭統治作為新的王（皇）權統治原理，未能如愿完成集權體制。所謂人頭統治（或曰“個別人身支配”），即王權對全國每一人（良民）、每一塊地，作充分掌握。此事如果充分達成，獨裁政治提早實現。但論其實際則不然，原因是新的社會力形成（由豪族而士族），其力量具有半自立性存在。說明：

① 由人頭稅、丁稅→租庸調法人頭統治

② 九品官人法、均田法是王權與門閥妥協的產物

Ｂ．新的社會力，具有半自主性。此期的社會力，相對于前期，其力是下降且須借助皇權以保障特權；但因其身份之取得，猶是來自社會力本身，所以相對于后期是寄生于皇權而存在，此期仍具半自立性。尤其是戰國時代以來之宗族，以其大土地所有之身份，在社會上自成勢力；士族出現后，更加上其家學、禮法而自為婚姻。但不論豪族抑或士族，入仕常是保障其特權的必要條件。

（２）政治力的兩面性

此期之政治力呈現兩面性，一為集權化，一為妥協性。兩者配合運行之極致，出現明章、貞觀、開元之治，聞名史冊。但建立君主專制體制的目標，仍然不變。

（３）社會力亦呈現兩面性

此期之社會力亦呈現兩面性，一為參與政權，而成為特權階級，進而在體制上建立約束皇權之制（當然茍安于眼前利益者，大有人在）；一為謀求自立，即以其地主、教養身份，建立鄉里秩序，而謀求自立于社會。

簡言之，在理性的情況下，約束皇權與自立于社會，是其努力目標。

４．“中古”政治社會結構分析

（１）丁中制的統治原理———人頭統治的法制化

Ａ．由身高到年齡的戶口登錄

Ｂ．丁中制的成立與展開———依據年齡而賦予全國人一定的政治身份

Ｃ．依據人頭、年齡而建立賦役制度

Ｄ．國家（皇權）與人民（良民）的關系，建立在爵制、賜姓、任官（上對下）與賦役（下對上）諸制度。

（２）禮刑的政治力運作：違禮入律、納禮入令的統治原理

Ａ．由刑治到禮刑合一

ａ．戰國的刑治

ｂ．漢以后由禮刑合一到禮主刑輔：失禮入刑

《大戴禮記·禮察》云：“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并參《漢書·賈誼傳》）

東漢和帝廷尉陳寵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

Ｂ．納禮入令

ａ．晉令以下諸令，大都有祠令、學令、選舉令、儀制令、喪葬令等篇目，論其內容，當都來自禮典。

ｂ．《新唐書·刑法志》云：“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

此規定相近于《荀子·富國》云：“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令之內容與禮相當。

Ｃ．政治的法制化：律令制度的完成（指自晉至唐，秦漢是草創整理時期），其原則在于：“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名例律疏議）

（３）等差的身份制社會

Ａ．戰國秦是實施刑治的齊民制社會，漢以后改變為禮法的等差身份制社會，直至隋唐為止。宋以后，則進入禮教的庶民社會。

Ｂ．等差身份制社會的構成，是以禮法規范良民的身份（其下尚有不適用禮法的“賤民”），而成為等差性的社會結構。其要義有三：

ａ．以禮入法，而成為等差性的階層結構。

ｂ．社會結構以良民為主體，而賦予等差性身份。此時之“身份”，非指階級，而是指在政治、社會組織中，依據禮法所賦予的地位。

ｃ．此時之良民同時具有如下雙重身份：① 政治身份（丁中）；② 社會身份（士庶）。良民依此身份，決定其在政治、社會的角色。若只由社會觀點而言，此時之身份，常與階級同義。

Ｃ．社會的鄉里秩序，是以士族（豪族）為中心。

ａ．戰國秦漢的社會力，是由宗族到士族來代表。

ｂ．士族身份要件

① 士族本身：地主、教養、仕宦

② 士族勢力：包括依附農民、賤民，以及士族婚姻集團→貴族官僚、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豪族共同體）

Ｄ．士庶之分，有如天隔。

Ｅ．君（王法）士（家禮）之間，各有其空間。

５．“中古”時代的結束

（１）人口增多，民族復雜，工商發達等因素，使人頭統治無法充分進行。（人頭統治原理，建立于戰國之小國寡民形態上，漢以后之大帝國形態，不易徹底貫徹。）

（２）戰爭是士族門閥社會的致命傷。

（３）自皇帝制度建立后，不論在理論或立制上，皆無一有效制君力量出現。雖然漢儒提出天譴，晉以后有立制（令制），乃至漢以來推行帝王學，其效果有限。此期終于在唐末時，君權旁落與門閥解體之情況下結束。

五、結論

傳統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否停滯不變？這是我們研究及教學中國史經常要反省的地方。時代區分的提出，是反駁“停滯論”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以秦漢到隋唐作為“中古”，早期已有夏曾佑氏取世運之盛衰作為區分的設定，日本的桑原騭藏氏則以民族的興替來設定。其后，以此時段作為“中古”者，如陳安仁氏以及日本的宇都宮清吉氏，乃至畏友雷家驥氏的“中古史學”皆是。

筆者將秦漢至隋唐視為一個時段，而曰“中古”，基本上是著重于政治、社會結構的改變；在發展過程中，中古是將上古所建立的基礎與理論，給予有效的發揮。就隋唐而言，筆者贊同宇都宮氏將隋唐視為融合秦漢、六朝時代而發展的。因此，在隋唐史教學上，實有必要經常取秦漢、六朝乃至宋以后與隋唐比較；而古代的經典，更是國家立制、社會行為規范的依據。整體而言，隋唐時代也可說是自古以來歷史發展的大總結，宋以后則進入另一新的時段。就這個意義而言，隋唐教學與研究的出發點，仍在古代諸經典，筆者鼓勵學生學習隋唐史，仍要由古典入手，其用意在此。

（收入《隋唐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