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蔣介石在西安事變20年后，即1956年11月突然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

從張學良日記看，蔣介石當時就是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并沒有說原因。目前對此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與中國》提供資料。這種觀點目前占主流。如臺北《傳記文學》1990年6月號刊發《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時在按語中寫道：“據接近張學良的人說，本文確系出自張之親筆……是蔣老總統在臺灣復職后不久（民國三十九年以后），著手編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民國四十五年出版），因需多方資料參考，張學良曾奉命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張以‘長函’方式復之，即為此文。”這里所說的“接近張學良的人”，應該是指唐德剛和郭冠英。1990年1月至5月，二人曾先后五次采訪張學良。在3月16日的采訪中，張學良提道：“蔣總統他要寫《蘇聯（俄）在中國》這本書……寫這個東西，蔣總統跟我來講，西安事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為他要寫書。那我就回他這封信。”因此話出自當事人之口，于是，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提供資料，就幾乎成為定論。后來郭冠英在《張學良在臺灣》一書中就寫道：“蔣在1955年要寫‘蘇俄在中國’時，因對事變真相不了解，請張寫出來，張乃復一長信……乃詳述經過。”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開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刪節重點》一文中再次寫道：“蔣介石要張寫一報告呈閱，倒不是他有要人寫悔過書的習慣，而是蔣為了要寫《蘇俄在中國》，他當然了解‘西安事變’自己這方面的情況，但是張學良及共產黨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張學良交待一番。”

受其影響，許多大陸學者也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要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了撰寫《蘇俄在中國》。如楊奎松曾說：“1956年11月，蔣介石因寫《蘇俄在中國》之需要，命軟禁中的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經過寫一書面材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謂《西安事變懺悔錄》的問世，也因此引發了對此一文獻真實性的種種猜疑和爭論。”畢萬聞也曾寫道：“1956年，蔣介石為了總結國民黨政權與蘇俄斗爭的經驗教訓，令其筆桿子陶希圣代寫《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一書，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該書出版前夕，蔣為了解西安事變全面內情，便把負責看守張學良的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從臺灣新竹井上溫泉召到臺北，令其轉告軟禁中的張學良，要張‘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的經過事實’。”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因為“《熱風》事件”。2007年楊虎城的嫡孫楊瀚在一篇文章中寫道：“1955年，郭增愷出于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一長達20萬言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熱風》雜志連載，使西安事變的真相以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地公布于世。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郭增愷（1902—1989），河北安次人。早年在北平求學期間結識周恩來、趙世炎，并加入李大釗創辦的工讀互助團。1924年投筆從戎，擔任西北通訊社社長和馮玉祥的秘書，后到楊虎城部擔任西北綏靖公署參議。以后結識宋子文，被任命為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專員。1936年因《活路》事件被秘密逮捕后羈押于南京憲兵司令部。西安事變發生后，因與楊虎城的特殊關系，被宋子文“借出”，同返西安，為和平解決事變斡旋，事后重被監禁。全面抗戰爆發后出獄，抗戰勝利后赴香港。）”“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軟禁20年之久的張學良。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應為情報局——引者注）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乙光向張學良宣布兩項禁令：不準收聽中共廣播；不準同警衛人員接近。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2014年張侃侃在《香港〈熱風〉事件始末》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

應該承認，蔣介石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不能說與其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毫無關系。《蘇俄在中國》初名《和平共存論》，是以陶希圣的一篇文章為基礎擴展而來，后改名《中蘇和平共存之經歷》，再改《中俄三十年經歷紀要》，最后才定名《蘇俄在中國》，對這一過程蔣介石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蔣介石當時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即為反共。葉公超曾認為《和平共存論》篇幅太長，不能迎合讀者心理，要替蔣介石再寫一篇較為簡短的文字，以代替原稿。對葉公超的這一建議，蔣介石認為“殊為可笑”，并在1956年11月30日的日記中頗為不屑地寫道：“彼為新聞記者，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動發表其本身之主張，此乃投機記者一般心理，無足為怪。殊不知余之此冊，乃是將余反共思想與經驗，以及主張與對俄政策、行動，應明告世界人類，此乃余之責任，不惟余之地位應如此而已。故對原著，只準其修正英譯之文句，而不愿其修改原意及內容也。”蔣介石撰寫《蘇俄在中國》一書的主要目的，在這里可以說是和盤托出。要撰寫《蘇俄在中國》就勢必要寫西安事變，為寫西安事變部分讓張學良來“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這樣的解釋在邏輯上完全講得通。但人們似乎只關注了講得通的地方，而忽略了講不通的地方。《傳記文學》1990年6月號刊發《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時，在所加的按中寫道：“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蔣經國（時任行政院長）在國民黨第十屆五中全會，曾將部分內容鉛印成冊，印發給與會人士閱讀……蔣經國印發之件，前面有簡短說明，謂系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在這里，“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一語值得關注。如果此處所言屬實，那么新的問題就來了：1940年蔣介石并沒有撰寫《蘇俄在中國》。換句話說，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與其撰寫《蘇俄在中國》并無必然的聯系。此外，蔣介石當時的某些做法也讓人生疑。前面提到過，據劉乙光說，1956年11月19日蔣介石在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時，曾“再三囑付（咐）要真實寫來，并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蔣介石為什么要“再三”囑咐呢？以當時蔣介石的地位，張學良的處境，需要“再三”囑咐嗎？這里“真實寫來”四字的含義又是什么？為什么蔣介石要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呢？難道研究明史20年的張學良不知道嗎？從后來的寫作過程看，為什么非要寫到蔣介石離開西安時為止呢？“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與蔣介石離開西安有什么直接關系嗎？蔣介石在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之前就已完成《和平共存論》初稿，整個1956年幾乎每天都在修改此書書稿，為什么不遲不早，偏偏在11月19日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呢？

