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鈞是一位浙江省籍作家，在中國文壇的名聲不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因為他抗戰(zhàn)勝利前后有一段時間曾經(jīng)在上海生活、寫作，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在講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學情況的《年輪》里予以簡單介紹。不無遺憾的是，我在那本書里陰差陽錯地將史美鈞歸并于女作家行列。《年輪》出版后不久的2002年7月，在浙江杭州工作的陳光寬先生寫信給我，指出這一差錯，同時寫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史美鈞情況。陳先生在信中寫道（明顯的缺漏字在【】號中補加）：

書中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把史美鈞作為女性了。這名字看來似乎有一點女性化，實際是一個大男人。因為我見過他，他是我中學時期的一個中學校長。抗戰(zhàn)勝利以后至一九四八年間，他是私立三在中學（取《論語》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句意）后來改名中山中學的校長，但他究竟哪年到職或離職，我現(xiàn)已經(jīng)記不清楚了，因為那時我才是剛進初中的一個糊涂學生。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可能還在當校長（我已初中畢業(yè)離開），因為他還有一本《衍華集》（他的散文集，杭州現(xiàn)代社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送給仍在校執(zhí)教的我的父親。……我記得那時他大約四十來歲或四十多歲吧，瘦高個子（在我那時看來如此），有文人氣質(zhì)。一方面，他為人似較寬容，我在校時我們班曾發(fā)生過一次罷考事件，其中幾個主事者（我似乎也是其中之一），并沒有受到嚴厲處置，我沒有受到處置可能與我父親在校執(zhí)教有關(guān)，其他人也沒有嚴厲處置可能則是校長為人較寬容的關(guān)系。再方面，他為人為文似乎都有點詩人的浪漫氣質(zhì)，現(xiàn)在他的小說、散文作品無法再讀，但他有一首歌曲，因在校時曾教唱，而我又較喜歡，所以還記得，寫下來傳播一下，我想先生也許高興見到的。

歌曲的題已不記得了，詞如下：

我曾靜謐深思地到來

螢火飄上黑漆的池塘。

我又緘默凄愴地離開，

輕風拂過迢遞的空曠。

【也許你會印烙我影子，

像記住顆暗淡的秋星；】

而人們或已把我忘掉，

像幻滅個虛無的夢境。

這詞的意境極美，唱起來仿佛身歷其境。由此看來，史先生的文學水平并不低（當然比不上張愛玲那樣的天才），他能詩，《晦澀集》中收錄新詩七首；也寫詩論，他發(fā)表的單篇作品有《朱湘論》（《青年界》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卞之琳論》（《中國文藝》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四月。這兩天重讀了他的“卞論”，——選入《中國現(xiàn)代文藝大系·評論集》，看來水平的確不低的）；《詩人夢家論》（《中國文藝》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零年一月）；《徐志摩論》（《小說月報》地四十期，一九四四年）。他還寫過一本通俗理論著作《怎樣習作文藝》（上海中國圖書編譯館一九四零年三月出版），以青少年為對象，分別論述詩歌、小說、日記的定義、取材、描寫等問題。他一九三五年的小說集《晦澀集》收小說十二篇，一九四二年的散文集《紆軫集》收散文四十二篇，一九四八年的《錯采集》收小說十篇，《衍華集》收散文三十篇（可能有一半分量是論文），總的來說，數(shù)量還是不少的，且大都在比較正規(guī)的出版單位出版。但一九四八杭州現(xiàn)代社并未見其他出版物，也可能【《錯采集》、《衍華集》】是他自費出版，而冠以現(xiàn)代社的名義的。《年輪》提到他，這是【他的】幸運，但可惜的是沒有人或相關(guān)著作提他或作深入研究；即是《年輪》也沒有提他的散文和詩論作品。

《年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學》書影（陳青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在史美鈞出版于1948年的短篇小說集《錯采集》中，有一幅插頁印有作者的照片，是一位面容清秀的男青年，照片下的文字注明是作者二十四歲時所攝。《錯采集》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讀過，當時還做過閱讀筆記，由于當時數(shù)碼相機還未像今天這樣普及，未能將插頁照片拍攝留存，以至為撰寫《年輪》整合資料時，想當然地以為作者的名字中含有一個“美”字，便將其劃分到女作家之列。這實在不是認真嚴謹?shù)闹螌W者應(yīng)有的行為，對我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我非常感謝陳光寬先生的指謬，開始留心尋找有關(guān)史美鈞的更多資料，以便在適當時機公開糾正我的失誤，同時也向社會較為詳細地介紹這位文學前輩的情況，為此還專程到杭州拜訪陳先生，也曾向研究浙江現(xiàn)代文學的學者求教。然而，結(jié)果實難令人滿意：陳先生說，他所了解的情況都告訴我了，他的父親已于1975年逝世，而由于年代久遠，也找不到當年一起上學的同學了解更多情況；幾位浙江學者也說不清楚史美鈞其人其事。

