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不同的學科對深圳現象有不同的解讀。很多人將其歸功于深圳是移民城市，為什么移民城市能上去？社會學解釋比經濟學解釋更好，社會是分層的，一個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層，我們很難想象復旦經濟學院的院長會和一個普通工人能在上海討論創新。但是在深圳就可以，因為大家都是移民，這兩人可能是老鄉，可能是戰友，雖然你現在當院長，但是咱們還可以以同學、同鄉或者戰友的名義聚在一塊。深圳的口號是“來了就是深圳人”，是說深圳野蠻生長、草根生長，這是城市化的化學現象。

深圳內在的東西有一條，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邊界劃得很清楚，政府不會到企業去教怎么辦企業。深圳是從加工裝備開始，然后走自主品牌模仿，沒有深圳沒模仿過的品牌。

每十年深圳有一個周期。中國人特別怕周期，講周期危機是資本主義，其實我覺得周期是個創新的過程，高潮是大家看到一個風口，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后就會看到大量飛起來的豬死了，真正的鷹飛起來了。

1994年到1996年深圳大衰退，很多人說深圳特區是政策養大的。其實1995年特區辦就沒有了，那一回深圳大衰退有一個原因是廣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產業沿著這條高速向東莞去了，東莞在五年內取代深圳成為全國最大的臺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沒有“三來一補”（編注：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了，深圳走向模仿，東莞走向“三來一補”。結果東莞在2008年大規模衰退，而深圳走向創新。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2003年，那時廣州成功向重化工業轉型，成為中國第三大汽車制造基地，那一輪都在說“深圳被誰拋棄”；深圳最近一輪轉型是2010年到2013年，深圳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深圳當年做了什么？鼓勵中低端企業外遷，每年外遷的企業超過8500家，外遷造成經濟下滑，但后來的實質增長率超過16%、17%。因為這樣一個空間產業轉移的過程，深圳騰籠換鳥。

我從寶安回市區，有幾次感覺都很恍惚，走寶安大道回市區進到南山，我不知道哪個是特區、哪個是原來的關內、哪個是原來的關外，8500家企業走了，寶安就成了一個新的市區，寶安現在成了前海強大的支撐。

所以這是一個聚集、擴散、再聚集的過程。從一個空間角度看，它的比較優勢走向轉換的時候是不斷聚集擴散。

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勞動力從15萬增長到了1000萬，1980年，深圳的勞動力三分之一在企業，三分之一在非企業，包括自然村、小鎮。那時候國企員工占比83%，深圳國企員工占比最高的時候是1990年代，深圳大國企都破產的時候，國企員工比例達91%，從那時開始，國企員工比例穩步下降。到2000年之后，下降到20%，目前，國企員工占全部勞動力的9%。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深圳企業數從830家，經過十年到了1萬家，再十年之后到了10萬家，再十年之后到了36萬家，現在是150萬家，深圳活躍納稅企業將近90萬家。假如一家企業生產一個產品，就可以生產90萬個產品。

汽車制造是民用產品最復雜的，有數萬零部件。中國沒有一個城市可以達到深圳這樣的產業復雜程度。現在做的是互聯網、數字經濟，互聯網產品做好就可以賣了，分工極細，關聯企業構成復雜，這就是深圳的特征。

印度最好的企業創新貢獻0.2，美國最好的企業創新貢獻40.4，美印之間的差別是大量印度企業不創新可以活著，美國企業不創新就不能活。中國在印度和美國之間，深圳一定處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我們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業五年的經營數據，最后發現深圳企業創新水平超過美國的平均水平。我們現在是兩個制度，一個是創新制度，一個是競爭制度，競爭促進了不斷創新。

有一次，我在飛機上看天津媒體出版的報紙，說天津十年磨一劍，成就了1000億的大飛機產業。我想，深圳五年成就了無人機產業，這個產業怎么五年就能冒出來？

當年深圳搞無人機的時候我問碳纖維哪兒來的，他們笑我說什么叫碳纖維，深圳最早加工釣魚桿、網球拍、高爾夫球桿就是碳纖維，深圳最高峰時有10億只手機產能，手機外殼就是碳纖維，邊框是比亞迪生產的，王傳福說把這個手機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試過真不散。這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

