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第五屆思勉人文思想節的第四場主題論壇“當代中國與韓少功”在華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舉行。論壇由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復生與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主持。韓少功、王安憶、孫甘露等作家與王曉明、蔡翔、王鴻生等學者就韓少功的《修改過程》以及歷史敘述等話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

作家毛尖說，她自己從1980年代開始就在教材里閱讀韓少功。“三十年下來，他也在不斷地修改他自己。如果閱讀韓少功也是一個問題，那么這不僅是文學界要回應的問題，也是思想界要回應的問題。”

“77級”比較容易看到金銀盾的兩面

《修改過程》是韓少功的最新長篇小說，將視野放在了一個風云際會的年代。這部作品用肖鵬創作的一篇小說，牽扯出東麓山腳下恢復高考入學的第一批大學學子，人稱“77級”。

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童世駿也是77級大學生。他坦言韓少功的《修改過程》喚起了他的很多大學回憶。“我認為《修改過程》最像77級的不是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而是這本書關于這些人物和故事的寫法。這個寫法是很77級的，有著77級特有的理想主義。”

77級、78級大學生的理想主義是什么？童世駿總結了三句話：知足感恩又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又樂觀向上，樂觀向上又懷舊思鄉。

“或許我小時候的一篇課文《金銀盾》更能回答77級、78級大學生的特點。這篇課文說兩個將軍爭論盾牌，一個說是金的，一個說是銀的，后來工匠說這是金銀盾。去年國慶我們小學同學聚會，我說起這篇課文，其他人都不記得了。人的記憶選擇性很強，77級、78級大學生也是這樣。”

童世駿說，這個群體的特點不在于記憶有多好，而在于記憶比較有可能克服片面性，比較容易看到金銀盾的兩面。“我們這個群體多半具有‘文革’前后的生活經歷，改革開放前后的生活經歷，以及各種夢醒前后的生活經歷，使得我們對生活和歷史所具有的各種意義的兩面都可能知道得多一點。當然，我們的復雜經歷也容易使我們自己的人生比較兩面，甚至相當兩面。“

“人生過程的先前階段已經發生，是無法修改的。但是人生過程先前階段的意義可以通過人生后來階段來修改的。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個修改過程。”童世駿說，“人生過程的意義永遠是開放的，只要還活著。”

現在的文學作品哪里走偏了

對于童世駿說的“金銀盾”，韓少功表示贊同。“我們這個時代似乎特別劍拔弩張，動不動就上情緒、掀桌子，有激進派、保守派，還有左派、右派，整個世界是特別不得安寧的，各種意識形態都在尖銳化。在這個前提討論的話，文學倒是有點積極意義。因為文學是最合適表達事物復雜性的工具。”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善于寫感覺的作家。”韓少功笑言，“當然有些以感覺為優勢的作家，我也不以為然。對于有些小說我蠻不服氣的，要人物沒人物，要趣味沒趣味，而是比爛，比壞，比矯情，比狗血。”

“所以文學界的情況比較復雜。我們需要重新理解他們說的感覺。他們的感覺是某一類的感覺，比如特別個人主義的感覺，他們認為是真感覺。相較而言，一個牧人對草原的感覺，一個水手對海洋的感覺，一個農夫對土地的感覺，在他們看來可能都不是感覺，而是思想——對人有壓抑感的思想。”韓少功提到，都市社會環境里的文化基因產生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文學潮流。它是真實的，也是社會思想情感的敏感反應，而且它對沖擊、動搖、瓦解傳統的某些文學概念與模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所以八十年代時，他對現代主義，對個人主義也是發燒友。但是后來這些情況發生變化。

他直言：“我現在是外公了。如果我的兒輩、孫輩讀古典小說，或者十九世紀文學，二十世紀初文學，我很放心。但如果讀現當代小說，我會擔心。我不知道這種擔心從何而來，而且現當代大量流行性文學作品像一種傳染病，以至于‘文青’在公眾話語里成為一個負面的詞匯。”

“其實當時西方的文學也不光光是以自我為中心這一流。十九世紀的文學到了二十世紀變成了兩個學，一個是人民學，一個是自我學，都取得了很豐富的成果，有重要的遺產。但是現在文學更多體現的是漠視他人、拒絕社會，這一點上是走偏了。”韓少功說，“我們要回頭完整地看看十九、二十世紀留下的文學遺產，是否有被我們誤解，或者說被片面理解的東西。”

