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路上的美國史》系列的最后一篇。該系列介紹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過重要作用的道路，包括著名的步道、公路、鐵路、水路，以及一些抽象的道路（比如原住民西遷的眼淚之路和黑奴逃亡的地下鐵路）等。從早期原住民部落所依賴的大印第安戰道，到獨立戰爭期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波士頓郵路和大馬車之路，從西進運動中引導美國人去追尋昭昭天命的俄勒岡小徑，到工業革命中讓美國向著世界大國的舞臺起航的伊利運河，從孕育了“連鎖快餐”的圣塔菲鐵路，到讓整個美國“坐上汽車”的林肯公路。這些道路不僅是歷史上重要的交通要道，也在不同程度上造就了如今美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格局。歷史不僅有時間線索，它還有同樣精彩的空間線索，通過了解這些道路的興起和衰落，我們可以從空間的角度去理解美國的歷史和社會變遷，去了解那些歷史大事和尋常小事之間有怎樣的關聯。

在阿拉巴馬州中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鎮塞爾瑪（Selma），它距離該州的首府蒙哥馬利約87公里，中間由美國80號公路連接。就是在這87公里的路上，發生過一件改變了美國的社會以及眾多少數族裔命運的大事，從而使這段原本平凡無奇的公路永載史冊。這件事便是發生在1965年民權運動時期的大游行。

在這場大游行中，集結在塞爾瑪的數千名民權運動者，前后三次，徒步向首府蒙哥馬利挺進，進行和平示威，他們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及其支持者，而他們的訴求很簡單：黑人需要獲得和白人一樣的權利，包括投票權。在沿途，等待他們的是前來鎮壓他們的警察和民兵。這場大游行直接導致了《選舉法案》的快速通過，并在之后的時間里持續發酵，將民權運動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最終讓黑人等少數族裔贏下了民權運動這場曠日持久的斗爭。

一次特殊的碰瓷

大多數非裔美國人的祖先，是以黑奴的身份進入美國的。在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發布了《解放奴隸宣言》，將自由賦予了南方莊園里的黑人們。南北戰爭之后的1865年，美國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正式終結了奴隸制；1868年頒布的第十四條修正案則規定了不同人種間的平等關系。然而，雖然獲得了自由，黑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并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世代為奴的黑人們缺少基本的教育，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也沒有任何的社會關系和經驗。當南北戰爭的硝煙逐漸遠去之后，留在南方的黑人漸漸發現，自己想要生存下去，還得要去以前奴隸主們的莊園上打工，干的活也和之前并無太大的差別，甚至原來有的“管吃管住”現在也不復存在。移居北方的黑人們選擇稍微多一些，可以投身于鍍金時代的工業化事業，但在工廠和礦場里，他們從事的也是不需要太多技能的簡單工作，拿的是最低的工資，社會地位也最為低下。

獲得自由的黑人進入就業市場上，想要瓜分有限的資源，激起了許多社會矛盾，被白人敵視。美國的國情賦予了各個州較高的自治權，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政策。在民主黨（當時還是保守派）控制的南方各州，一系列針對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群體的不公正法律便逐漸誕生了。在1870年，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明確指出，每一個美國公民都有選舉權，不論民族、膚色、是否曾經當過奴隸。然而在南方各州，政府卻通過本地的法規，從限制投票的注冊等方式入手，變相地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

比如，在阿拉巴馬、得克薩斯和佐治亞等州，人們在注冊投票時，需要交納以人頭稅為名義的注冊費，而且收取的額度常常是從事簡單工作的黑人們無法承擔的。其中在佐治亞州，人頭稅的收取份額是逐年累積的，這樣的情況下，哪怕一個黑人通過努力，在四十歲獲得了足以繳納人頭稅的收入，也會對前面二十年所欠下的費用望而卻步，只好自動放棄投票權。這樣一來，不僅黑人受到選舉權的限制，許多別的弱勢群體，比如家庭婦女和殘疾人，也受到波及。

