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先生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回憶說：“我對于徽州研究的發端，應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時對于中國奴隸制度史研究感到興趣，曾從事于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見到清雍正年間曾下諭放免徽州的伴當和世仆，喚起我的思索。特別是接觸到明清時期的文集、筆記等等，發現有關徽商的記載甚多。……因而決心進行徽商資料的搜集和研究，曾于1947年寫成《明代徽商考》一文，發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匯報》。”（傅衣凌：《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序言》，載劉淼輯譯《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說明了伴當和世仆是引起傅先生關注徽州的直接原因，而真正做出成果的則是徽商，這一情形表明，有關徽商的記載十分突出。時至今日，徽商的研究也是徽學領域中最引人矚目的問題之一，對他的研究亦最為充分。

徽商，這支崛起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而達頂峰的商人集團，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力在當時皆稱冠于全國。因此之故，在明清歷史文獻中對其的記載不絕于縷。這些豐富的文獻，為我們研究這一群體提供了翔實的資料。繼傅衣凌、日本學者藤井宏之后，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張海鵬先生為代表的安徽師范大學的學者們集中精力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他們先后出版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1985年）、《中國十大商幫》（1993年）、《徽商研究》（1995年）等一批學術成果，無論是有關徽商的資料搜集，還是徽商的各個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由于徽商生長于徽州、生活于他鄉的特點，在徽商的研究中形成了“兩頭大”的特點，即從社會史的角度，主要研究徽商對于故鄉徽州本土和其生活之區所產生的影響。其中，王振忠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1996年）一書是徽商與其所生活的社會之間關系研究的經典之作。在徽商跟徽州本土之間的關系中，唐力行在胡適先生所指出的“大小績溪”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內外兩個循環”的論斷（2005年）。最近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張小坡所著的《旅外徽州人與近代徽州社會變遷研究》（2018年出版、2019年發行，以下簡稱《變遷研究》）一書則是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研究。

對于本書，王振忠在“序言”中已指出了兩個特點：“大批新史料的利用”和“長時段的細致考察”。筆者在通讀全書學習之后認為，較之于既有的研究成果，除了以上兩大特征外，尚有其它的創新之處。故而不揣谫陋，將自己的學習體會連綴成篇，以期就教于方家。

故事中的徽人

1988年，年鑒學派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法國史家羅杰·夏蒂埃在與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一場對話中提到：“我覺得，目前的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都在設法走出一種兩難境地（這可能是個偽命題）：一方面是在1960年代主導它們的東西，即注重結構、等級和客觀立場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是復原個人的行動、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際關系的愿望，盡管這種愿望在各學科的表現形式和追求目標不盡相同。歷史學方面的情況很清楚：以往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史力圖通過稅收和公證資料來再現社會的客觀等級，并將其置于總體的分類當中。而目前人們又開始轉向旨在思考主體作用的研究方式。”（〔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羅杰·夏蒂埃著，馬勝利譯：《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3頁）夏蒂埃的話表明，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史學界正經歷著一種轉向，他們放棄了布羅代爾時代的那種對總體史的野心追求，不再局限于對社會框架的結構分析，而是追求對“主體作用”（人）的研究。事實上，在史學領域，無論中外，都在很早時期就確立了以“人”為研究主體的書寫傳統，只是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學對史學的影響，才逐漸忽略“人”的歷史。近些年來，中國史學界也對這一情形進行了反思，如劉志偉就認為：“歷史認識中的地域觀念，不只是歷史學家為研究的方便而劃出來的范圍，更是人們在自己的歷史活動過程中劃出來的歷史的和流動的界線，歷史學家的睿智是將這種流動性呈現出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以研究人的活動、人的精神以及他們的生存環境的互動過程為中心，通過人的歷史活動區把握歷史時空的互動關系，而不是把歷史時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后，再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劉志偉：《區域史研究的人本主義取向》，載姜伯勤著《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引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這種以“人”為敘述主體的研究取向，在《變遷研究》一書中體現的十分明顯。

