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迎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實踐證明，要實現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必須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必須用優質制度建設和供給支撐與推動民營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到2018年12月18日，我國改革開放整整走過了40年的光輝歷程。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真扎實地總結改革開放40年我國成功發展的經驗，對于進一步推動和促進我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并由此實現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將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改革開放40年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列舉了10大方面的成就。其中，最突出、也是人民最有獲得感的，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數十倍的增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實現了根本改善，我國創造了超級人口大國持續40年國民經濟高增長的奇跡。

到2017年底，四個直轄市GDP均超過萬億元，非直轄市GDP超過萬億元的多達10個，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廣州和深圳分別達到了2.15萬億元和2.23萬億元，超過了重慶和天津兩大直轄市，青島、南京、杭州、成都、武漢、蘇州、無錫、長沙均超過了1萬億元；低于1萬億元、高于3600億元的城市如鎮江等多達43個。以上57個城市中，任何一個城市所創造的GDP都比1978年全國GDP多得多。成就之大，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也正因如此，中國才成為一個被世界公認的經濟增長奇跡的創造大國。

什么叫發展？按著名經濟學家錢納里和羅賓遜的概括，“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而成功轉變的主要標志是資源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熊彼特則進一步把發展定義為，通過增長實現的經濟結構的質的變化。這就是說，如果結構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即使經濟實現了增長，也不能說實現了真正的發展。這在本質上是一種“無發展的增長”，充其量算是“欠發展的增長”。

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國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國民安居樂業、基本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兩彈一星”成功發射等，但并未實現經濟結構質的發展，最典型表現是，盡管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1978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和國民收入均保持較高幅度的增長，但如果扣除同期物價指數上升35.9%的影響，人均國民收入增長幅度就小得多了。1953年我國農業、工業和建運商業的產值比重是41.1∶36.3∶22.6。到1978年底，三次產業比重僅僅進步至27.7∶47.7∶24.6，其中，農業27.9、工業44. 1。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截至2017年底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已經發展為7.9∶40.5∶51.6。盡管我國當前面臨經濟發展質量迫切需要再提升問題，但與1978年的產業結構水平和質量相比已是天壤之別。

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主要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將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概括為九大方面。在此之前，學術界也曾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過總結，如從發展全局角度提出的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論，從區域和產業發展角度提出的梯度推移論，從政治角度提出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論和私有制最終消滅論，更多的人則從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角度提出的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基礎上的“市場決定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論”；如此等等。

角度不同，提煉和強調的重點不同，得出的經驗結論要點也不同。這表明，對40年改革開放及其創造奇跡的邏輯原因與經驗總結，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實踐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政治問題。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因此，必須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這本來是一個充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認識和正確結論，然而，在實踐中它卻受到了極“左”或只能靠“本本”吃飯和習慣于以“馬克思主義口吻”唬人的那些人的抵制。他們不僅用實踐的結果來否定實踐的前提，而且用所謂“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的政治正確口號來否定“把生產力發展放在前面”和“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幫后富”這樣一種既科學又符合“勞動還是謀生手段”這樣一種客觀的具有內在要求性質的正確實踐。

顯然，總結好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的、主要的經驗，對于我國后續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化和經濟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其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是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的。

綜合來看，40年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歸根結底，主要是如下三條：

選擇市場決定作用與政府更好作用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選擇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是我國人民走上齊心合力謀發展之道的明智選擇和關鍵一招。說其明智，就在于市場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最聰明、最有效的公平交換和價值實現的“力的平行四邊形”場域和“成本－收益”評價體制機制；說其關鍵，就在于選擇了市場，便意味著選擇了公平，選擇了效率，還選擇了公平與效率的內在協調與統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核心和要點是更好發揮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功能和作用，即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這既是當代各國實踐所取得的理論共識，也是我國能夠成功實現公平與效率再協調與再統一的重要實踐前提，更是我國改革開放繼續走向深化并取得更大成功的重要經驗。

實行對外開放，引入包括管理、技術和資金在內的外部優質資源。回顧改革開放歷史，沒有思想解放，我國就不會選擇市場，從而也就不可能接受開放。選擇開放，不僅彌補了國內各類資源的不足，而且進一步激活了人們創新發展的理念和思想；不僅較好和較為有效地擴大了改革開放的領域，而且加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時還拓展與提高了改革開放的水平與質量。對外開放，是我國從貧窮走向富裕、從落后走向強大的既明智又重要的選擇。

承認私人利益存在的客觀性及其意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毫無疑問，人們可以通過經濟發展和政府有效調節人與人、個人與集體和國家間的利益關系處理好利益的分配問題，但決不能漠視、甚至否定個人利益存在的客觀性及其潛在的動力意義和價值。否則，就必然會受到物質利益規律的懲罰。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創造。”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任仲平在《人民日報》署名文章中明確指出：“承認個人利益，尊重個人利益，保護個人利益，發展個人利益。從歷史中來，向著未來去，中國共產黨人重新思考‘利益’命題，找到了一把啟動‘騰飛引擎’的鑰匙。”同時，也正是因為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個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啟動經濟騰飛引擎的“鑰匙”，才形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并能夠勇于長期堅持的“兩個毫不動搖”和“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正確實踐，從而取得了以“五六七八九”為特征的民營經濟重要成果，并由此創造了經濟數十倍增長的世界性奇跡。

必須長期堅持發展民營經濟不動搖

大量實踐反復證明，我國要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僅必須堅持做大做優做強國有資本不動搖，還必須堅持做大做優做強民營經濟不動搖。