與此同時出現的，還有在南方各州通行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即一系列被稱為“平等但隔離”的政策和法律：為不同的族裔修建或提供不同的基礎設施，以從空間上減少不同人種之間的接觸。比如，黑人有自己的桌椅、盥洗池、公交車等，他們不被允許使用白人的相應設施。如果一個黑人擅自使用了白人的設施，即為違法。“平等但隔離”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給黑人提供了和白人同等的基礎設施，實際上卻在南方各州助長了種族歧視。為了應對這些種族隔離的制度，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一起發起了最初的抗議，許多社會活動家聯合同情黑人的白人們，一起組建了平權組織和團體，通過各種方式在社會上奔走呼吁。他們的努力，終于在歷史的長河里激起了一絲波瀾。

1892年6月7日，路易斯安那州的社會活動家荷美爾·普萊西（Homer Plessy）故意登上了一節白人才能乘坐的列車車廂。普萊西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統，從外貌上看，他和白人并無區別，因此在正常情況下，他不會有任何麻煩。然而，普萊西卻把自己認定為黑人，他進行的是一次意圖終止種族隔離制度的“碰瓷”。在他上車之后，他的盟友們故意將他“出賣”給了執法機構，于是普萊西不出意外地被逮捕了。

普萊西被送到了當地的法院。法官約翰·弗格森（John Howard Ferguson）認定，既然普萊西自我認定為黑人，就不能登上這節白人車廂，于是他判普萊西有罪，須向鐵路公司繳納罰金25美元（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普萊西拒不認罪，上訴到路易斯安那的州法院。州法院維持了原判。普萊西繼續上訴，將審理此案的弗格森法官告到了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于是在1896年4月，這起在日后十分有名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就擺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們的面前。

普萊西聲稱，根據《憲法》的第十三和十四條修正案（都屬于南北戰爭之后推出的《重建修正案》，第十三修正案旨在徹底廢除奴隸制，第十四修正案主要用于推行平等保護、特權豁免、正當程序等條款，并把美國公民權賦予黑奴的后代），弗格森引用的吉姆·克勞法是違憲的，因此他的判決并不能生效。4月13日，由九位大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正式接手審理此案，首席大法官是德高望重的梅爾維爾·富勒（Melville Fuller）。富勒是一位非常尊崇古希臘法制的大法官，認為法律大于一切。在那之前，他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提出了那句后來被刻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樓頂上、在許多國家都婦孺皆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

在富勒的組織下，九位法官對這起案子進行了分析，并在5月18日進行了表決。表決的那一天，有一位法官因為女兒意外去世而未能到場，自動棄權，剩下的八位法官以7比1的票數，判定弗格森沒有違憲，普萊西必須繳納罰金。富勒是站在多數人的那一邊的，在他看來，路易斯安那的法律和判決都沒有違背《憲法》及第十三和十四條修正案。同時，富勒也并沒有感覺到普萊西以及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受到了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黑人不準上白人的車廂，但白人也不能上黑人的車廂，因此這是一項公平的政策，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則。

那張反對票來自約翰·哈蘭（John Harlan）。哈蘭出生在南方的肯塔基州，曾經是奴隸制的堅決擁護者，但在經歷了血腥的南北戰爭之后，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成為了支持黑人和少數族裔的平權主義者。在投下反對票之后，他說：“白人在這個國家享受著各種優待，從獲得的成就、受到的教育、擁有的資源到掌握的權力。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我擔心祖先留下的關于自由的遺產會受到損害......我們的憲法是色盲，不應該根據膚色來區分公民。我們的憲法應該把所有人都當作同樣的人來看待，而不是通過社會階層或膚色來區別對待人們......”