還有特種塑料，當年小家電的特種塑料大量遺存，當無人機需要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找到。再是電池電控，這就是深圳的看家本領。深圳曾經做了一件事，投入了五千萬元研發伺服電機，當年不知道有無人機這種東西。但是深圳還是支持研發成功了伺服電機的磁性材料。

為什么廣州沒有做成無人機，他們說廣州沒人做釣魚桿，廣州也沒做這么多貼牌手機，雖然廣州政府也支持機器人，也支持伺服電機，但廣州做機器人是用在汽車產業上，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機器人都用在精密儀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準。所以大疆就具備了在現成產業鏈上做創新的條件。這些將要被淘汰的行業，突然可以給無人機做產業鏈，很多部件，大疆連圖紙都不用畫，連螺絲釘都不用生產，只要想生產就有人給生產，價格又低質量又好。

這里要強調下，市場是主導，企業是主體，法治是基礎，市場經濟就是合約經濟。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保障，政府推動建設發達的法治環境。我平時在人大工作，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術，為什么深圳有這么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某個事沒看清楚，那先說拿法律當教育文本，如果出了問題，視情節嚴重，錯了可以不罰。立法過程是不成熟的，深圳這些年和全國不一樣的是這個地方。

深圳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叫支持非共識創新。2007年提出的，當時引起一片嘩然，支持非共識創新不就是政府說了算嗎？但現在看這個口號多哲學，要共識了還叫創新嗎？怎么支持非共識創新，你向政府要錢，一個團隊可以要到一億，先要說清楚五件事，項目創新的科學原理是什么？技術從哪個大學出來的？哪個企業做的原樣開發？你的產品和原研企業的哪個重要？你怎么來確保產品？沒人知道誰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條件離不開這五個。

深圳還有一個“濕地效應”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濕地需要千分之三的鹽份，低了高了濕地都會消亡，政府的任務就是保持這塊地千分之三的鹽份，至于里面是鳥吃魚還是魚吃蟲，政府不管。重大的科學方向深圳絕對不會做指定，這個讓他做，那個讓你做。汪建（華大基因董事長）來找過我，說你們引進了這么多生物團隊，但是每年發的國際論文我們占60%，那經費你就直接切一塊就行了。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說你去問問，他不也是從六七個人搞起來的，為什么要欺負別人。

聯合國剛剛發布的報告，從2005年到2015年，把每一年的產業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在過去十年我們中高端的產業上升了2.6個點，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邊界。和日韓還是有差距，這是我們要轉型的方向。

深圳曾經有五家做屏幕手寫筆的企業，控制了全球手寫筆行業的90%，突然有一天蘋果不要手寫筆直接手寫，轟一聲這五家企業就沒有了，雖然現在在提倡工匠精神，但是工匠打不過科學。

愛迪生模式是說愛迪生沒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利用工程技術不斷地做創造。巴斯德模式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發酵的知識，看到發酵產生推理出其中的免疫作用，成熟知識得以大規模研發和生產疫苗，這就是現代化，深圳下一步要做的是純基礎研究。

如果不辦大學，沒有科學思想永遠不會成功。麥肯錫做了AI技術對產業滲透的研究，汽車近50%會AI化，汽車將是可以行走的超級計算機，這改變了我們對傳統工業化的看法，傳統工業化從科學發現走到產品要經歷漫長的小試、中試、批量生產的過程，需要大量的工藝創新和模具制造，現在的生命科學、數字科學會改變這個模式。

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個月，天天來回走在波士頓大街上，論市容，比深圳差遠了，但論產業密集，它是世界之巔，那里有全球生物產業最為密集的一條街，產業結構豐富、價值鏈完整、人才多元、資金充足，因而吸引了大批生物企業。那里曾經是麻省理工大學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現在成為生命科學最頂尖的地方。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學，且不說哈佛、MIT、波士頓大學，這三所大學擁有三所頂級世界醫學院和兩所藥學院，擁有全球最高端的醫療資源。一條街出現了全球1/3的生命科學創新公司。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原深圳市副市長。本文為作者在2019年4月20日“大灣區與深圳的未來高峰論壇暨《深圳奇跡》新書首發式”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