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思想，只要曾經在人類的生活中發揮過影響，就不會永遠消失。運濟時宜，沉寂多時的思想也能乍煥新生。而且，思想相互影響，有源有支，多源多支，沒有“純潔”的思想。

當前西方的極右思潮，自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便逐漸成勢，迄今沒有衰退跡象。英國公投脫歐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使世人再也無法忽視這股思潮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力。

但這股極右思潮到底是什么，卻讓人無從捉摸。它對集權、征伐興趣渺渺，與納粹思想顯然不盡相同。各極右黨在歐洲議會中無法捏合成一個黨團，說明極右內部也有激烈爭論。而法國新右哲學領袖堅持與法國極右黨“國民陣線”劃清界限，似乎顯示哲學思想、大眾心理、現實政治之間也并非無隙銜接。本文僅抓要害處，擇其大端，對當前西方極右思潮的源流作一概述。

西文政治話語中，左指的是求新、求進步；右則相反，指的是守舊、保守。極右，顧名思義是極端保守。然而，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新者變舊，舊者著新，何為新舊往往并非涇渭分明。再加上不同國家、民族、人群的心性不同、需求不一，所謂“極端保守”，便有了許多不同的指代。

第一類極端保守者，保守的是上帝。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黑暗面催生了質疑人類理性、緬懷上帝秩序的“傳統學派”——代表人物有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博納（Louis de Bonald）和拉梅內（De La Mennais）。他們贊賞一元論和有機體說，認為唯一完美的秩序是上帝的秩序，合法的權力唯有來源于神圣的力量；好的社會是和諧的、有機的、等級的，每個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由于與活潑、動蕩、求解放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他們的思想很快便淹沒在歷史之中。

到了20世紀中期，法國的居農（Rene Guenon）和意大利的埃佛拉（Julius Evola）再次光復了傳統學派。他們認為，現代世界日日墮落、危機深遠，然而卻無藥可治，亦無途可改，個人唯有以英雄之姿去自行反抗。他們的學說切中時弊，流行一時，迄今仍為法、意的新右哲學提供靈感。與一個多世紀前的傳統學派相比，居農與埃佛拉跳脫了基督教的窠臼，廣涉印度教、佛教、道教、伊斯蘭，稔熟靈修、神性話題，最終落在對現代世界的批判上。居農著有《現代世界的危機》，而埃佛拉則著有《對現代世界的反抗》。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上帝已難以留下太多痕跡。但對超驗精神體驗的追求、對庸俗現代生活的失望和厭倦，不時構成一股深沉而強大的思潮。而那些認為西方文明深植于基督教的觀點，對“恐伊癥”、“文明的沖突”也起了推波助瀾之效。

第二類極端保守者，保守的是貴族。

如果說平等是現代世界最有號召力的價值觀，當不為過。但人人平等，無異于人人平庸，導致尼采所說的“末人”。果敢、高貴、舍身為國的人物，才會讓人動容。當今已沒有任何重要的思想家鼓吹重建貴族，但對貴族精神的向往、對英雄的呼喚，卻一直是民主社會的一股潛流。

由伯克（Edmund Burke）所奠定的英國保守主義，不僅對英國思想界及政界影響深遠，流風亦波及西方多國。英國保守主義對人性悲觀，認為社會是有機構成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并尊重權威與傳統。而由政治哲學巨擘施特勞斯（Leo Strauss）所支撐起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也對“最小公分母化”的民主制度憂心忡忡。施特勞斯的學生布魯姆（Allan Bloom）在其成名作《美國精神的封閉》中抨擊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中虛無主義盛行，情懷難覓，世風日下。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多國的保守主義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已與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結緣，支持自由市場、企業家精神，成為主流政治勢力。換言之，在自由與平等這兩個現代最顯赫的價值觀中，保守主義質疑的是平等，但接受自由。

第三類極端保守者，保守的是國族。

這一類人不但質疑平等，對自由也不真感興趣。他們所珍視的，是現代世界最核心的組織——民族國家。他們即便接受民主，也認為民主只能限于一嚴格的國族之內，且服務于國族發展之目的；即便接受私有產權，也熱衷于讓國家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

在西方歷史上，最熱切的民族主義者，多見于德國、意大利、波蘭等后起國家。蓋因現代國家制度最早成型于英、法，而其他國家在競爭壓力下，不得不起而效仿；而在競爭以及效仿的痛苦中，本土的民族主義也就應運而生。