哈蘭的這一番話，并沒有影響其他法官的決定。得知最終結果后，他對其余法官說，這次的判決將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判決之一，會被后人反復討論。因為他的慷慨陳詞，哈蘭后來被譽為“偉大的反對者”。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塵埃落定，而哈蘭的預言也成真了，在此后，南方各州紛紛引用這次判決，加大力度推廣“平等但隔離”的各種法律和政策，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權益被進一步剝削，直到又一個關鍵性的判決從最高法院傳出。

擇校風波

在普萊西敗訴之后的五十來年里，南方各州繼續實行嚴厲的種族隔離，但黑人追求平等的步伐從來沒有放緩過。1909年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成立，標志著少數族裔追求平等的斗爭，從地域性的單打獨斗，演變成了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戰線。然而，由民族關系導致的社會矛盾，在美國不停累積，涌動的暗流終于在一戰帶來的緊張氣氛中噴涌而出：1919年夏天被稱為紅色夏季，全美二十多座城市發生種族暴動，其中以芝加哥最為嚴重。美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過立法來減輕種族之間的矛盾。不過由于白人對黑人的歧視根深蒂固，這些措施的長期效果并不顯著。

二戰之后，隨著美國家庭對教育的重視逐步提高，公立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育體系在民間大規模普及。然而，學校里的種族隔離的制度也同時被曝光在人們面前。和社會上的很多方面一樣，許多學校也進行種族隔離：黑人的小孩只能去特定的學校上學，而那些學校的教學水平和資源遠遠落后于白人去的學校；而許多大學也很少錄取黑人學生。在美國本土的48個州里，有17個州的學校進行立法隔離，4個州進行部分隔離，11個州保持中立，讓學校自己決定，而明文規定禁止學校進行種族隔離的只有16個州。

為了獲得同等的受教育權利，黑人的民權組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包括罷課、抗議和上訴等，但都沒有獲得想要的結果。比如在1947年，南卡羅來納州的幾位黑人家長要求一所黑人學校也像白人學校那樣，提供校車來接送小孩上下學，但該校的校長竟然以黑人納稅不夠多，無權享受白人那樣的待遇為由，拒絕了這個要求。校長的說辭激起公憤，在黑人社區及有色人種促進會的聲援下，家長們將校長告上了州法庭。最后，校長讓學校配置了一輛二手車，才勉強息事寧人，不過之后由于沒有燃油費，這輛所謂的校車也成了擺設。那幾位告狀的家長在不久之后，紛紛被雇主給解雇了，而且在法庭上同情這些家長的一位法官，不久之后也被罷免，這背后的原因明眼人都能看出來。

類似的小案子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它們在原本已經有嚴重的族群對立的社會上，引起了惡劣的反響。這些社會矛盾在1952年集中爆發在了堪薩斯州的托佩卡城。堪薩斯州是4個進行部分隔離的州之一，該州的種族隔離法律不像南方那些州一樣嚴格，它規定：人口在一萬五千以下的城鎮不采取隔離制度，而人口在一萬五千以上的城鎮，是否采取隔離，由市政府自己決定。托佩卡是堪薩斯州的首府，屬于人口一萬五千以上的城市，該市規定，市轄區的公立學校，要采取種族隔離制度。

非裔奧利弗·布朗是一名鐵路工人，居住在圣塔菲鐵路的調車場附近。他在當地聲望很高，在鐵路上班的同時，他也在當地的教堂里當上了助理牧師。他的女兒所在的黑人小學在距離調車場8公里以外的地方，每天有大量的時間耗費在上下學的路上。而在調車場附近，有一所白人小學。于是，布朗向這所白人學校申請，讓女兒轉學到這所小學就讀。學校以種族原因拒絕了布朗的申請。

由于布朗的社會地位不俗，他的遭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早就希望打破種族隔離的當地黑人們，趁機把他推舉為請愿的領袖，聲援他進行訴訟，廢除堪薩斯州的種族隔離制度。當地同情黑人的律師團體，以及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紛紛表示支持。于是，布朗將這所白人小學告上了法庭。布朗認為，種族隔離制度施行至今，尊奉的原則是“平等但隔離”，然而白人小學拒絕他女兒入學，違反了“平等”這個元素。他的女兒被迫去很遠的地方上學，而且黑人小學的條件也遠不如白人小學，跟附近社區的白人小孩比，他的女兒應該享有的平等早已經被剝奪了。因此，白人小學雖然遵守的是本地的法律，但這個法律違反了《憲法》的第十四條修正案，應該廢除。

