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正式退位，次日，皇太子德仁將即位成為日本第126代天皇。早在4月1日，日本政府就公布了新天皇的年號——令和。此后不久，4月9日，日本副總理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內閣會議后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日本將于2024年上半年啟用新版日元紙幣，1萬日元、5千日元和1千日元紙幣的人物肖像都將發生變更。其中1萬日元紙幣正面人物肖像是自1984年以來首次發生變化，將由現行紙幣上的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變更為“近代日本經濟之父”的澀澤榮一。此外，5000日元、1000日元紙幣和500日元硬幣也將改版。

出于防偽考慮，日本大概每隔20年左右就會發行新版日元紙幣，現行日元紙幣就是在2004年發行的，再往前1984年和1958年也發行過新版紙幣。但與以往紙幣改版相比，這次尤其引人關注，主要有兩點原因。

其一，此次紙幣變更正值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太子德仁繼位改元之際，新年號配上新紙幣，給人以氣象一新之感；其二，此次變更是1984年以來，1萬日元紙幣正面肖像的人物首次發生變化。2004年日元改版時1萬日元紙幣也進行了改版，但正面人物肖像仍沿用了福澤諭吉，只是選取了神態、姿勢略不相同的另一張肖像而已。

也就是說，1958年以來，登上過1萬日元紙幣的人物只有兩位，一位是活躍在6世紀末至7世紀初的日本飛鳥時代思想家、政治家圣德太子，另一位就是明治時代的著名教育家、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作為最大面額的日元紙幣，其人物肖像時隔35年終于發生變化，新肖像人物選擇的理由和寓意自然會引起民眾的興趣。

“佛系”令和與日本期盼的“小時代”

年號的變更和紙幣的改版都是大事，需要先聽取各方專家學者的意見，然后經內閣會議決定。其中，考慮的主要內容就是年號的象征意義和歷史人物的知名度與事跡所具有的象征、感召意義是否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一致。因此，年號也好，紙幣的肖像人物也罷，都反映著日本知識分子、政治家等精英階層對日本未來的規劃與希望，都具有一定的預示作用。

從明治到平成這四個日本年號都取自中國典籍，如《易經》中的“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尚書·堯典》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等。這些年號無不與治國理政的“大道理”有關，彰顯著明治以來各時代日本精英們的抱負，也都很好地反映了各時代的主要特點。

明治時代（1986-1912）的主題是維新，日本為救亡圖存學習西方，探索一條“向明而治”的道路。大正時代（1912-1926）的顯著特征是大正民主運動，各路民權活動家和知識分子試圖削弱舊藩閥勢力在明治政府中的特權，讓政黨在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使日本“大亨以正”，即不僅要“大”而且要“正”，也就是符合西方民主價值觀。

昭和時代（1926-1989），日本經過明治大正的工業化積累，讓官民各務其事，建設“協和萬邦”的“大日本”成了新時代精英們的夢想。當然這種“協和萬邦”原本應指日本各縣（即明治前各藩）的團結，以使從封建國家脫胎而來的日本成為更加穩固的統一國家，可是后來路跑偏了，在帝國主義和所謂國體思想的毒化下，擴大化的“協和萬邦”即是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給日本和亞洲人民都帶來了巨大苦難。

平成年代（1989-2019），日本經歷了經濟高度成長、美日貿易摩擦和泡沫經濟破滅。收斂一些鋒芒，在做好國內的事情的基礎上在國際舞臺上有所做為，即“內平外成”成了精英們對平成日本的新期望。

與這些響亮的年號相比，將于5月1日啟用的新年號“令和”就要“佛系”很多。它取自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32首詠梅歌的序文，即“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句。“令月風和”展現的是一幅初春正月里風和日麗的景象，雖然美麗卻并看不出什么大抱負。可以看出日本的文化、政治精英們對未來日本的最大希望并不是要在國際上如何大有作為，而是和諧美滿地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新日元紙幣與此相契合，也表現出日本將以經濟和文化為重的姿態。

澀澤榮一“登場”，經濟、文化為重

今年5月1日以后生產的日元紙幣和硬幣都將使用新年號標注生產年份，不過由于刻版以及更新自動取款機、車站自動售票機等設備的程序使它們足以應對新版紙幣需要時間，因此新版日元紙幣將在5年后，即2024年才投入使用。不過從日本官方公布的新版紙幣的樣幣上，我們已經能看出它與新年號“令和”一樣，昭示著日本將進入一個比起政治更加注重經濟與文化的時代。

1984年以來，1萬日元紙幣上的人物一直是福澤諭吉。中國老百姓可能對他的“脫亞入歐”論比較熟悉，然而他最主要的成績還是在教育方面。他的著作《勸學篇》教導日本人要勤于學習，他還創立了著名的慶應義塾大學，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而此次將登上新版1萬日元紙幣的是近代日本著名儒商——澀澤榮一（1840-1931）。他27歲時隨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弟弟德川昭武游歷歐洲各國，參觀了巴黎世博會，回國后進入日本大藏省（即財務部）任職，離開政府部門后先后參與創建和培育的企業多達500余家，被譽為“近代日本經濟之父”和“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當然，如果澀澤榮一僅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不會如此知名，也絕不可能登上1萬日元紙幣。他還是一位思想家，著有《論語與算盤》一書，推崇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道德，主張商人不僅要有經商盈利的頭腦，歸根結底還要有道德。澀澤榮一年輕時是一名下級武士，與江戶時代的其他武士一樣，他接受過良好的朱子學教育，這段經歷使他認識到后人注釋的儒家學說逐漸向虛，因此武士不務實，而商人卻太過“務實”了，往往只顧賺錢而不講道德。因此他提倡將二者結合起來。

如果說福澤諭吉的思想成果主要在教育和政治方面，那么澀澤榮一的思想成果就主要在經營倫理方面。新版紙幣選擇使用他的肖像正與有幾分“佛系”的新年號“令和”相呼應，反映出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等日本精英階層對日本未來的規劃與期望，最主要的并不在于在國際政治上要有多大作為，而在于應對少子高齡化等課題，搞好國內經濟和維持國內社會和諧的同時，用日本文化向外發聲。這與日本政府推進的“觀光立國”、“游客4000萬人計劃”、“酷日本計劃”等都是一脈相承的。

（須軍，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