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了一場題為“怎樣讀《通鑒》”的講座。本文系講座文字稿。

過去出版的《資治通鑒》導讀書籍有三部。第一部是崔萬秋先生的《通鑒研究》，第二部是張煦侯先生的《通鑒學》（初版本署名“張須”），第三部是柴德賡先生的《資治通鑒介紹》。

上述三書，《通鑒研究》出版于1934年8月（被列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小叢書》之內）；《通鑒學》是在1948年2月，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的；《資治通鑒介紹》是在1981年10月由北京的求實出版社出版的。

《通鑒研究》和《資治通鑒介紹》這兩本書各有特色，但都有些單薄。初讀固然簡明，但稍一深究，就都顯得對相關問題的闡述不夠充分。與這兩部書相比，張煦侯先生的《通鑒學》，是目前我所見到的一部論述最為詳明的《通鑒》導讀書籍了。

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是怎樣讀《通鑒》？關于這一問題，我想先在張煦侯先生等人已有論述的基礎上，補充說明一下普通非專業讀者應該怎樣入門，即怎樣走近《通鑒》，怎樣走入《通鑒》一書。

《資治通鑒介紹》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學著作，甚至可以說一部輝煌的史書，然而正如俗語所云，曲高和寡，好的，并不一定就是適合更多的人閱讀的，至少不一定是誰一上來就能讀、就能讀得下去并讀得出興味來的書籍。按照我的看法，《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部書籍。

據幫助司馬光纂修《通鑒》的主要助手劉恕的兒子劉羲仲講，司馬光本人，嘗自言當時人對他這部書的態度：

光修《通鑒》，唯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子云云：“后世復有子云，《玄》（德勇案：應指揚雄著《太玄經》，司馬光很是推崇此書）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聊用自娛余生而已。（宋劉羲仲《通鑒問疑》）

對于真心問學的學人來說，讀書做學問，最忌故作高深。盡管如劉羲仲所云，司馬光撰著此書，其“用意遠矣，非為寡聞淺見道也”（宋劉羲仲《通鑒問疑》），讀者尠少，并不等于作者寫得孬，但司馬光在這里講的，是老實人講的大實話，實際情況，就是這么個樣子。

對于何以會造成這樣的情況，柴德賡先生解釋說，“是因為它與科舉考試無關。從前，一般人讀書是為了作詩、填詞、應考，他看《通鑒》干什么”？這樣的說法，我覺得未必合適。原因是，科舉考試的功利性目的只會決定人們看與不看，不能導致讀者“讀未盡一編”，便“已欠伸思睡”，不信，你給他本《金瓶梅詞話》試試？科舉考試從來也不考這種“淫詞小說”，可是很多人都看得津津有味；至少在初次展讀時，絕大多數人絕不會昏昏欲睡。道學先生們或許會說《金瓶梅詞話》太不正經，或者故作純真說不知道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書，那么不妨換一部正兒八經的史書，換成太史公寫的《史記》試試，同樣不會出現“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的狀況。

造成讀者接受困難的原因，是《資治通鑒》的體例不甚適合一般閱讀。

《資治通鑒》是嚴格按照史事發生的時間進程載錄其事，故稱“編年體”史書。歷史是時間的科學，而這種體裁史書最大的長處，就是時間脈絡清晰。早期的編年體史書，如《春秋》，只是寥寥數語記載一些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其最簡略者如秦國的史書《秦記》，甚至“不載日月”，（《史記?六國年表》），這種狀態的編年體史書，呈現的只是其優長的一面。