堪薩斯的法院接手此案后，很快就判決布朗敗訴，因為法官們認為，雖然布朗的女兒要去很遠的地方上學，但白人的小孩也可能要走很遠才能上學。同時，雖然黑人小學的教學水平不如白人小學，但教學水平并不是實質的東西，而那些實質的比如教學樓、課程設置以及教職員工的配備，黑人小學和白人小學是實質上平等的。

布朗不服氣，而黑人社區及平權團體更是不服。在全國各地好幾個類似的案子都接連敗訴之后，布朗決定，將自己的案子和其它的案子合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他的決定得到了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廣泛支持，有色人種促進會也為他請來了一位強援，著名黑人律師馬紹爾（Thurgood Marshall）。于是在1952年底，美國歷史上的又一樁“大案”，布朗訴教育局案，來到了最高法院。

1952年12月9日，雙方進行了辯論，然而在法院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一向保守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去世，新的首席大法官是曾經擔任過加州州長、還競選過總統的厄爾·沃倫（Earl Warren）。沃倫在加州擔任州長的時候，是著名的保守派，后來同是保守派的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之后，將其任命為大法官。來到最高法院之后，沃倫卻倒向了激進的平權派一邊，在許多涉及種族問題的判決上，都偏向弱勢群體。而布朗訴教育局案，正是他接手的第一起關于種族的要案。

1953年12月8日，雙方在沃倫的主持下，再度進行辯論。黑人律師馬紹爾表現得十分出色，舌戰群雄，和幾個保守派的法官平分秋色。沃倫深知這次判決講給美國社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甚至會改變歷史的進程。為了讓這次判罰具備完全的說服力，沃倫積極協調著幾位法官之間的意見，最終在馬紹爾和沃倫的努力下，九位法官達成一致，以9比0的票數通過了布朗訴教育局案的判決：堪薩斯州的判決違憲，布朗勝訴。

沃倫代表最高法院做出的解釋大致如此：在《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擬定的時候，以及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時候，公立學校的教育尚未普及，因此以它們為根據做出的“平等但隔離”的判罰，對公立教育上的問題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受教育是每個公民所具備的權利，而在公立教育上的種族隔離，雖然在硬件設施等物質上可以算公平，但很多無形因素是不公平的。這些無形因素包括教學水平，鉆研和交流的機會，以及對自我認同的培養等等，而這些無形因素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堪薩斯州在教育上的種族隔離，是違背第十四條修正案的。

布朗訴教育局案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大焦點事件，該案在1954年宣布了裁決，在社會各界都引發了軒然大波。表現出色的黑人律師馬紹爾后來成為了最高法院里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裁決宣布后，黑人和少數族裔奔走相告，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準備趁熱打鐵，爭取更多的權利；而保守派和種族主義者則是既失望也憤怒，極端者甚至引發了騷亂，雙方的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了。比如在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些極端的白人，包圍了開始依法錄取黑人的公立學校，州長甚至派當地民兵去阻擋黑人小孩入學。得知此事之后，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遣了一個師的空降兵，空投到學校維持秩序，保護黑人學生的安全。這樣的混亂場面，讓原本看到希望的黑人們再度失望了，于是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應運而生，席卷全國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就這樣全面展開了。

博弈阿拉巴馬

民權運動進行得最激烈的地方，是有最典型南方州之稱的阿拉巴馬州。阿拉巴馬州的種族隔離條例規定，公交車上的座位要按照膚色嚴格劃分。如果白人的座位坐滿，可以要求坐在黑人座位上的黑人讓座。1955年12月1日，州府蒙哥馬利，黑人婦女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按規定坐在一輛公交車的黑人座位上。這時候，車上的白人座位已經滿座了。當又一位白人乘客上車后，司機要求帕克斯給白人讓座，帕克斯拒絕了。于是，司機請來了警察，抓走了帕克斯。

