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晚，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在多倫多就“幸福：資本主義vs.馬克思主義”一題展開辯論。齊澤克是一名左翼激進哲學家和文化批評家，其觀點主要受黑格爾、馬克思和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影響，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左翼兩方的批判的引起了很大爭議。被網友戲稱為龍蝦教授的彼得森則是加拿大臨床心理學家，政治上持保守主義立場，批評共產主義和后現代身份認同政治。

昨日，《雅各賓》刊出的《傻瓜與瘋子》一文簡要概述了兩人辯論中的主要論點，對兩人都提出了批評：彼得森沒有認真閱讀過馬克思，對馬克思的論點相當無知。他把剝削理解為“固有的生物學事實”和道德問題，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結構性的問題，并把工人運動看做一種身份認同主義運動。齊澤克也沒有仔細討論“馬克思主義將生產力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的目標”，而是在反對“白人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上和彼得森站到了同一陣線。

本文作者認為，齊澤克對于無產階級靠自己爭得解放不抱信心，只能依賴于一個“主人”的引領，這種基于精神分析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禁欲主義”和“技術官僚自由主義”， 默認了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痛苦和這一體系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這背離了他所堅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在作者看來，齊澤克和彼得森兩人都沒有提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他們的共同前提是 “布爾喬亞悲觀主義的舊形而上學”。兩人表面上持有相悖的政治立場，但他們的區別只是，彼得森把這一悲觀的形而上學引向了“合乎邏輯的反社會主義前提”。所以，二者也許是洛克所說的傻瓜和瘋子的區別：傻瓜無法從他的前提出發得出結論，而瘋子忠實地從壞的前提得出結論。齊澤克是傻瓜，而彼得森是瘋子。

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在多倫多的索尼藝術中心展開了一場辯論。辯題為“幸福：資本主義vs.馬克思主義”。辯論的結構安排是，各方先作30分鐘的簡論，再進行幾輪10分鐘的簡短問答，最后以觀眾提出幾個一般性問題結束對談。這場活動觀眾滿座，持續了三個小時。人們原本預期的一場激烈的“世紀辯論”，卻成了一場相當友好和和善的交談。整個晚上，兩位發言人都多次表達了他們對彼此的認同和欽佩。彼得森尤其是被齊澤克富于魅力的表現和“復雜的論據”吸引，而齊澤克強調他很贊同彼得森對政治正確的批評，和他咄咄逼人的辯論風格。

齊澤克無疑沒有彼得森那么令人討厭，但這場辯論也表明了左翼知識分子已經偏離馬克思主義多么遠。

彼得森談馬克思

彼得森30分鐘的簡論，幾乎全部集中在對《共產黨宣言》的尖銳抨擊上。他準備了十條反對《宣言》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論據。彼得森首先主張，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存在的主要問題歸結為階級斗爭是錯誤的。他聲稱馬、恩兩人忽略了等級制度是一種固有的生物學事實。他也質疑“無產階級專政”是否真的比資產階級專政好。彼得森甚至把馬克思描繪成一個身份認同主義（identitarian）思想家，把一個本應是善良卻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一個邪惡的資產階級對立了起來。接著，他又質疑了共產主義下社會的組織方式，他認為無論采取的社會制度是怎樣，權力將永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彼得森也試圖從經濟角度批評馬克思。他首先援引了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本身產生的豐富物質財富的承認。彼得森認為，資本家憑著商業頭腦和領導能力，為社會增加了經濟價值，這個體系也為消除貧困和幫助窮人做了許多貢獻。盡管他承認資本主義確實讓富人更富，但他強調說，資本主義同樣讓窮人變富。在簡論結尾處他表明，有道德地追求利潤會約束資本家不虐待他們的工人，因為害怕失去生意，任何以利潤為導向的老板都不會剝削工人。正如彼得森說的：“在人類社會中，你不能主要靠剝削他人來獲得穩固的權威地位。”

彼得森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表述，至少可以說是一種可笑的庸俗化。他的話聽起來像是一個只是草草瀏覽了幾篇關鍵文本的人。

以他對人固有的等級和剝削性質的評論為例：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時，他們講的是一切成文的歷史。幾百萬年來，人類沒有階級。階級社會的創造——即少數人占有多數人的剩余勞動力——是個相對較新的現象，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是作為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的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

