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考入云南大學。我至今仍然清晰記得，我第一次坐長途火車，離開家鄉到達昆明市區的火車站，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登上校車后，大巴跑了近一個小時，才到達云南大學呈貢校區。

我看見自己乘坐長途火車后呆滯且疲憊的眼神映在車窗上，車窗外的景物飛馳般向后倒退，樓房在倒退，街道在倒退，行人在倒退，村莊也在倒退，最后窗外什么都沒有，只剩下荒地和碩大的校園。

最開始的興奮感在第一個月就消退了，隨即便思考這樣的問題：我這大學四年，究竟要生活在一個什么地方呢？

鉆狗洞去買東西

雨花大學城位于呈貢新區的南端，在地鐵一號線修建之前，坐公交車從呈貢新區到昆明城區至少要兩個小時。我還記得，那些深夜，一堆學生擁擠在公交站牌下，在高原夜晚的寒風中瑟瑟發抖，盼到公交車后，瘋狂地塞進魚罐頭，因為錯過末班車就無法回學校，學生單薄的身體與購物袋擁擠在一起，大家都沉默著。

即便后來開通地鐵后，到城區也要一小時，而地鐵站與校門之間還需要乘坐公交。校車的時間不穩定，班次有限，等待時間長，而且校車司機態度惡劣，和學生發生過幾次沖突，也成為云南大學貼吧常見的吐槽帖。此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地鐵站十字路口沒有路燈和交通信號燈，雖然沒什么車，但行人還是不安全。

2010年9月，位于大學城最南端的呈貢校區作為云南大學的主校區正式投入使用。校園占地4000畝，整體呈心臟形狀。從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出，校園南邊是山地，而校園內部及周邊，都存在大量的荒地或建筑工地。

校園西南角的高層建筑群是為教職工修建的家屬樓。其南側的建筑群稱為“南都步行街”，據說是校園落成不久后幾個宣威老板修建的，大量鋪位出租給商販，經過幾年經營，餐飲、娛樂、住宿的門店，一應俱全。

通往南都步行街必須經過南門。學校以安全之名，常年關閉南門，而學生消費購物需求很旺盛。于是經常有商家或者學生，剪斷一兩根南門一側的鐵欄桿，形成一個人能俯身鉆過去的通道，被云大學生戲稱為”狗洞“，并成為空間權力博弈的焦點。商家開洞，學生鉆洞，校方封洞，構成了一個循環，反復拉扯。

直到2015年，學生終于能通過正常的南門到達步行街。在此之前，云大學生鉆了四年狗洞，一般下午5點到晚間，狹窄的狗洞兩側都是排隊的學生，下雨天時，還要踩著滇中平原的紅色泥土，道路泥濘不堪。

空虛的校園生活

截止目前，云大校園仍在緩慢建設中。2017年8月29日,昆明市規劃局呈貢分局批準了云南大學上報的《云南大學呈貢校區二期校舍建設項目規劃方案》，項目總建筑面積537320平方米，而校園規劃總建筑面積1585567平方米，容積率0.528，建筑密度15.2%，綠地率50.2%。

在4000多畝的校園內，最大的感受是空間尺度大，不緊湊，師生在各個功能區之間往來極為不便，所以自行車或電動車在校園里很受歡迎。空間尺度大還導致行人之間的距離很遠，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的可能性。

不過，相比于2010年搬過來的第一批學生，我還是很幸運的。當時的學校宛如工地，校園基礎設施匱乏，在大圖書館修建完之前，臨時圖書館就擠在一個地下室。直到畢業，第一批學生都沒看到新的圖書館竣工。我雖然看到了新的圖書館，但直到我畢業，學校周邊都只有一個買教科書和打印材料的萬言書店。

絕大部分學生的校園生活就是三點一線，宿舍-食堂-教室。回到宿舍，大家都花時間玩電子游戲、網購、追劇、看綜藝節目等。面對空曠的校園、重復的生活，大多數時候我都會產生極度空虛或迷茫的情緒。這種情緒與挫敗感往往轉化為更嚴重的對游戲和娛樂的沉溺。