帕克斯被捕讓全國各地的黑人群情激奮，同時表達憤怒的還有為女性權益奔走疾呼的婦女政治協會。一位支持婦女政治協會的阿拉巴馬大學教授，連夜印刷了數萬份傳單，將帕克斯的遭遇公之于眾，呼吁大家抵制蒙哥馬利的公交車。三天之后，聯合抵制公交車行動正式開始，所有的黑人教堂和黑人媒體紛紛發出了自己的呼聲。12月6日，法院判帕克斯有罪，需要繳納14美元的罰金，帕克斯當庭表示不服判決。向種族隔離制度宣戰的號角就這樣正式吹響了，帕克斯也成為了一面旗幟，成為了平權運動的標志人物之一。

聯合抵制公交車的行動持續了一整年，蒙哥馬利的公交車公司因此損失慘重。在這場聯合抵制運動中，有一位牧師嶄露頭角，在之后的時間里成為了黑人平權的領袖，將民權運動帶到了最高潮，他就是馬丁·路德·金。在馬丁·路德·金的帶領下，抵制行動獲得了勝利，最高法院于1956年判決公交車命令黑人讓座的法規是違憲的。從此以后，黑人和白人在公交車上擁有了同等的選座權。然而，保守派白人的反擊也隨之而來，針對黑人乘客的槍擊事件層出不窮，更有甚至，居住在蒙哥馬利的幾位民權領袖，遭到了炸彈襲擊。

民權運動者并沒有因此而退縮，隨著馬丁·路德·金等優秀演說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崛起，平權的浪潮開始席卷全國。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將民權運動引入了佳境。他所倡導的“非暴力”運動在全國盛行，黑人、少數族裔及他們的同情和支持者們的靜坐示威，成為了這場社會大變革中最亮眼的景觀。在這樣的環境下，南方各州黑人及弱勢群體的投票權問題，逐漸浮出了水面。

就在馬丁·路德·金那場著名演說發表的同時，希望獲得投票權的黑人及少數族裔，在一些民間團體和教會的組織下，聚集到了蒙哥馬利以西的小鎮塞爾瑪，發起了新一輪的和平抗議，以爭取他們被變相剝奪了幾乎一個世紀的投票權。在1965年2月，當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領袖加入后這場示威后，平均每天有超過三千人在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上集會，一些同情弱勢群體的白人也加入了他們的活動。

悲劇就在這不知不覺中發生了。2月18日，一位脫離大隊的示威者被巡警逮捕，大批的抗議者走向了警局進行抗議，于是有警察開槍了，將一名黑人射傷，幾天后不治身亡。拍下這一幕的幾名電視臺和報社記著遭到了警方的圍堵，攝像機被砸毀。這位黑人的死訊，點燃了和平抗議者心中的怒火，于是更加激進的抗議開始了。集會組織者提出了新的示威計劃：從塞爾瑪出發，向州政府所在的蒙哥馬利挺進，用游行的方式來表達憤怒和抗議。

3月7日，星期天，大約600人組成的第一批游行者，沿著80號公路，向著蒙哥馬利出發。當地的警察局早有準備。他們剛一離開塞爾瑪，就和前來鎮壓的警察們迎頭相撞。面對這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警察們主動用警棍和催淚彈發起了攻擊。有幾個警察打紅了眼，下了狠手，六十多個人被毆打成重傷，隨后被送往了醫院。其中，一位叫阿梅利亞的黑人婦女被打得神志不清，直挺挺地倒在了一座橋上，而這一幕正好被一位記著拍到，沒過幾天，阿梅利亞被打成重傷的照片就傳遍了全球。于是，這一天有了一個被載入史冊的名字：血色星期天。

兩天后，更加憤怒的示威者發起了第二波游行，而領隊的是已經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馬丁·路德·金。和第一批游行者一樣，第二波人在塞爾瑪郊外的80號公路大橋上，和前來圍剿的警察及民兵遭遇了。由于馬丁·路德·金的聲望實在是太高，警察和民兵沒有動手，雙方在大橋上對峙了很久，最終警察決定在隊伍中讓出一個口子，讓游行的人繼續前進。而馬丁·路德·金見警察讓步，也領著游行的隊伍返回了塞爾瑪。