彼得森甚至說，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作為范疇的自然，這顯然有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中指出，勞動是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某種形式的勞動“是一種由自然施加的永恒必然，沒有它，人與自然之間就沒有物質交換，也就沒有生命?！北说蒙踔敛挥每赐陼牡谝痪砭湍苷业竭@段話。

至于彼得森關于等級制度的說法，他不斷將等級制度與階級社會混為一談。他沒有解釋為什么一個階級有特權剝削另一個階級對人的存在來說具有本質性。此外，當馬克思主張要克服階級社會時，他沒有認為人類會不再需要政治組織。對馬克思來說，政治“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的一個機關，有著很特殊的意義。人們在克服階級社會的過程中仍然需要結構和組織；他們仍然需要通過斗爭和辯論來斟酌、爭辯以及追求共同的東西。正如諾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在為馬克思辯護、反對 “七種誹謗”時所說的，在共產主義下，公共權力的形式將以民主和選舉原則為基礎。

由于彼得森認為人性在本質上是墮落的，也就是原罪，受壓迫群體集體擺脫自身處境的努力將不可避免地充滿更多暴力和痛苦。但這種說法是一種形而上學，它出于對引發更多暴力的恐懼，而阻止一切群體尋求正義或改善他們的狀況。

此外，與彼得森的說法相反，馬克思并沒有從身份認同的角度理解工人階級的斗爭：工人們有愿意廢除他們自己作為受剝削的無產者的身份。對馬克思來說，即使是社會主義斗爭也包含理想主義、團結和犧牲的成分，無產階級也不是天使；數百年的階級壓迫使得人性無法表現得“仁慈”（在彼得森的意義上）。階級對立的問題不能從彼得森膚淺的道德角度來看，而要通過馬克思指出的結構術語來理解。

至于資本家貢獻價值的說法，彼得森不理解馬克思是如何把價值視為必要勞動時間。如果不剝削工人，也就是說從他們的無償勞動中獲利，資產階級便不能增添價值。因此，剝削不是資本家的道德錯誤，而是建基于資本家和工人的結構關系中。彼得森讓資本家成為文明的重要支柱的企圖，比著名的馬爾庫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關于肚子和四肢的著名寓言故事好不到哪里去。

我們還可以繼續說，但彼得森對馬克思的實際論點極度無知這一點，已經足夠清楚了。這不是說他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許多聰明的右翼批評家都不同意），也不是說他為了應和大眾而試圖簡化了觀點，他只是不具備參與辯論所需的足夠信息。

就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在消費和死亡率方面的改善，以及我們比祖先更富裕的事實，并不能成為讓人類被永遠剝削和異化的借口。彼得森武斷地聲稱，這些相對改善都只是自由市場帶來的，而不是來自如公共衛生干預、教育和工人階級反對剝削斗爭等。更不用說，逐利也是幾乎所有社會問題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氣候變化的加速。

團結起來對抗幸福

彼得森假定他正要和一名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辯論、辯論將圍繞馬克思主義展開，而齊澤克卻有著不同的議題。在30分鐘的簡論中，齊澤克根本沒有專注于馬克思，而是開始哀嘆他和彼得森在“政治正確”的學術界多么被邊緣化：

彼得森和我……都被官方學術界邊緣化了，他們認為我要在這里捍衛左翼自由主義路線，反對新保守主義。真的嗎？大多數對我的攻擊恰恰來自左翼自由派。只要想想LGBT意識形態對我的強烈批評就能明白。

在表明他和彼得森有共同的敵人之后，齊澤克繼續討論許多話題。其中包括伯尼·桑德斯被妖魔化為激進分子，但他實際上是個“老派道德家”，而“白人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是左派失敗的原因。齊澤克也主張，移民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造成的，但隨后又在辯論的當晚反對開放國境。齊澤克合理地指出，對難民的民粹主義仇恨是非理性的，但他卻又含糊其辭地聲稱，“（關于難民的報道）是真實的?！比藗兛梢酝茰y，齊澤克指的是他以前關于有暴力傾向的難民的評論，這些言論讓他被批評為仇外主義。