民營經濟是百姓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我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不同于且在本質上不是純粹的私人經濟，我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營的經濟，即“老百姓經濟”。老百姓經濟是一種同時具有私人屬性和社會屬性、是私人屬性與社會屬性內在統一的生產經營方式。追求個性的解放、實現個人（家庭）生存與發展的訴求，是我國老百姓經濟私人屬性的基本表現。不排斥合作和先富帶后富并由此實現共同富裕，是老百姓經濟社會屬性的基本表現。把個人及家庭生存與發展訴求與人民共同富裕訴求能動而有機地融為一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有表現形式。

改革開放實踐反復表明，這種生產方式符合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實現更大發展的內在要求，有助于實現資本、勞動、技術、管理、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有效組合與配置，從而是一種既不同于傳統體制下單一公有制的生產方式，又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制度下純粹私有制的生產方式，而是一種有助于長期有效推動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資源配置方式和生產經營方式。為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長期地而不是短暫地、大膽地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大力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堅持鼓勵、支持和引導好民營經濟大發展不動搖。

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構成要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必須充分肯定我國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40年實踐反復表明，在我國，什么時候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和大力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國民經濟就能順利實現持續平穩健康較快發展；反之，國民經濟發展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出現衰退。這個經驗也同樣適用于各省市地方的發展實踐。

這表明，在我國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否長期堅持鼓勵、支持、引導和發展好民營經濟，是能否長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試金石和分水嶺。

長期堅持發展民營經濟，不會導致資本主義。舊中國的發展史反復表明，我國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新中國的發展史特別是40年改革開放歷史充分表明，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雖然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存在收入差距等問題，但并未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沒有因此而帶來資本主義，反而是帶來了超過4億人之眾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形成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兩極分化存在根本不同。兩極分化的一個基本表現形態是少數富人且過富與大量窮人且過窮并存。

在我國現階段，不僅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的典型形態，而且多達4億多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出現正是對兩極分化的否定。只要政府主導和管理好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機制，只要收入分配特別是所得稅體制機制運行科學健康有效，只要把國民收入再分配體制機制建設好、使用好，我國不僅會更好地激勵先富并由此形成更強大的“后富帶動效應”，而且還會更有效地推動規模更大、水平更高的中等收入群體成長壯大，并由此帶動全社會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它從經濟社會發展史的高度表明，長期堅持發展并鼓勵、支持、引導和發展好民營經濟，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更是推動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用優質制度建設和供給支撐推動民營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要有效保證和更好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諸多條件。為落實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中央主管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為民營企業紓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對于解決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具有雪中送炭、解決燃眉之急的積極意義和作用，但是，民營企業更需要的是能夠保證其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機制和制度。否則，親而不清與吃拿卡要、清而不親與懶政怠政等傷害民營經濟發展的現象就會反復出現。

近年來一些奇談怪論的出現，既從一個側面表明當前我國思想理論界仍然存在眾多誤區，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管理制度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理論建設還存在眾多缺陷與不足。從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來看，當前最重要的是要著力增加更具基礎意義的優質制度建設與供給。

制度屬于公共物品，對于企業發展來說，廣義的制度供給，主要是指服務于企業發展的經濟制度、社會文化制度、市場交易規則和制度以及具有制度延伸性質且具有長期約束和激勵功能的各類政策的供給。所謂的優質制度建設與供給， 簡單地說，就是能夠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效服務于企業發展的制度建設和供給。

根據鄧小平的觀點，優質制度供給，其基本標準同樣必須是“三個有利于”，即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通俗地講，優質制度的供給，就是能夠使壞人變成好人、蠢人變成智人的制度，使聰明人變得更聰明、勤勞人變得更勤勞、懶惰人變得不再懶惰、低能人變得更高能的制度，使個人更自由、社會更公平、競爭更充分的制度，使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

優質制度供給的內涵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市場是否有效并起決定作用。簡單地說，就是資本和勞動能否自由流動，宏觀調控與管理是否中性，市場進出和交易是否公平，如此等等。

二是法制是否健全并得到不斷強化，“民主的政治”和公民社會是否建立，法治是否公平并能夠有效保護公民和市場法人的人身及其財產權益。

三是政府與市場邊界是否清晰且運轉良好。這不僅是指政府能否對全體市場主體正確賦權并有效保障和正確約束其得到的權力，而且是指政府能否使市場主體積極作為并能夠及時有效補充和糾正市場失靈。

四是政府是否足夠小、市場是否足夠大。政府足夠小主要是指凡是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政府保證不插手；凡市場做不了、做不好、做不到的，政府都能夠及時有效地進行干預、調節和管理，并能夠有效維護法律尊嚴、嚴格限制與迅速消除各種超公民特權及其帶來的不平等。市場足夠大，則主要是指凡是在法律框架內市場主體能夠通過交易實現的互換與融通，均由市場解決，無需其他外部力量干預。

顯然，上述四個基本方面及其有效運轉的統一，即有助于企業健康成長與發展的優質制度的供給。

民營企業自身的制度建設也同樣重要。民營企業要實現更好更快更高質量發展，必須像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講話中所希望的那樣，做到扎扎實實，努力把企業做強做優，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做講正氣、走正道的企業家；做聚精會神辦企業、遵紀守法搞經營，在合法合規中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并能夠積極回報社會的企業領路人；做國際視野越來越寬、創新能力越來越強、企業治理能力越來越高的全國乃至世界一流企業掌門人。

可以預見，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和人們對改革開放成功經驗認識的不斷深化，隨著優質制度建設的不斷深入和優質制度供給的不斷增加，優質制度建設和供給的紅利會得到不斷釋放，中國經濟必將成為既能夠使國有資本發揮更大主導作用、又能夠使民營經濟發揮更大基礎和支撐作用的高質量發展經濟。

本文發表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4期，原標題“用優質制度供給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圖片來源于網絡，轉載請注明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