時任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知道此事之后，大為震驚。他知道，如果任憑事態發展，阿拉巴馬州很有可能出現大規模騷亂。得知抗議者的訴求是獲得投票權之后，他史無前例地召開了一次在全國直播的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盡快地通過了當時已經在討論之中的《選舉法案》，賦予了每一個公民相同的投票權。

對于南方各州的黑人來說，這是可以和南北戰爭并列的最大的歷史轉折之一。從此以后，南方的黑人有了選舉權，有了通過投票來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從前那些包括人頭稅、識字率等在選舉權上的限制，都不復存在了。該法案甚至還規定，對母語不是英語的少數族裔，要提供雙語的選舉材料和投票箱。

這個法案在當年的夏天獲得通過，于8月6日被正式簽署。在那之前的3月15日，聚集在塞爾瑪的少數族裔發起了第三波游行。這一次，參加的人數接近兩千人，他們全程受到了由約翰遜總統派來的軍隊以及FBI特工的保護。游行者們沿著80號公路，浩浩蕩蕩地徒步前行，每日行進約16公里，沿途不斷吸收新的示威者。3月24日，游行大軍抵達了州府，兩千五百多人涌到了州政府大樓門前，支持總統簽署《選舉法案》。

《選舉法案》的通過，標志著民權運動進入了最后的高潮和收獲勝利的階段。民權運動的成果，不僅鼓舞著南方的黑人，也讓北方的黑人們充滿期待。當期待和現實出現落差之時，為呼吁平等而發起的對抗在北方也展開了。1967年夏天，在全國一百多座城市（特別是此前獲得關注較少的北方城市，比如辛辛那提、底特律、密爾沃基、布法羅等），發生了不同族群對抗引起的騷亂。騷亂發生后，約翰遜總統進行了深刻反思，專門成立了負責研究城市社會問題的科納委員會（Kerner Commission）。

雖然委員會提交的調查報告本身有較大的爭議，但是通過這次調查，隱藏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秩序缺失、族群對立和社會的撕裂，得到了廣泛關注，改善黑人的生活環境和就業機會的呼聲也逐漸響起。雖然在有些白人心中，對黑人等部分群體的歧視一直存在，甚至連馬丁·路德·金也在1968年被人刺殺，但民權運動的勝利，至少從法律層面上消滅了種族間的隔離、歧視及壓迫。除了《選舉法案》以外，一系列其它的平權法案相繼被簽署通過。美國的各級院校也開始給少數族裔留出錄取名額，并加強了對社會公正、種族平等的教育，以縮小社會差距。

因為見證了把民權運動引向高潮、并促使《選舉法案》獲得通過的這次大游行，1996年，從塞爾瑪到蒙哥馬利的這條只有87公里長的路段，被國家公園署納入旗下，成為了最“年輕”的美國國家歷史步道。2015年，在這場大游行的50周年紀念儀式上，時任總統的奧巴馬和前總統布什同時到場參與紀念活動。奧巴馬站在當年阿梅利亞被打暈的公路橋上發表了演說，總結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他說：

“在歷史上，有一些特別的地點和瞬間，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它們有的是戰爭，比如康科德、列克星頓、阿波麥托克斯和葛底斯堡；有的則是象征了美國充滿勇氣的性格，比如獨立廳、塞內卡瀑布、基提浩克和卡納維爾角。塞爾瑪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那不是兩軍之間的交鋒，而是兩種信仰的角逐，是對美國這個國家所存在的意義的一場考驗。”

（注釋：阿波麥托克斯是南北戰爭最后一場大型戰斗的地點；塞內卡瀑布是美國第一次有關婦女權益的會議的會場所在地；基提浩克是萊特兄弟試飛的地方；卡納維爾角是NASA的發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