值得稱贊的是，齊澤克表示支持全民醫療和教育，這將使個人能專注于發揮其創造潛力。他也承認氣候變化不是騙局，而是對人類的實際威脅，必須通過某種形式的國際合作來應對。

但在整個辯論過程中，齊澤克多次表示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和彼得森一樣，把當代左翼視為怨恨和受害者的泥潭。他不贊同馬克思主張社會關系的自由與透明的樂觀觀點。與馬克思相對，齊澤克和彼得森聲稱人類并不理性，而是天生傾向于自我毀滅。

馬克思主義將生產力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的目標，并不是齊澤克關心的問題。他把現代性放進存在主義的語境中，認為它要求人“承擔……最主要的重擔，也就是自由本身”。在沒有傳統權威的情況下，我們要擔負起自己的重擔，注定要為反對商品化和享樂主義的世界的意義而斗爭。“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有意義的動機，而不只是爭取愉悅的生存?！钡@種反對愉悅和享樂主義的存在主義式禁欲主義與馬克思在普遍范圍內滿足人類需求的計劃格格不入。正如伊莎·蘭達（Ishay Landa）指出，馬克思反對的不是消費主義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強加給大多數人的緊縮狀態。

彼得森和齊澤克一次次地引用猶太-基督教傳統（或“西方”傳統）作為的出發點，然而這是一種克爾凱郭爾、尼采和海德格爾式的存在主義傳統，不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性主義傳統。齊澤克把與馬克思相對的黑格爾作為他的哲學英雄，他的黑格爾主義卻沒有辯證的和解，而是把黑格爾的矛盾變成了無法化解的二律背反。

對齊澤克和彼得森來說，異化是存在本身不可避免的結果。無論是從生物學、精神分析還是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兩人都認為人類的存在狀態本質上是悲劇的。從本質上說，無論經濟和政治體制如何，我們都將注定失敗和受挫。

隨著辯論的繼續，彼得森不斷催促齊澤克談馬克思主義的話題，并懇求他澄清他對馬克思的立場。對此齊澤克明確表示，他接受“共產主義”一詞只是作為一種挑釁，事實上他并不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相反，齊澤克肯定了自我限制、受監管的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他沒有肯定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而是主張需要一個“主人”來“強迫人們自由”。在這里，齊澤克表現得像個技術官僚自由主義者，因為對他來說，大眾無法靠自己獲得自由——而需要某種“主人”來帶領他們。彼得森沒有反駁這些觀點；他承認資本主義有它的問題，他也不支持全然不受約束的市場。他轉述溫斯頓·丘吉爾的話說，資本主義是最糟糕的制度……但還是比其他制度好。

晚間辯論即將結束時，彼得森最后一次催促齊澤克談馬克思。他問齊澤克究竟為什么把自己和馬克思主義聯系在一起。對此，齊澤克含糊地將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和《資本論》稱為復雜精微的政治和經濟分析。除此之外，他沒有做出更進一步的辯護。

亦敵亦友

盡管彼得森被齊澤克的個人魅力迷住了，齊澤克堅決拒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核心觀點保持一致的態度卻給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齊澤克盡管致力于左翼政治，他卻和彼得森一道肯定了階級社會、社會等級制度和不可避免的苦難命運的存在。我們只能寄希望應對資本主義帶來的痛苦（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通過不溫不火的監管）——卻永遠不能希望克服這個體系。

彼得森說，齊澤克的主張聽起來一點也不像馬克思主義，更像“齊澤克主義”。但這場討論沒有什么原創之處：不是齊澤克主義或彼得森主義，而是布爾喬亞悲觀主義的舊形而上學。論辯的雙方都沒有指明資本主義的具體替代方案，他們也不認為真正的系統性的替代方案是值得采取的。

因此，齊澤克和彼得森的區別就像約翰·洛克所說的傻瓜和瘋子的區別：傻瓜無法從他的前提出發得出結論，而瘋子忠實地從壞的前提得出結論。在這里，齊澤克是傻瓜，因為他的左翼承諾仍然與關于人類生存的悲劇態度的哲學前提不相容——后者是他和彼得森共同持有的。瘋子彼得森則把這些悲劇前提引向了他們合乎邏輯的反社會主義結論。

但是誰知道呢：兩人有這么多共同點，這能成為一段美好友誼的開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