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第五屆思勉人文思想節的第三場主題論壇“重返十九世紀文學”在華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舉行。論壇由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院長袁筱一主持，與會者既有孫甘露、畢飛宇、小白、黃昱寧等著名作家，亦有許鈞、吳笛、毛尖等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

先讀二十世紀文學，再讀十九世紀文學

南京大學教授、作家畢飛宇說，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談十九世紀文學可能會更準確。“二十世紀是十九世紀的兒子，二十一世紀是十九世紀的孫子。兒子談論父親通常不靠譜，孫子討論爺爺通常靠譜。當我還是 ‘兒子’的身份，我在上大學。我發現幾個文學青年聊天，嘴里一定是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開始之后的作家和作品，如果這時候有某個同學一不小心提到了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或者浪漫主義，大家會覺得他特別落伍。”

“也就是說，在我們三十歲之前，即便面對托爾斯泰，我們都不屑。不屑的理論依據是什么？沒有依據。那時就有一種文學氣場，認為十九世紀過去了。要說文學的真諦和現場，二十世紀是僅存的。”畢飛宇稱，但包括他在內的作家們，到了三十五至四十歲之后，都去讀《紅樓夢》了，去讀批判現實主義甚至浪漫主義了。

在提問環節，畢飛宇建議學生們可以先讀二十世紀文學，再讀十九世紀文學。“年輕的時候先讀現代主義文學，等年紀大一點，再回頭讀十九世紀文學。因為十九世紀文學不僅需要智商，還需要心靈的寬度和柔軟度。”

畢飛宇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無論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世紀文學，批判的精神都是在的。“只不過十九世紀的批判是面對社會，面對群落展開的，所以十九世紀選擇的是 ‘他’。到了二十世紀，由于敘事策略的變化，小說更多地選擇個體，從個體的精神深度出發加以闡發。所以二十世紀最關鍵的詞是 ‘我’。”

十九世紀文學有何特征

教育部長江學者、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許鈞表示談文學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人類要有尊嚴地、豐富地生存下去，我們不能沒有文學。今天這個話題很有意思——重返十九世紀文學，難道我們迷路了嗎？只要文學迷茫了，人生一定迷茫了。因為我們在文學中尋找共鳴，文學中的路比現實中更多。”

在許鈞看來，十九世紀文學有兩大特征，第一就是把人類的眼睛拉向他者。比如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即便自己有了《浮士德》，他依然希望每個民族通過自己的文學加入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分享。

第二在于關注外部的世界。“文學形式沒有好與不好，只要能表達自己、呼喚共鳴，任何文學形式都是可能的。文學確實有兩種，向內的和向外的，走出自我和走向世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十九世紀文學有一部分是對他者的關注，第二部分就是對外部世界的關注。”

這兩天許鈞一直在思考巴黎圣母院的問題。“說到巴黎圣母院，當我們閉上眼睛，能想到什么人？我能想到卡西莫多。你說卡西莫多美不美？他是世界上最丑的人，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是文學讓丑陋的人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許鈞特別提到，雨果通過《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海上勞工》三部作品，對人與宗教、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這三類問題進行了全面思考，至今影響深刻。

“因此對于十九世紀文學，我覺得不是重返的問題，首先是學習。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和每個作家的理想、使命、追求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就看你的所謂理想、使命、追求，落腳的是自我的，還是大眾的。”

十九世紀文學對當下有何啟示

“文學的道路不同于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一旦作出選擇，就再也無法‘重返’起點，而文學則不同，我們今天可以重返十九世紀，重新審視當時的文學的發展以及對后世的影響。”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吳笛說。

“我個人覺得十九世紀文學是整個世界文學發展進程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不僅僅出現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還極大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而就文學交流而言，‘世界文學’的理念始于十九世紀，我們國家真正意義上的翻譯文學也是始于十九世紀。”

吳笛提到，十九世紀文學對于當下具有強烈的現實的啟迪意義，是人類珍貴的共同的文化遺產。

“十九世紀的文學經典依然有著極大的藝術感染力。”在吳笛看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當下啟示最為深刻。一是浪漫主義文學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思考，對生態批評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啟迪，二是現實主義文學對文學的社會功能的關注。文學除了審美愉悅，還能介入社會，促使我們認識社會。