學生也很難獲得師長的陪伴與輔導，很多老師上完課就坐車回市區了，每個學院雖然配有幾個輔導員，但一個輔導員往往要帶三個年級近1000名學生，已被行政工作擠占全部時間，很難成為陪伴學生的導師。

“入城難”增加了學生求職、就業的難度。大學城遠離市區，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學生很難獲得便利的實習、就業和社會實踐機會。昆明的文化、學術資源主要集中在市區以及校本部。但參加市區的講座、沙龍、公益服務，都需要漫長的通勤時間。

如果長期生活在這樣的文化“孤島”上，就會產生與城市文化的割裂，而人文社科的學生，更需要獲得城市文化的滋養，融入市民生活，深入社會肌理，獲得田野經驗，才能獲得更好的成長。

《西南聯大訪談錄》作者張曼菱2014年在北大的一場講座中曾這樣評價大學城：我去過那種所謂的大學城，那是對你們的遺棄。在遙遠的郊區，沒有人氣，沒有校園氛圍，沒有導師，沒有高班同學，甚至沒有街道和居民。除了小賣部，什么都沒有，老師都不在那兒，一群剛入學的孩子們在那里，簡直是“集中營”。他們夜里吼歌可以到零點，吃薯條吃到嗓子啞。因為孤寂，他們只能玩電腦。這時候，有很多同學成了電腦迷，甚至因為上網而耽誤學業，而被開除。校園的輔導與關懷，引導學生建立積極向上溫暖的小環境，這對初離開家庭的學子至關重要。

高速擴張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在乎學生的成長。郊區大學城仿佛一塊寄生的巨大機器，大批量制造貶值的高等教育文憑，從流水線下吐出來一個個蓋過章的低成本產品。

1999年昆明舉辦了世界園藝博覽會，這是在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之前，中國主辦的第一個大型國際盛會。園博會使昆明城市發展進入快車道，為緩解昆明主城的人口壓力，盤活土地存量，呈貢新區的開發成為解決城市問題的突破口。

其實，昆明在新城區的選址上曾有爭議。雖然呈貢縣土地存量大，開發難度小。但呈貢是當時昆明最大的鮮花、蔬果基地，大量磷肥排放到滇池，導致其富氧化嚴重。而新城的建設可能進一步破壞滇池周邊的濕地。

2016年，中央巡視組在對云南的反饋中明確指出，土地城建是云南腐敗重災領域。2015年3月15日，云南省委副書記、原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落馬。仇和曾是全國聞名的“明星官員”，在云南任職時期，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拆遷，出售公立醫院和學校，賤賣公共部門與礦產資源。其在任期間，呈貢撤縣并區，讓昆明市有了更大的土地騰挪空間，而城中村改造提供了大量可供招拍掛的土地，成為重要的土地財政來源。2008年，仇和以鐵腕手段，決定對全市336個城中村進行拆除改建。直至其任期結束，已完成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改造。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帶昆明福海社區失地農民“公車上訪”，引起熱議。

楊維駿是云大老校友，1945年畢業于云南大學政治系，曾擔任西南聯大時期的學運領袖。建國后，他歷任民盟云南省委秘書長，云南省第五、六屆政協副主席，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楊老年輕時參與革命運動，建設新中國，離休后依然心系民生政策，是一名鐵骨錚錚的老英雄。

當年，楊老對昆明“全域城鎮化”持反對意見，已年過九旬的他接待了大量失地農民，借北京治病期間向紀檢委舉報貪腐官員，他所舉報的白恩培、仇和、張田欣等一干人業已落馬。時隔多年，楊老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weujun88）依然在更新，講述失地農民的故事。