該書的前五章主要討論在外徽州人為應對各種現實問題而組建的各種地緣性的組織及其運作機制和社會功能，其中，前四章重點討論了由旅外徽人建立的四種組織：會館、同鄉會、同學會以及同業組織，第五章討論的是旅外徽人為解決疾病和客死異鄉的同鄉問題而建立的醫院和善會善堂組織。在相關討論中，著者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有諸多創新之處，如厘清了會館的不同類型（考試與商業）、會館與同鄉會的異同，并就如何區分會館（公所）與同鄉會的差異提出了研究方法等等。然而，每一部分所記載的一個個故事、每一位身在異鄉的徽州人以及他們所傳達出的喜怒哀樂則是讓讀者最為感動的。

本書所探討的對象如會館、同鄉會、同業組織以及善堂，學界皆有研究成果，尤其是會館、同鄉會的討論已經非常充分。然而，本書與以往研究最大的不同是研究路徑的轉向。無論是這些組織的建立、管理還是功能，都飽含著眾多徽州游子的感情。在北京歙縣會館建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旅京的歙縣吳煒、吳寬、許蔭采等人的熱心與責任（頁31—32）；在管理北京績溪會館的過程中，由于勒捐而同鄉交惡，既體現了因寄籍考試而產生的矛盾，又表明會館運作的不易，而胡培翚的出眾能力和苦心經營也讓我們感嘆（頁32—37）。在所有討論中最精彩的當數上海的同業組織為處理徽館員工伙計、墨業工人以及婺源茶工與商人之間的糾紛所做的努力。

三次糾紛皆發生于民國，涉及到徽州在上海經營的三個產業：餐飲業、制墨業和產茶業。與發生于此一時期的許多其他勞資糾紛不同的是，糾紛的雙方皆為徽州同鄉，因此，在處理這些糾紛的過程中顯示出了與其他糾紛的不同特點。本書在討論三次糾紛時并未按照階級、社會結構等來進行分析，而是將事件的過程詳細地復原出來。透過三次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徽州商人、員工伙計、同鄉會（公所）、上海市政府五方力量。其中，同鄉會（公所）在三個事件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徽館業糾紛中為安徽同鄉會和安徽駐滬勞工總會、制墨業糾紛中是徽寧旅滬同鄉會，而制茶業糾紛中主持處理的則是婺源星江公所。在事件中，我們既看到因“工潮決裂，調停乏術，無顏見人，愿以死謝各工人”憤而投黃浦江的墨業工人代表朱潤斌，又看到為解決同鄉之間的糾紛而奔波斡旋的同鄉會代表汪蓮石、汪允輝。而當安徽同鄉評議員俞郎溪看到失去工作的同鄉工人露宿街頭、食不果腹時，先是冒雨到墨店調解，不果后又極力勸說安徽會館收留工人，并每月捐送洋50元以解決工人們的吃飯問題。從中，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桑梓之情與糾紛各方的需求。

徽州真的封閉嗎？

清末以來，因徽商在商界的影響力江河日下而至于式微，徽州這方偏僻的區域也漸為世人所“遺忘”。因此，她給世人的印象是封閉、落后，乃至于成為多數學者對她的評價，即便是本書中也有這樣的認識：“近代徽州社會因交通閉塞日趨落后，社會風氣沉淪敗壞，民眾吸食鴉片、聚眾賭博者屢禁不止。”（頁480）然而，這一帶有想象且較為刻板的印象，很難成立。《變遷研究》一書所揭示的諸多事實告訴我們，此一時期的徽州雖然偏僻，但并非封閉。