在史美鈞出版的散文集《衍華集》中，有一頁刊有“本書著者重要著作簡目”，注明史美鈞自1934年至1948年先后出版著作有八部，其中除陳光寬先生提到的幾部外，還有《稚意集》（童話，民國二十三年上海新中國書局）、《披荊集》（小說，民國三十年麗水正中書局）、《短檠集》（論評，民國二十八年上海中國雜志公司）和《魚躍集》（論評，民國三十一年麗水正中書局）。

在已知史美鈞出版的九部著作中，我現(xiàn)在看到的只有五部，即《錯采集》《衍華集》《晦澀集》《怎樣習作文藝》和《披荊集》。

《錯采集》的內(nèi)容《年輪》有些簡介。1935年由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的《晦澀集》，收《降》《燥》《蝕》《零》等十一篇小說，另有以《蕪》為總題的新詩七首，以及集前的《引》、集后作為跋文的《韻》各一篇。 “謹將此書獻給君玫追尋新婚的蹤跡，并紀念我的母親妹妹及殘破的自己”，是史美鈞為《晦澀集》所寫的題辭。作者在《引》和《韻》里，抒發(fā)對少年時代的懷戀，感嘆人生際遇的哀涼苦澀，坦承集中的作品“感傷氛太濃厚了，然而我熱烈追記同類，不能不這樣”。1948年由杭州現(xiàn)代社出版的《衍華集》含上下卷：上卷收散文二十篇，包括幾篇關(guān)于個人生平的回憶；下卷收有關(guān)中國現(xiàn)代十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評論十篇，即陳光寬先生在信中提到《朱湘論》《卞之琳論》《詩人夢家論》《徐志摩論》等，只是這些評論收入《衍華集》時，均將題目中的 “論”字去掉，而在論主姓名前加“記”，諸如《記朱湘》《記卞之琳》《記陳夢家》《記徐志摩》，此外還有《記王獨清》《記馮乃超》《記于賡虞》《記戴望舒》《記臧克家》和《記路易士》；在《衍華集·前辭》中史美鈞說：上卷中的作品作于1946年前，下卷中的作品為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應(yīng)文學雜志之約所作”。《怎樣習作文藝》則如陳光寬先生信中所說“以青少年為對象，分別論述詩歌、小說、日記的定義、取材、描寫等問題”。

《披荊集》我未能看到原始出版物，看到的是北京宋希於君發(fā)給我的依據(jù)原始出版版本掃描改制的電子文本。該文集封面顯示由“杭州正中書局發(fā)行”（這與《衍華集》“本書著者重要著作簡目”中稱《披荊集》由“麗水正中書局”出版不同。我推測，正中書局原在杭州，抗戰(zhàn)爆發(fā)后遷至麗水繼續(xù)出版業(yè)務(wù)，致使史美鈞在出版《衍華集》時誤記。他稱《魚躍集》也由“麗水正中書局”出版的情況亦然），尾部注明文集出版時間為“1941年”。《披荊集》收“小說”十八篇及《題記》一篇。其中的作品，寫作時間自1935年10月至1941年9月，內(nèi)容主要描寫抗戰(zhàn)之前和抗戰(zhàn)期間浙江杭州、溫州、海寧一代的社會景象，大多篇幅短小，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簡單，描寫手法以平鋪直敘為主，文辭清秀但時見語病，以至作者在《題記》中說它們“淺薄異常，堆砌粗率的缺點，大概著者顛沛遭遇使然。體例更傾向經(jīng)濟的短篇，近似素描和速寫”。盡管如此，這部“小說集”中有三篇作品值得特別注意：