后來出現了給《春秋》這干巴巴的“骨頭”增添很多“肉”的《左傳》，載錄的史事細節一多，前后演進的過程一豐富，其缺陷就開始體現出來：這就是一件較大的歷史事件，前前后后，往往都要持續一段時間，在編年體史書中就要斷斷續續地持續載錄其一個個演變的環節，而在這一過程中，又不止一件事兩件事在同時并行著發生、發展，相互穿插，相互糾結，這就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難以連貫地把握一件史事的來龍去脈，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史事都呈現為一種七零八落的狀態。由于《左傳》的篇幅畢竟還很有限，這樣的缺陷也還不是十分突出。另外《左傳》是與《春秋》相輔而行，實際上等于有綱有目，這樣的結構，也使其敘事的眉目，變得清晰一些，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一缺陷的消極影響。

司馬光撰著的《資治通鑒》，載錄的史事，大幅度增多，同時其紀事也沒有綱下設目的層次的區分，這種缺陷就變得非常突出了。一件事兒，剛看一個開頭，緊接著就出現諸多八桿子也打不著的其他事項，然后才會出現讀者所關注事件的下文，接著又是諸多毫不相干的其他史事，不知又過了多長時間、經歷多少其他事件之后，才能重又回到原來的線路上。面對這樣的敘事形式，除了個別一小部分特別專注于研治歷史的人，看著看著就哈欠連連了，應該是必然的事情，一點兒也不奇怪。

然而《資治通鑒》畢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史學著作，其最大的優勝之處，就是通過細致的考訂，比較清楚地排定了各項重要史事的前后時間次序。這一點，對比一下最著名的紀傳體史書《史記》和《漢書》，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這樣的紀傳體史書中，不同紀傳之間載錄的相關史事，其前后時間關系，交錯糾結，閱讀時，頭緒往往不易梳理清楚。司馬光花費巨大心力，以政治和軍事活動為核心，把這些散亂的紀事，歸納合并到同一時間序列之中，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為功甚巨。這部書為我們閱史讀史鋪設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那么，究竟怎樣利用《資治通鑒》這部書才好呢？在這里，我想向各位初讀者推薦一部根據《通鑒》改編的書籍——南宋人袁樞編著的《通鑒紀事本末》，建議大家先從這部《通鑒紀事本末》入手。

《宋史?袁樞傳》記載說，因袁氏“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故另辟蹊徑“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事本末》”。其實應是如上所說，鑒于《通鑒》按年月日紀事而帶來的不便，從而另行創制新法，從戰國初年的“三家分晉”開始到最后“（周）世宗征淮南”，共設立了二百三十九件史事作為標題，將《通鑒》中相關的原文按先后次序編錄到一起。實際上這是一件件始終連貫、首尾分明的“大事記”，于是不勞前后翻檢尋繹就能通讀一件重要史事的始末，所以袁氏把書名稱作《通鑒紀事本末》。

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史書“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袁）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瓟登晔论E，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后始末，一覽了然”。這種評價，很好地體現了《通鑒紀事本末》一書在史書體裁上的獨特優勢。若是換一個角度來更加清楚地表述《通鑒紀事本末》與《資治通鑒》這兩部書的關系，不妨說《通鑒紀事本末》一書的內容，字字句句都是司馬光的原話，袁樞只是對司馬光這些話做了新的編排，讀者在這本書中讀到的所有文字，仍然可以說是出自司馬文正公之手。

關于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更多的情況，張煦侯先生在《通鑒學》中已經做了很具體的敘述，讀者自可檢讀，無須我再多予贅言。我在這里想要特別強調的指出的是，不管是崔萬秋、張煦侯，還是柴德賡，盡管這幾位先生都對《通鑒紀事本末》一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他們這些學者并沒有人建議讀者來把袁樞此書作為閱讀司馬光原作的先行讀物。像相對比較積極地推崇此書作用的柴德賡先生，也只是說“《通鑒紀事本末》印出以后，給了讀《通鑒》的人很大的幫助。碰到有關的二百三十九件事情，就不用看《通鑒》，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就行了”。

如前所述，柴德賡先生這些話，只是在一次講演中針對特定對象隨口而說的，并不是特別嚴謹的學術性表述，他所說的“不用看《通鑒》”，指的應該是社會上的普通讀者而不會是中國古代史的專業研究人員。即使如此，我的想法，同柴德賡先生上述看法仍然有著本質的不同。