土地財政一度是快速城鎮化的強動力。曾有云南省官員表示：“一任領導要想在其任期內迅速實現施政目標，尤其像昆明這種迫切需要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改善的城市，就要花大筆的錢。中央一般性轉移支付杯水車薪，專項資金有限，昆明這樣的西部城市，之前也經常輪不到。而依靠產業發展增加稅收的速度太慢，唯一的辦法只剩下賣地。因此，考察一個官員的執政能力，就指向了賣地的能力，以及怎么賣地和賣地的錢怎么花。”

目前，中國投入建設的大學城已經超過半百，大多遠離市中心，大學城不僅多，且占地面積大，動輒50平方公里。“毗鄰大學城”也成為樓盤廣告的新詞。按照房地產的邏輯，大學可以帶動房地產發展。一方面大學及其附屬中學，提升了樓盤的配套教育設施；另一方面，大量的學生是消費力旺盛的消費人口，可以帶動商業中心的發展，將來也可能轉化為新市民。可以說，大學郊區化讓地方政府左手政績，右手稅收。

前段時間，我翻到自己2016年的 朋友圈，不禁淚流滿面，那是考研前最后一次去市區的讀書會，與朋友告別：

今天最后一次參加昆明讀書會，托一笑君捎一些玩具給矣六村的孩子，還有小貓玩的機械老鼠，騎車離開師大，路過西南聯大紀念碑，想起無數次騎過這些馬路經歷的種種，還有曾經走在一起的朋友，小嗨去了南方討生活，林女神去復旦交換了，羅兄也畢業了。夕陽正好從左邊照過來，把一個身影拉的很長， 心里響起的是don't you cry 的旋律，差不多兩年過去了，曾經最熱愛的東西也會煙消云散。出校門，空氣中彌漫著黑色料理的味道，柏油路面被排泄物腐蝕著，諾大空曠的呈貢街道，裸露的紅土，蕭條的“商業廣場”詭異的氣息。雖然現在街上安了紅綠燈，可是大學城地鐵站那個路段依然沒有路燈，沒有路燈。

看著這條朋友圈，我想起自己大學時光的種種：閱讀西南聯大歷史并探訪市區遺址，參與宏仁村的鄉村文化實踐重建，在矣六村開展社會服務，與校工大哥大姐們打成一片，與失地農民和楊維駿老先生的訪談，還有徒步調研滇池河流污染，以及一次次與好友繞滇池湖畔騎行，呈貢清涼的晚風與西山睡美人夕陽。

我也無法忘記，在晉寧，失地農民手捧著材料，絕望的眼神。在金牛校區的涼亭，太陽快下山了，楊老堅持要和我們站著講話，最后站不動了，便倚在漆紅的亭柱上，夕陽打在他的臉龐，他目光矍鑠，一字一頓地說：“為勞苦大眾請命，奮斗，這就是政治。”

土地財政的急功近利，民眾的苦難與掙扎，這種空間權力的撕扯，切身作用在自己身體上。我感受到自己的脈搏和痛苦，也與這片土地與更多人有了連接。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反思社會學導引》中曾說：社會學給予我們的真正自由在于給予我們一點機會，讓我們去知曉我們參與其間的游戲，讓我們在置身某個場域的時候，盡可能少受這個場域各種力量的操縱，同樣少受我們內部發揮作用的體現在我們身體層面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擺布。只要你將反思社會學用于自身，就為自己開辟了一種可能性，以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并因此踏上塑造小范圍的謙和的、而又切實可行的道德的征途。社會科學的政治任務在于既反對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唯意志論，也反對聽天由命的科學主義，通過了解有充分依據可能實現的各種情況時，使可能性成為現實，從而有助于確定一種理性的烏托邦。

“文明允瑧，以祚我民”是云大校歌最后一句，熊慶來先生所作。相比“會澤百家，至公天下”的校訓，我一直覺得熊慶來先生的題詞質樸且深刻，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有異曲同工之義。每當默念這兩句，總是心里翻騰，百感交集。

參考資料：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40215/005218219188.shtml

http://news.163.com/17/0104/10/C9UAIQKT000187VG.html

http://km.house.qq.com/a/20150409/017577_al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