其一是作于1936年5月的《泡沫》，寫“我”和妻子遷居杭州時與一對拐小孩夫婦為鄰的見聞。它值得注意處在于，“我”的妻子名“玫”，對照《錯采集》題辭中說“謹將此書獻給君玫追尋新婚的蹤跡”，可知此篇所記系史美鈞夫婦的一段真實經(jīng)歷。而這一點，對讀者理解《披荊集》中所有作品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生活依據(jù)，不無提示意義。另一是《燎原》（可惜文末沒有注明寫作日期），作品以五封書信的形式，講述一位當過小學教員的“正氣青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初期，在父親病逝后，沒有隨母親去孤島上海謀生，卻毅然前往時為抗日游擊區(qū)的嘉興海寧的Y鎮(zhèn)（硤石鎮(zhèn)）參加抗日報紙的編輯銷行工作，為應(yīng)對日愈惡化的形勢，隨報社輾轉(zhuǎn)桐鄉(xiāng)、崇德一帶，不畏艱險，堅持三年，直到報紙被迫停刊的經(jīng)歷，其中有報紙隸屬關(guān)系的變更，報紙名稱的變幻，報社人員的進出，報社處境的危險和經(jīng)濟狀況的困窘等等，結(jié)尾更特意申明，這篇作品所報告的“我們一群奮斗的記錄”是“真實故事”。再有是作于1941年7月的《突圍》，采用五篇日記的形式，記錄了浙江一所學校的師生在抗戰(zhàn)期間的一段經(jīng)歷：4月16、17、18三日所記為師生在日軍進犯戰(zhàn)況下有組織突圍，轉(zhuǎn)移xx山中的過程，以及學校實施“游擊教育的計劃”，諸如“以化整為零的原則，八人一組，每導師率領(lǐng)兩組，分住山窩民房內(nèi)，以防不測”，借茶棧木板“暫充講解的黑板，大家席地而坐，開始臨時上課；課程除原有外，復加添組織警衛(wèi)隊、情報隊、救護隊等訓練”等；5月19日所記為學生家長對校方行為的贊許和幾位被虜學生平安返校；6月15日所記為學校完成考試后，繼續(xù)秉承“不受奴隸教育的毒化”、“邁進多難的戰(zhàn)時教育”辦校宗旨，決定再次遷移。《燎原》和《突圍》用文學形式分別為抗戰(zhàn)時期浙江新聞界、教育界保存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后人對抗戰(zhàn)時期浙江社會情況的認知。

至于《稚意集》《紆軫集》《短檠集》和《魚躍集》，我目前能尋訪的上海幾處圖書館均未存藏，故未能閱讀。

關(guān)于史美鈞的生平經(jīng)歷和文學創(chuàng)作，目前只能根據(jù)他的幾篇自述性文章（《衍華集》中的《自剖》《傷逝》《錮》《寫作瑣語》等，以下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均見之于這些文章）和其他相關(guān)資料了解到一些粗略情況：

史美鈞說，他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西”，說此地位于“閩浙交界”，又說在日寇登陸永嘉時離鄉(xiāng)赴滬。依據(jù)這幾點推測，他的故鄉(xiāng)應(yīng)在永嘉即今溫州地區(qū)西部或麗水地區(qū)西南部接近福建的某處，確切地點有待進一步考證。

據(jù)宋希於君告，他查到1928年2月《婦女》雜志第十四卷第二號“征求”欄中，刊有史美鈞征求過期雜志的廣告，希望有意轉(zhuǎn)讓者將該雜志寄交“硤石迪秀橋南史美鈞收”。宋君還查到1928年8月31日《申報》刊登的《持志大學暨附屬中學錄取新生案》中，史美鈞為該校第二次招考錄取的大學部文科國學系試讀生。我推測，1928年初在硤石的史美鈞，或者就讀中學，或者中學畢業(yè)不久；而被上海持志大學錄取時，他的年紀當在二十歲上下。按照民國時期大多中國人結(jié)婚的年齡一般在二十歲前后推測，1936年5月所作《泡沫》中已經(jīng)結(jié)婚的“我”，年記也不會超過三十歲。還有就是史美鈞在1948年出版的《錯采集》采用二十四歲時的照片，按照常理，也不會與作者實際年紀相差太大。綜合上述情況，我推測史美鈞可能出生在1910年前后。至于陳永寬先生回憶，他在1940年代后期見到的史美鈞“大約四十來歲或四十多歲”，可能是由于史美鈞常年多病導致的面相稍稍顯老。

浙江金華的史美珩先生是《中華姓氏譜·史姓卷》編著者。據(jù)史先生賜告：史氏的祖先是西周史官，以官為姓，有文字流傳的史氏宗譜尊西周史佚為始祖，西漢杜陵侯為先祖，溧陽侯史崇為一世祖；溧陽侯的后裔自唐代逐漸由江蘇溧陽向四周遷延，其中一支遷至寧波，繁衍成寧波史家，因?qū)幉ü欧Q四明，故寧波史家又稱“四明史氏”；在以后年代，寧波史家又向浙江全境及贛、閩、皖、魯、鄂、湘等地擴展；史氏自1082年由寧波史家的溧陽侯三十四世開始有輩份排行，初定二十字為排行序列，后又續(xù)定二十字，“美”字輩系溧陽侯支脈的第六十世子孫。史美珩先生出生于1930年代，史美鈞在寧波史家“美”字輩后裔中是較為年長者。