我建議，一般非專業人士要想閱讀《資治通鑒》，最好先從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開始，分開來講，主要基于如下幾點考慮。

第一，在直接閱讀《資治通鑒》之前，人們對這部書的了解，通常只是中學課本編選的片段，或是普及性《通鑒》選選本，而這樣接觸到的《資治通鑒》的內容，一般是不會觸及前文所說這部書在敘事形式上不適合一般閱讀的那些特點的。若是在這種情況下驟然接觸《資治通鑒》的原文，讀者眼前必然是一派混雜凌亂的景象，茫然摸不到頭緒。

我提議先看《通鑒紀事本末》，是覺得這部書會在兩個方面，給這些讀者提供一個鋪墊，或者說是架設一道上坡的引橋。

一個方面，是通過閱讀這部書，預先對《通鑒》所記述的戰國至五代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有一條主線。

現在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歷史知識，是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體系。這個體系，比較強調某些官方想要人們接受的概念，抽象的東西，明顯占有較大的比重，而對具體的史事卻重視不足。以這樣的知識儲備，驟然閱讀“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的《資治通鑒》，所獲得的印象，難免支離破碎，從而令人無法卒讀。

前已述及，司馬光《資治通鑒》載述的史事，是以政治和軍事活動為主脈，而《通鑒紀事本末》摘取的就是這條主脈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讀過《通鑒紀事本末》，就能使讀者對《資治通鑒》的主體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腦子里先有一條比較實在的脈絡，這樣纔便于大家按照司馬光所排定的時間次序，漸次展開那一段段過去的歷史，順序走入那一段段過去的歷史。

另一個方面，以這樣的閱讀為背景，讀者就很容易明白，《資治通鑒》書中那些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七零八落的內容，只要你靜下心來慢慢閱讀，就會看到不同時期各項歷史活動的前后連續和不同事項之間的相互影響。重要的是，每一位讀者，都要明白，自己需要在閱讀的過程中去慢慢尋繹，靜靜思索，這樣才能讀得懂《通鑒》，弄得通《通鑒》。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聽人家說《資治通鑒》有名，說《資治通鑒》寫得好，你買過來一本，便一下子就能看得下去的。

總之，我認為《通鑒紀事本末》幾乎可以說是普通讀者閱讀《通鑒》的必備階梯，只有先讀過《通鑒紀事本末》，才能讀好《資治通鑒》。

這個看法不一定很妥當，僅供大家參考，但關于這一看法，我還想補充說明一下我對相關問題的一般性認識。人們不管是學習哪一方面的知識，初學者總希望能有專家幫助提供一些指導性的意見。現代社會知識分化越來越細，這種需求也就會越來越強烈。不過在提供指導意見的專家一方，給出的方案，卻往往不盡一致，彼此之間甚至會有很大沖突。學問一個人一種做法，出現這樣的差異本來是很正常的，在這里我想說明的是，在談論治學方法或是讀書路徑這一問題時，或許可以把這些提供指導意見的專家劃分為“說實話派”和“唱高調派”兩大派別。顧名思義，大家就會明白我說的這兩派指的是什么意思。我愿意做一個“說實話派”，盡管這實話說出來可能顯得很土，但它實在。

在怎樣閱讀《通鑒》這一問題上，接下來我想談一下怎樣合理利用《通鑒目錄》的問題。

司馬光在撰著《資治通鑒》這部書的同時，還另修成《資治通鑒目錄》三十卷。這《目錄》也被稱作《通鑒》的“大目錄”。司馬光在自序中說明其編纂緣由曰：

編年之書，雜記眾國之事，參差不齊，今仿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于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汩沒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于其間，以為目錄。