“十九世紀文學如同醫學，作家在創作中常常把整個社會看成人體，按照他們的理想進行診斷。”吳笛以哈代和狄更斯為例，說明他們的作品具有重要的認知價值，比如狄更斯的《雙城記》有許多關于審判的內容和有關法律的書寫，包括英國法庭的審判、法國法庭的審判。“這些法律書寫充分體現了他作為現實主義小說家的創作特質，不僅有著高潮的藝術技巧，而且有著深邃的人道主義思想，以法律要素在文學作品中的結構功能來啟發讀者，讓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受到普法的教育。可見，文學家不是一般意義的寫手，而是與我們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思想家。”

上海作協專職副主席、作家孫甘露也贊同十九世紀文學是非常重要的。“看待今天的文學，要從十九世紀文學的脈絡去看。重返最好的方式是重讀。今天大家說的很多文學作品喚起了我年輕時代的閱讀回憶。”

他表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時還很年輕，對十九世紀文學的理解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樣。“那時我們很可能就在故事、人物、語言里，和今天重讀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樣。所以前面幾位老師在說的時候，我就有一種熱切的盼望——趕緊回家重讀吧。”

為何要重返十九世紀文學

作家小白認為，十九世紀是小說家生逢其時的時代。當時的歐洲為現代小說高峰出現做好了充分準備，包括印刷技術，高度復雜的城市化生活，有閑讀者群等等。于是十九世紀的小說家漸漸把小說敘事發展為一種精密的技術。“十九世紀小說有個特點，就是前所未有地在一個文本中呈現整個世界，所有人物和事件都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而且體量越來越大。”

“但是后來發現這條路走不通。”小白說到，二十世紀突然發現這樣的寫法是有問題的，很多事件不斷地追溯原因、不斷地擴大小說的體量，是寫不下去的。“人性的細微之處靠這種方法寫不下來，所以到了二十世紀，現代主義來了。”

即便如此，小白認為二十世紀文學里依然有十九世紀文學的“遺產”，甚至于十九世紀文學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文學中，只是我們要如何去認識它。“比方說，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那一句，當年剛進口時，中國讀者驚艷得不得了。如獲至寶，頓時好像重新獲得了某種對時間的感覺。但是實際上，我相信對一個英語法語或者其它歐洲語種讀者來說，這句話雖然是個不錯的開頭，但也絕不會讓他們覺得好像重新發現了時間。因為如果你讀多了，你會發現這種處理時間方法，這種對時間的感覺，在十九世紀小說中也不會很鮮見。”

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作家黃昱寧說：“先回到十七十八世紀，當時小說還不是主流文學形式，戲劇、詩歌、散文都比小說尊貴。那么何以到了十九世紀，小說就一躍成為讀者最喜歡的文學形式？這其實和幾部作品有關，比如《唐·吉訶德》、《魯濱孫漂流記》，只是那時候讀者還根本不知道小說是什么。”

她表示，今天的小說家有點羨慕，或者說難以復制過去的是，十九世紀小說家可以理直氣壯寫人物肖像，寫各種環境，敘述速度也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當時小說家有一種 ‘為歷史留下獨特文本’的意識。現在小說家則沒有那樣的土壤。”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說，為什么要重返十九世紀文學？“當代問題有很多，其中三個重大問題，也發生在十九世紀，所以，想重返十九世紀文學，去看看當時情形。一個是 ‘厭倦情緒’，一個是 ‘浪漫問題’，一個是 ‘人道主義問題’。三個都是十九世紀文學的關鍵詞。”

在她看來，厭倦情緒雖是十九世紀文學中的普遍情緒。比如夏多布里昂會說：“一切都使我厭倦。我整天痛苦地拖著疲乏的身子，打著哈欠把一生度過。”但在他們的作品中，依然感情澎湃，浪花灼人。本質上，十九世紀的憂郁癥患者，都飽滿地執行了他們的歷史任務。在他們的厭倦感中，有著強烈的批判力度。

二是浪漫主義問題。“今天好像小資文藝很發達，各種浪漫，但是都很偽。比如，愛情中的錢，常常很上不了臺面很燙手。家里的老婆老公，常常很不堪。回頭看看簡奧斯丁、巴爾扎克，浪漫主義從來不避諱金錢，婚姻的詩學從來高于小情小愛。今天的青春電影真是不懂啊。”

毛尖認為，人道主義問題則是今天最大的問題。“今天文藝作品中，大量庸俗人道主義，差不多文藝作品沒法結尾的時候，就冒出一個人道主義，其實是文藝安樂死，最懶惰的方式。但回到十九世紀，我們看看雨果筆下的人道主義，那種激情，那種命運感，那種深淵性，再反觀我們今天的人道主義，一點斗爭性都沒有，一點較量感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