18、19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在思想史研究中頗有一席之地，這也被認為是日后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法西斯思想的來源有左有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等，但歸根結底法西斯還是一種極右的思想。它最有特點的極右之處，莫過于對一種純潔的、雄邁的國族的向往。自由主義推崇個人而低看國家；法西斯主義則指出，個人只有在國家中才能展示真正的本質。

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在考察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6個歐洲國家的法西斯主義之后，在其《法西斯主義》一書中指出，法西斯是“民族國家主義”最極端的形式。法西斯主義認為，“有機的民族”和“強有力的國家”將能夠超越階級沖突。

戰后有兩波民族主義浪潮，分別為殖民地獨立和蘇東解體。此后，“后主權”“后民族國家”的思想逐漸占據上風，歐洲一體化尤被視開風氣之先。豈料近年，被認為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民族主義，在西方迅猛回潮。

第四類極極端保守者，保守的是文化。

畢竟時移世易，民族主義近年在西方雖有回潮，但號召力已非一兩個世紀前可比。以保護文化多樣性為名而主張“歐洲特性”的歐洲新右哲學，似乎更能體現當前歐陸極右思潮的獨特之處。

新右（Nouvelle Droite）哲學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法國，后流布于歐陸，英語學術界僅在90年代后有零星引介，近年略有增多。漢語界對其認識幾近空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博努瓦（Alain de Benoist）、費伊（Guillaume Faye）、塔爾基（Marco Tarchi）等。

新右哲學興起于新社會運動之時，與新左思潮并蒂而生。只是新左一時風頭無兩，而新右直到今天才隨著反移民、反歐盟的極右黨的崛起才引起世人重視。與新左思潮一樣，新右思潮也重視文化、認同等“后現代”議題。在反自由主義、反資本主義、甚至反普世主義方面二者頗有可通之處。

二者所不同之處，或首推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態度。新左歡迎不同文化在一國內百花齊放，而新右則認為文化先于政治、文化決定政治，故不同文化在一國內勢必無法自如共處，“文化多元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將無法得兼。依新右的邏輯，為保護全球的文化多樣性就要保護歐洲文化，為保護歐洲文化就應遣返移民——當然，這對保護移民來源地的文化也同樣有益。

一般人或許想不到，新右思想家并不推崇民族主義；他們看重的是在國家之上以及在國家之下的文化單位。博努瓦希望建立歐洲聯邦，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未來屬于那些能夠將自己組織成許多自治實體、獲得足夠實力來抵御外來影響的大型文化和文明”。而且，新右思想家還經常把美國作為文化上的假想敵。

上述“四大保守”——保守上帝、貴族、國族和文化，僅是一個不完善的簡便論述，卻也足以讓我們管窺極右思想來源的曲折、駁雜、多歧。但是，只要被冠以“極右”的思想，都有神似之處——即對現代世界的悲觀、或至少是十分審慎的態度。

現代是人類社會第一個以時間階段來命名的時代，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進步”、向前看，堅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F代世界開啟之后，一股前所未見的樂觀氣氛便彌漫在人群中，連普通人都相信通過人的理性，能夠實現人的解放，實現人對自然的征服。

但有光即有影。不斷地前進、永遠地革新，也就意味著現代世界會不斷地丟失舊時的生活，也會不斷地遭逢新的危機。正是現代性的黑暗面，給了極右思想生存的土壤。極右人士對現代性是失望的，對理性是不信任的，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是悲觀的。其實，幾乎所有批判現代性的重要學說，如尼采、海德格爾、斯賓格勒等人的哲學，都是極右思想的重要給養。某種意義上，批判現代社會的極右思想，也是現代世界的產物，是現代的意識形態。

十年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債危機、民主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歐洲一體化危機、美國政府關門危機等種種“危機”一直伴隨著西方人的生活，也傷了人們的心氣。種種具體的現代造設——全球化、地區一體化、代議制民主、乃至普世人權，都成為了被質疑的對象。極右思潮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飛入尋常百姓家”。

托身于幾百年來的學術積淀，當前的極右思潮并非僅是烏合之眾的一時興說。它到底會將主流的意識形態框限、制衡到什么程度，就有待時間來告訴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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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靜，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