清官修《四庫提要》概括說這部書的特點是：“其法年經國緯，著其歲陽歲名于上，而各標《通鑒》卷數于下，又以劉羲叟長歷氣朔閏月及列史所載七政之變著于上方，復撮書中精要之語散于其間。”亦即相當于一份“大事年表”，而實際上各個歷史時期的寫法亦不盡相同，根據不同時期的特點而有所變化。

司馬光

這部《目錄》，現在很少有人閱讀查用。中華書局點校本《通鑒》，也沒有一并印上這個“大目錄”，這也可以說是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鑒》的一大缺憾。不過過去的《四部叢刊》本和《四部備要》本都很容易找到，想要閱讀，并不困難。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現代人一般覺得，它對于研治史事并沒有什么直接用處，對考訂史事有大用的乃是司馬光與《通鑒》同時撰著的另一部輔助書籍《資治通鑒考異》。不過司馬光之所以要編著《通鑒》，其中一項重要的技術性原因，乃是讀史者礙于歷代史書篇帙繁博而“不暇舉其大略”（劉恕《資治通鑒外紀》引言），可《資治通鑒》成書后卷次幾近三百，常人依然不易驟然“舉其大略”，故編此《目錄》，以備檢尋“事目”，也就是逐時查找史上每一個年頭發生的大事，這對查閱具體史事，自然會提供很大便利。在閱讀《通鑒》時，最好還是能夠有一部《資治通鑒目錄》放在手邊，與之并讀。這一點，張煦侯等人都已經指出，張煦侯先生并且還特別指出，司馬光在《通鑒》正文中，于“天文現象不備書，書于《目錄》”，這也是值得讀者注意的一個重要事項（司馬光這一做法本身，是所謂“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體現，表明北宋中期以后，精英知識階層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拋棄天合一的說法，所以在《通鑒》正文中多略去天象記錄而僅將其列入《目錄》以備查）。不過我在這里強調要重視這個“大目錄”，還有如下兩點原因。

首先是除了便于查找特定的內容之外，若是通讀《通鑒目錄》，對通貫認知歷史大勢，也會很有幫助。《通鑒》的紀事，從戰國一直持續到五代末年，事項紛雜。閱讀《通鑒紀事本末》，可以幫助我們從總體上把握這一段歷史的大勢，但那是以大事為單位，實際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通鑒》自身的軌轍，而《通鑒目錄》只相當于《資治通鑒》的濃縮。故披覽《通鑒目錄》，也可以幫助讀者尋繹歷史在時間軌跡上行進的腳步，獲得的印象，宛如逐時延展的一個個大腳印，就是兩個腳印之間的空檔大了一些。

至于司馬光在每一年份下對史事的取舍，更因直接體現司馬光的看法而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譬如匈奴渾邪王太子金日磾得以進入漢朝政治中樞，緣于其身沒入官，為漢庭養馬，武帝攜后宮游宴察看，當時“后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從而引起漢武帝注意，召問應答得體，拜為馬監，由此一路升遷，被武帝用為心腹，“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臨終時又被命為顧命大臣，輔佐少主昭帝（《漢書?金日磾傳》）。金日磾因謹守規矩不亂窺視而引起漢武帝注意這件事本身，不管對武帝一朝，還是對整個西漢歷史來說，無論如何，也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司馬光雖然在《通鑒》本文中特地予以記述，胡三省卻以為這只是“為金氏貴顯張本”。但這段史事在《通鑒》中只是附著于渾邪王降漢事下，并不顯眼，可我們若是檢讀《通鑒目錄》，卻可以看到，在元狩二年欄下，繼“渾邪王降”這一大事之后，竟然寫有“金日磾牽馬不竊視”這樣一條紀事。這就提示我們，司馬光如此重視其人其事，個中緣由，相當耐人尋味。

由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閱讀《資治通鑒》一書時，若能在必要的時候，同時參看一下這部《通鑒目錄》，將會幫助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司馬光的主觀價值傾向，而且可以避免因受其觀念左右而對歷史事實產生錯誤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