清代中期以后，隨著鹽法的變革，曾經在中國商界舉足輕重的徽州鹽商急劇衰落，而其他行業的徽商也隨之式微。然而，衰落并不意味著徽商退出了歷史舞臺，其衰落的僅僅是在全國的影響力，而非從商人數。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民國時期，經商的徽州人依然大量存在于各個行業，且經濟實力依然不俗，而且從事商業之外的徽人亦有不少。本書中有一組對1927年《旅京歙縣同鄉錄》中對當時在北京謀生之徽州人職業的統計，登記者共有330人，其中：“茶商146人，籠統標為商界的25人，藥房商業2人，雜貨商1人，菜館業2人，筆墨莊4人，開設塘坊者1人，銀行業11人，金銀號店員3人，報館編輯1人，學界14人，學生21人，政界45人，醫生2人，軍界11人，警界5人，電報局職工6人，鐵路職工8人，煤礦文牘1人，火柴公司任事1人，飛艇廠技工3人，紗廠實習生1人，德商顏料化學廠任事1人，農務1人，職業不詳者14人。”（頁6）另據書中所引許松如對1945、1946年旅居上海的徽州人、婺源一縣人員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旅居上海的徽人從事的職業也十分豐富（頁7）。其中，從事商業者依然占主要地位，旅京徽人中商人占59.7%，旅滬歙縣人中商人占82.29%，而旅滬婺源人中商人占93.5%，比例非常之高。

這些旅居外地從事各種職業的徽州人，文化水平較高，見多識廣，身處中國最發達之區，思想的通道，有力地改變著徽州的經濟、文化面貌。這一點在旅外求學的徽州學子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由他們所組成的旅外徽州同學會一再強調“對外則督促家鄉教育、行政等事業之改良”（頁207），在“服務桑梓”的宗旨下，他們的目標是創辦刊物，撰文揭露家鄉社會在教育、實業和風俗等領域的諸種負面問題，號召同鄉積極改造家鄉社會，改變家鄉閉塞落后的面貌。為此他們認為：第一，要把故鄉的實際狀況描述出來，讓旅外同鄉知曉；第二，把現代思潮、新的學說以及各種新的學術傳達給故鄉父老；第三，把他們對故鄉的研究結果報給徽州的父老鄉親，讓他們知道（頁208）。在行動上，他們利用每年的暑假，回到徽州進行調查，并撰寫調查報告，陸續在他們所創辦的報刊上加以刊發（頁210）。

本書的后三章主要描摹了徽州本土社會在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第六章從教育改革與憲政建設兩個方面描述了徽州社會在晚清民國時期發生的變化。徽州向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其原因除期盼借此步入仕途外，更多的是為了將來從事商業現實需要。隨著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制的廢除，新式學堂在徽州社會紛紛建立。進入民國以后，旅外徽州學子更是利用假期回鄉從事教育狀況調查，聘請著名教育家、徽州人陶行知開展平民教育講座，在家鄉創辦暑假補習學校，舉行演講會，大力宣傳平民教育，將先進的教育理念帶回故鄉（頁210—211）。其次是在時任徽州知府劉汝驥的主持下，徽州進行了憲政改革，并做了大量的切實工作。在推進憲政的過程中，許多有著出外經商經歷的徽州地方士紳成了執行者，如婺源的末世秀才、木商詹鳴鐸即是其一。他曾游學于上海，經商于浙江，對許多新鮮的事物和思想有著切身的體驗，后來成為地方憲政中的組織者之一（詹鳴鐸著，王振忠、朱紅整理校注：《我之小史》，第十三回《辦自治公稟立區，為人命分頭到縣》，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每當徽州發生洪澇災害時，旅外的徽州人就會積極地開展募捐以回報家鄉。第七章即是對徽州發生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兩次特大洪災時，旅外徽州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利用近代的傳媒手段動員組織各方力量對家鄉進行賑濟的研究。為了能廣泛動員旅外徽人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及時有效地與故鄉溝通信息，旅外的徽人通過在報紙上發布告示，利用電報等信息手段，正如書中所總結的那樣：“在同其他城市的徽商聯系時，勸賑所同樣積極利用徽州會館等同鄉網絡組織，接收電報轉達信息多由當地徽州會館負責，這樣就構建起了一張能夠互相溝通的網絡，使得賑捐行動始終處于一種良性互動之中。”（頁439）