史美鈞從小多病，身體瘦弱，但衣食無憂，十二歲時一位尊長買過一架鋼琴送給他作為禮物，由此可見家境尚可。他讀過六年中學，主修商業(yè)，1928年入上海持志大學，先后研修教育和文學，或許由于潛心學習，以至被有些同學稱為“書呆子”。大學畢業(yè)后，史美鈞返回家鄉(xiāng)任教。1941年5月中旬，侵華日軍在溫州登陸，史美鈞倉促離鄉(xiāng)，1941年下半年至上海，一度在胡山源夫婦主持的集美小學任教，抗戰(zhàn)勝利后返浙，不久出任杭州三在中學校長。此后情況待考。

與體弱多病有關(guān)，史美鈞從小養(yǎng)成內(nèi)向好靜、喜愛讀書思想的性情。廣泛的閱讀，豐富了他的知識，開闊了他的視野；沉思默想以及初戀遭受“摧殘”，使他“心境更全為虛無占據(jù)，李商隱詩集成了日常必修課”，他說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便“受中國思潮與尼采、叔本華、丘淺次郎等學說影響，空洞的夢幻支持我的思維，……特別喜吟‘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不肯紅’之類詩句，意緒消沉，步履維艱”；“未屆二十歲已多頹廢遲暮之嘆，轉(zhuǎn)而精心貫注研究寫作，中學大學至從業(yè)，迄未間斷”。

史美鈞說，他在少年時代開始寫作，十三歲寫四千字文，十四歲寫七千字文，十七歲作一七一行長詩及萬字長文等。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大致始于中學時期，“最初所著童話與小說，發(fā)表于商務(wù)的《兒童世界》《少年雜志》《婦女雜志》，這時期的作品后多收入《稚意集》中。史美鈞說，他的早期作品不乏“驚悸寡歡之情，流溢字里行間”；《稚意集》中即“取過‘荒郊暴尸’、‘死前獨白’等題材構(gòu)成詩或小說，略染惡熱派氣息，無意間常帶類此傾向”。

史美鈞說，“民國十五六年間，我最歡喜翻譯英文故事，此時草稿雖眾，可刊出者僅占十分之一二”。又說，“十八年春，我開始對新詩強烈愛好，舉凡近十年來的新詩集收羅近二百余種，除教育門功課外，廢食忘寢地研究詩歌，初期作品，頗染上西洋格律詩派的影響”。翻譯英文故事和喜愛新詩，大致已是史美鈞在上海讀大學期間的事了。收入《晦澀集》里的七首新詩，想必也作于這時期。陳廣寬先生在信中回憶的那首歌曲，題名叫《有贈》，大概作于稍后時期，由友人為其加譜樂曲，曲譜見于《錯采集》作者像插頁背面。《有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史美鈞新詩作品的格調(diào)與風情。

在公開發(fā)表和出版的作品之外，史美鈞在因避敵離鄉(xiāng)赴滬時，將一批文稿（包括教育專論十余篇，論文雜著兩大輯，實錄戰(zhàn)時生活的日記一冊）交給一名學生代為保存，然而后來全部遺失。

史美鈞說：“我的寫作范圍，甚為廣泛、糅雜，同時，應(yīng)用筆名過多。”就文學而言，他的創(chuàng)作對童話、新詩、散文、小說、評論都有涉及；此外還寫作了指導文學寫作的《怎樣習作文藝》和被遺失的關(guān)于教育的論文等，確實“廣泛糅雜”。但他使用的“過多”筆名，未見他本人明確提示，迄今眾人所知的僅有“高穆”。

除了勤奮和精心，史美鈞對待文學寫作也是嚴肅的。他在《怎樣習作文藝》中說：“小說的目的，除抒泄自己的感情，表現(xiàn)人生的真實外，尚有懲罰罪惡、攻訐社會、或宣揚一種崇高的理想為目的；不外以推廣人類的同情，擴充人類的摯愛為基礎(chǔ)，如沒有這種要素，便是浮泛、虛偽無價值的作品了！”這樣的文學主張，顯然繼承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為人生”文學觀。他還主張“必先具有豐富的質(zhì)料而后方可計慮到表現(xiàn)技術(shù)，……經(jīng)驗重于技術(shù)，所謂閱歷已深的感慨才能引人共鳴，這是不移之論”；“應(yīng)該絡(luò)繹抓取深涵可意的素材，尋求靈活變化的表達法”；要重視散文寫作，因為“散文為任何體裁的階梯”；文學寫作要“從簡單到繁衍”“從記錄到發(fā)表”“從浪漫到寫實”等等。

《年輪》出版至今已經(jīng)十多年了，其中關(guān)于史美鈞簡介的失誤，不能再不公開糾正。盡管這些年來我搜尋的史美鈞資料仍覺粗疏，然而還是有向讀者報告的必要，一則期待能得到了解情況者的指教，二則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這位浙江作家的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