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濂，“大象公會”創始人黃章晉和青年作家蔣方舟相聚郎園，以《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的新書發布會為契機，共同探討“溫和的力量”在當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新書發布會 主辦方供圖

周濂首先解釋了書名“打開”的寓意。作為哲學系的教授，周濂在人大“西方哲學智慧”的課堂上，每次開場白幾乎都會用上梁文道先生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里，梁文道先生笑容溫和，左手持話筒，右手握拳，身后是白底紅字的“打開”二字。周濂認為，這張圖片體現了傳西方哲學史教學的核心目標——打開各種思想，將人們從教條、沉悶、封閉的意識形態中解放。而這本書以一種講述的語氣，把直接的生活經驗和抽象的哲學觀念結合到一起，來拉近和讀者的距離。這種拉近體現在各個方面。周濂在序里給女兒寫了一段話，周濂笑著回應家庭和哲學的關系，“如果說哲學是要回答‘一個人如何生活’的問題，那么我的女兒則讓我意識到一個人要如何生活，并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事”。

但今天討論的主題是“溫和的力量”，哲學和“溫和的力量”又有什么關系呢？周濂用一本書和一個人為此次討論破題。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為中世紀的思想家伊拉斯謨寫過一本傳記，名為《一個古老的夢——伊拉斯謨傳》。主人公伊拉斯謨是16世紀初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處的時代上承文藝復興，下接宗教改革。這也造成了他的矛盾性——作為文藝復興開創性人物的他卻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保守派。尤其當和宗教改革時期的革命家馬丁·路德相比時，伊拉斯謨更顯得理性溫和。周濂認為，他身上表現出的“不合時宜”，其實是在呼嘯而來的革命狂潮前還力圖保持理性的結果。

在如今這個時代，要如何“做一個不迎風起舞又有所堅持的人”，而不是陷入“全民亂講”的時代？周濂給出的回答是“溫和的力量”。他認為，要與不同意見的人形成有效的溝通，每一個人都要在各自的處境中做持久的努力。

蔣方舟

蔣方舟：溫和的力量失敗了怎么辦？

蔣方舟首先回顧了自己和哲學的故事。她覺得自己的心路歷程，經歷了哲學幫助自己解決一些問題，到哲學帶來更多困惑的歷程。最開始接觸哲學時，哲學對她而言是QQ上中二的簽名，從尼采和薩特的著作中隨意摘抄。但當她把哲學作為思維保障后，醍醐灌頂式的醒悟立馬被痛苦和困惑取代。蔣方舟認為哲學常迫使人們思考一些痛苦的命題，比如著名的“電車難題”，但這些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她用美國作家喬治·艾略特的一句話總結自己作為一個“門外漢”對于哲學的感悟，“哲學遞給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把這些統統變得不值得追求”。

說完上一句話，蔣方舟笑著解釋自己今天并不是來砸場子，因為“無用”之于生命具有巨大意義。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講述的是一個按部就班生活的法官，在臨死之時發現自己好像活錯了的故事。蔣方舟認為這是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小說，她將這一刻的恐懼稱為“文學史上最善良和震撼的一刻”。她覺得人之所以會按部就班地生活，是源于“自我辯護”的力量：“是他先動手的”，“大家都這么過”。這種生活的慣性需要哲學式的拷問來打破。蔣方舟將哲學比作刺破這種慣性的利劍，“這個斗爭是非常漫長的，也非常痛苦，但我覺得也許這種痛苦的思考是人之為人、人之為一種思想的動物的本質。”

在對哲學進行整體性的解讀以后，蔣方舟將“溫和的力量”和西方哲學中對話的傳統聯系起來。周濂所提及的伊拉斯謨和馬丁·路德，在蔣方舟看來，是兩種對話的方式。伊拉斯謨將對象當作平等可溝通的對象，理性地講道理。而馬丁·路德則是在自己開悟后，盡全力說服別人，然后靠強制的制度或者追隨者的權力來實現自己思想的普及。

但歷史上，溫和的力量總是失敗的，人們更欣賞狂熱派和極端分子。蔣方舟將這種“失敗”歸結于苛刻的對話前提。首先對話的雙方需要保證平等，即沒有人在智識和身份上高過另一方。其次，蔣方舟認為人們在思考問題時，應該拋棄自己狹隘的立場，而不是要求別人站在自己的立場思考問題。最后，每個人都要承認自己有被說服的可能。用《奇葩說》式的夸張語言去說服他人，注定達不成“溫和”的對話。

正是因為這些苛刻的條件，“溫和”對話的力量戰敗了，很多人因為不能接受這樣的結局而崩潰。比起和希特勒進行溫和的對話，很多人會選擇先干掉他。因此，我們到底該怎么辦？

周濂認為“失敗”中體現的是說理的限度，即不是面對所有人都要說理。溫和的對話是理想狀態，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意識到世界的殘酷性。周濂認為，面對說理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將“理解”而不是“說服”作為說理的終極理想。他進一步闡釋“理解”的含義，“我們可以把道理設想成道路，我們在林間小道或通衢大道上行走，在這個十字路口遇到了你，在那個十字路口遇到了他，我們彼此之間以一種禮貌的正派的方式互相打交道，然后彼此問候，交換意見，但并不意味著從此我跟你走上了另外一條路。也許打過招呼我依然堅持走我的路，即便如此，因為我們的相遇，因為我們互相的溝通，我們達成了一種理解。這已經是在這個意見紛紜的時代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結局了”。