文學史上的“韓少功難題”

作家孫甘露評價韓少功的寫作有一點昆德拉式。“《修改過程》特別好地揭示了八十年代這代人的處境，中國的文學寫作在那個年代也是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前幾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來上海時提到，莎士比亞寫的東西從來不講自己的事，全是講別人的事情。孫甘露說：“奈保爾認為，講別人的事情可以更好地傳達自己。所以可能那批人的修改實際上也是自我質疑、反省、尋找的過程。《修改過程》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是反映了那一代人的思想歷程。”

因此孫甘露認為《修改過程》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有點像一部草稿。我一開始還想是不是受到題目影響的緣故。但我們知道少功的文本意識很強。一個擁有充分寫作歷程的作家還能這么寫，本身是值得研究的。”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鴻生認為，如同現代文學史有個“趙樹理難題”，當代文學史其實也存在一個“韓少功難題”。

“韓少功如何解讀一代人，批評界如何解讀韓少功，存在不少疑難和分歧。而源于一代人將要謝幕，看起來自如灑脫的少功先生，是有深深的不安感、債務感的，即怎么處理這一代人復雜的、悖反的經驗？他的所有回望，都因參照系的復雜而無法屈從于各種獨斷論。就像所有名詞加不出一個動詞，各種命運個案、生存片段加起來，并不能完全概括歷史的意義。”

王鴻生說，“有些問題他已經想明白了，比如小說里提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際歌》就和鄧麗君發生了共振，人們唱《國際歌》，并不影響喜歡鄧麗君。但有些問題仍消化不了，需要以小說的方式去探索。”

在王鴻生看來，人們研究韓少功的難點，甚至于韓少功自己的焦慮，一個大問題在于共和國認同及相關歷史反思。“所以他的新作抓住了還原歷史、生命、時代特征的關鍵詞——修改過程。前面孫甘露說了兩個我想說的詞，一個是 ‘未完成性’，一個是 ‘草稿’。‘草稿’狀態是非常真實的狀態”。

“應當意識到，當代生活尤其是知識界存在危機，族群分裂，精神內戰，也都有征兆。這時候文學應該干什么？記錄、呈現、追問、超越，當然還有創造和發現新的可能。歷史本身的草稿性，也并不虛無。”王鴻生說，《修改過程》中九處涉及對小說敘事本身的探討。“寫作本身的草稿性、可修改性和同樣動態的歷史過程疊加在一起了。而敢于觸碰時代難題，并把自己也變成難題的作家，真的很少。少功是其中之一。”

小說為那些不可命名的東西書寫

作家王安憶提到，韓少功曾寫過文章，分析高速公路事實上造成資源更加不平等。“今天說到文學，可能也和這個有關系。比如當年我們帶著書插隊落戶到農村，那時候文學是向外拓展的。我們現在的文化就是向沿海幾個大城市集中，這種集中對文學可能是遠程的傷害。”

回到《修改過程》，王安憶認為它對于77級大學生的“回述”不是簡單的“回述”，而是“回述、再現”。“因為某個人用小說寫這段生活，等于是經過了兩重回述，就有了很大的變形。我也不知道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感覺是韓少功做到掙脫我們所有的束縛和規則，其實是挺胡鬧的。但是我們是被拘禁了那么久的人，胡鬧在我們身上種上了一些種子。”

“韓少功有個著名的段子，說講清楚的是偽小說，小說是曖昧的東西，為那些不可命名的東西書寫。”王安憶說，“但我覺得韓少功在寫小說時有一種掙扎，企圖在回想中找到具有概括性的東西，可是我有點懷疑是否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覺得《修改過程》提供了一個文本。我沒有讀過大學，所以我讀這本書最感動的是在大學里可以那么胡鬧。我要是到了那個環境里可能是全班最不受歡迎的一個，但我心里很向往。”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深情回憶了1980年代的華東師大。“我們經歷過那個時候的大學，回頭去看，看到的不僅是一代人，還有一種大學制度的雛形。這個制度是1980年代之前沒有的，也是今天沒有的。”

“回顧（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有什么東西可以作為今天的參照？我覺得是大學的制度。”王曉明說，只要曾經存在，記錄下來，這些東西不會消亡。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說，有時候他覺得小說家比較幸運，因為小說給沒有答案的人提供了一種逃離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思考異常艱苦，在沒有答案的思考中去尋找答案，我甚至認為這不是一代人的宿命，可能是幾代人都無法解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