民國元年，休寧縣的屯溪小鎮上就招股興辦了一家報紙——《新安報》，并根據“徽州處萬山之中，弊在風氣閉塞，不能周知外事”和“僑居各省謀生生業，關心桑梓，弊又在于消息不靈”的特點，決定傳播內地新聞和外界電訊并重（第八章，頁446）。顯然，徽州知識分子對于徽州地理上的偏僻十分清醒，因此，他們很自覺地利用報紙這一新式媒體溝通內外，將徽州本土與旅外徽人及時地聯系起來，所以才“決定傳播內地新聞和外界電訊并重”，其辦報的目的十分明顯。

第八章重點討論了徽州本土和旅外徽人所創辦的報刊，通過報刊，旅外徽人對于徽州本土的教育、政治等等問題都進行了熱烈的評議，并將各種先進的理念傳輸給故鄉。據統計，旅外徽人在民國年間在全國各地創辦的報刊多達14種（頁447），而徽州本土創辦的報刊也將近十種，其中尤以《徽州日報》影響最大。徽州內外的徽人廣泛搜集各種消息、事件，及時地將徽州的社會狀況傳達給全國各地，同時也將全國各地的新聞、思潮傳入徽州。特別是由徽寧旅鎮同鄉會創辦于鎮江的《新安月刊》在全國各地及徽州各縣設置代派處，聘請代辦人，推廣宣傳自己的報紙（頁453），讓徽州了解全國，讓全國了解徽州。而在內容上，如《微音月刊》《新安月刊》《黟山青年》等等報刊，針對徽州的教育、治安、陋俗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與討論，將先進的觀念帶入徽州，有效地改變了徽州的社會面貌（第八章第二節）。而影響最大的徽州本土報紙《徽州日報》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創刊于屯溪，其宗旨是“宣揚文化，促進地方建設，溝通地方消息，冀內外徽州人士，共同努力創建新徽州”。創刊后，面向全國發行，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國內22個大中商埠出售，更甚者還直接向歐美及日本等國外寄發報紙，在徽州內部的六縣重要市鎮也廣設辦事處，可以想見其讀者之眾。該報還專設廣告版面，專門登載香煙、香水、藥品、皮鞋、電池、點燈、電報、電話、汽車、彩票等商品廣告。還先后創辦副刊，如“徽國春秋”、“科學月刊”、“婦女園地”、“湯泉”等專刊，其中“湯泉”為不定期刊，轉載一般學術常識，凡探討國際、國內時事，介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研究婦女、家庭，教育問題等類文字都采納其中。由此看來，藉由報紙這一媒介，徽州與外界的溝通十分及時廣泛，各類新式商品，思想潮流皆能及時地進入徽州，為徽州民眾所了解，而外界對于徽州的了解也是如此。（第八章第三節）因此，說“封閉的徽州”顯然是一種想當然的臆測。

本書在學術上的意義尚有許多，如回應了近年來學界對區域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旅外徽人作為一個文化水平較高且生活于大城市的群體，作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們時刻關注著國家的重要事件以及對故鄉徽州的影響，因此，本書的切入點雖然是旅外徽人組織以及對徽州社會變遷的影響。然而，他們卻又與諸多重要事件交織在一起。除上面所提及的晚清教育改革、憲政實踐、影響廣泛的光緒三十四年洪災外，還包括1923年的直皖戰爭、徽杭公路的修建等等。這些重大事件將旅外徽人和徽州社會的變遷緊緊地系在一起，描摹出了清末民初的國家、徽人與徽州社會的宏大圖景。當然，作為一部多達47萬字的巨著，也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書中的五、六兩章，在內容上與本書的主題上有些差距，并未將“旅外徽人”與“徽州社會變遷”有效地聯系起來，使其在整體上與全書不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