周濂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封面

自媒體時代存在“溫和的力量”嗎？

黃章晉發言前先是表達了自己參加哲學討論的不安。但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成功將“哲學”話題引至“媒體”范疇的討論。從業18年以來，黃章晉認為在一定開放度的社會里，如果社會交流比較充分，人們的觀點會趨向中庸。他提到了1980年代初的張華事件，一個大學生跳進化糞池救了一個農民，自己卻身亡。那時候的輿論有的人認為不值得學習。但今天的輿論會很不同。所以黃章晉對于未來很樂觀，“我們越來越趨向正常的有共情、有同情心的哺乳動物。之前好多時候感覺和你共享同一個歸類的人群其實他是爬行動物。就從我自己看，我未見到歷史上有任何一個人群像我經歷過的這樣如此快地向文明的方向進化。”他認為，擁有最強大力量的社會在使用自己力量的時候是審慎的。

黃章晉隨后提出“傳播勢能”的概念來總結傳播規律。有“傳播勢能”的東西，一定和日常情感和感知的場景上有差異，且差異性越大，越容易傳播。如果勢能不夠大，人們會不自覺地去添加它。而權力欲越強的人，越容易添油加醋，更強地把經驗具像化。因為一旦讀者的回饋符合預期，傳播者會感覺到自己的任務完成了。之后，他們會不自覺去挖掘新的有傳播的素材。一個接著一個，很快就忘。

所以自媒體是否在利用傳播勢能販賣焦慮呢？黃章晉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自媒體討論的話題總是和受眾有關，焦慮從本質而言是不可以傳播的。“真正符合主流人群痛苦和不安的東西，哪怕有夸大，也是為大家釋放警訊，是一種心情的宣泄。這些事件提高了大家的承受閾值，應該表揚，是一種溫和的維穩。”

但蔣方舟隨后對這種“溫和”提出了質疑。她認為，當語言和論辯到達了某種激烈程度后便很難降下來。從前的論壇時代，大家還會尋求理性的表達，但如今的語言暴力卻越來越嚴重，網絡論戰動輒開罵。蔣方舟說，“我們很多的語式、表態、動作，我們對于人和人關系的想象已經不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感受，而是被社交網絡、大眾傳媒定型過的一種更戲劇化的感受。”從這個角度來看，語言的暴力和對抗性似乎更加嚴重。

黃章晉則認為論壇時代的“溫和”來源于信息的隔絕。過去上網的人是塔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沖突無法顯露。而如今微博將大家交流的壁壘拆掉，信息可以自由地流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說”比“說什么”更加重要。

黃章晉

朋友圈里“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和人們所批判的“標題黨”橫行不同，黃章晉覺得正常情況下人們會把“溫和”和“理性”視為價值最高級，而把“激進”放在比較低的位置上。微信改版后，把“點贊”改成了“好看”，之后咪蒙的點贊率急速下降。黃章晉認為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以前點贊是“我”和“作者”的關系，現在的好看是“我”和“朋友”的關系。人們更愿意在社交媒體上將自己呈現為老成持重和有教養的人。黃章晉繼續說道，“社會有一種馴化過程，如果公眾號一驚一乍，會流失讀者，顯得你這個人沒有品。所以人們內心里對什么更敏感，和自己想要做成什么是分離的。”

而另一種分離，則是周濂提到的朋友圈的孤島。每當有公共事件發生，人們就會因為觀點相左，取關和拉黑一些人，最后得到一個高度凈化的朋友圈。從這個程度來說，周濂認為朋友圈很像從前的BBS。而至于“標題黨”的文章，黃章晉認為它們的受眾和使用中老年表情包的人一致。因為年輕人覺得這些文章太“低級”，所以它們根本無法抵達年輕人的朋友圈。

在這兩種分離的作用下，黃章晉覺得傳播的結果呈現出“最大公約數原則”——社交媒體最受歡迎的是“健康”和“情感”問題。他打趣道，“看《環球時報》和《南方周末》的人看到這兩個‘問題’都沒問題，不會吵起來。最后都發展成養生和雞湯”。

但這種“溫和”背后真的就沒有焦慮存在嗎？蔣方舟認為當看到不值得討論的問題被熱議時，自己有一種“知識分子表達的焦慮”。她很疑惑，“當你們覺得真正重要的問題不能以一種重要的方式被探討出來的時候，會愿意做退而求其次的表達嗎？比如從電視劇《都挺好》來分析一下哲學？”

但蔣方舟眼中不值得討論的“996”和“《都挺好》”，在周濂眼中卻并非如此。但同時，周濂也承認，有很多話題被悄悄屏蔽到了公共討論的范圍之外。這在某種程度上，給所謂的知識人構成了很強的壓抑感，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傷害。周濂坦言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去疏導它，但是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他認為有些話題即使無法成為公共議題，也可以在小的范圍內討論，我們也可以從這種非常小的、封閉的圈子里朋友間話題的共享中獲得生活的力量，以及這種探討給你的滋養。 在周濂看來，“溫和”關乎你“怎么講”，“力量”在于你“講什么”，所以“溫和”與“態度鮮明”并不矛盾。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堅持“講什么”就是一種“力量”，但講述可以用溫和和迂回的方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