上述問題不解決，就斷言蔣介石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是為其撰寫《蘇俄與中國》提供資料，很難令人信服。

至于“《熱風》事件”，肯定與此事有關。《熱風》雜志是曹聚仁、徐訏和李輝英等在香港創辦的一份文史半月刊，由創墾出版社出版，郭旭編輯。從1954年12月1日起，該雜志用17期的篇幅（第30—46期），分14個專題連載了郭增愷撰寫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

本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回到南京的蔣介石曾出版過一本《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和據說是由宋美齡記錄的《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解決過程。其中在12月14日這天談到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時寫道：“正午，張又來……張乃言：‘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在談到八項主張時又寫道：“張又繼續陳說其八項主張之理由，欲余酌加考慮。余謂：‘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余決不稍有遷就。非余到京，不欲聽爾對此事有只字之陳述，多言無益也。”據說當天蔣介石還給張學良講解了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講演中“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二語的含義。《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也寫道，蔣介石在離開西安前訓示張、楊：“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或以為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余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萬余言，爾等均已寓目……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也就是說，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思想的轉變，是因為讀了蔣介石的日記后受其人格感動所致，蔣介石離開西安前對張、楊未做過任何妥協。

不料，郭增愷在《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中竟直言不諱地指出：“一九三七年二月，《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由正中書局發行，據說，共售出八十萬冊。全書體裁以蔣先生在事變中之私人日記出之，其實它是陳布雷先生經過八次易稿才寫成的——我們知道，許多讀者對這書都存有或多或少之懷疑，因為其中的神話色彩太濃厚了。世間事往往結果是與所預期者不同的，太好的謊言，每每就成為最壞的歷史。蔣先生發行那小冊子，想來，其用意，是不外為恢復他在事變中可能喪失的個人聲威，和再為本人歷史保存人格的完整……惟一般人不明白，尤其是掌握權勢的人更難明白一項真理：那是歷史只能由人的行為寫成，絕不能用謊話去包辦的。”查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2日至28日這半個月的日記確實是次年1月補寫的，并與邵力子、陳布雷補述過西安事變的經過，其間經過多次修改，后又曾親手改正宋美齡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郭增愷說《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是陳布雷“經過八次易稿才寫成的”，雖不免有夸張成分，但也并非無中生有。

郭增愷進而拿出了蔣介石說謊的證據。他將問題概括為三個：第一，張學良發動事變之初聲勢洶洶，后來態度突變，行為矛盾，這是為什么？第二，事變得到和平解決，真的像蔣介石所公布的，是由于張、楊等閱讀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才受其偉大人格所感動，因而幡然悔悟那樣簡單嗎？第三，倘若事實不是那樣簡單，則雙方所協議的內容是什么？其經過又是怎樣的？他說，對這些問題，張學良、楊虎城和宋子文是可以解答的，但楊虎城已受法外的刑戮，張學良還在受法外的囚禁，宋子文向來就不大說話，自己則十余年來一直守口如瓶，避談這些問題。他表示如今不再緘默，要說出真相。“我愿負責指出，蔣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隱蔽了許多事實，他還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蔣介石偽造了哪些故事呢？

第一，《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之末所附《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完全是蔣先生事后所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訓話，更不容有那樣的《訓話》。如果一定說蔣先生離陜前曾對張楊《訓話》，則只有蔣先生于登機前在西安機場中對在場的人說過寥寥一二句話而已。”

第二，《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所公布的事變解決過程，即張、楊等閱讀過他的日記及重要文件后，便為他所感動，以至于愧悔、流淚，因而唯他之命是聽，送其回京，結束那幕事變，所有這些也是編造的。“我雖不曾有充裕時間詳讀蔣先生的全部文件，但就所寓目的主要文件而論，其中實沒有一言一字足以令到西安方面的人士承認他是具有‘救國苦心’的，至于所謂‘愧悔’則距離事實更遠了。”

第三，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是與西安方面做了交易的。郭增愷以親歷者的身份說：“借用商業術語，蔣先生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先生和蔣夫人是保證者，見證人則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在他看來，《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12月14日那天所寫的內容，意在強調蔣介石絕對不“遷就”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項主張，絕對不考慮改變他的“安內攘外”政策。郭增愷直截了當地指出：“事實上，據我所知，蔣先生之得安然回京，是確曾有‘遷就’西安方面主張的諾言的。”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項主張的第一項，是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我今茲證明：這項主張，蔣先生是確曾于二十三日透過保證人予以‘遷就’而接納的；不但是接納了，還曾有過具體的討論。”又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項主張的第二項是停止一切內戰。“我愿負責證明：蔣先生對這一項主張，不但在原則上表示完全‘遷就’，他還鄭重的經過蔣夫人及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約定：‘俟回京后，當即歡迎周恩來到京，詳商細則。’”郭增愷不僅敢“負責證明”，而且能說出當時具體的討論方案，就無法使人不相信。

西安事變時王以哲曾很感慨地對郭增愷說：“只要抗戰，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們也擁護他。”所以郭增愷在此頗為挖苦地寫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諸蔣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讓他做皇帝吧，做皇帝的也該兼聽及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訣，無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們都得給我辦好。可惜蔣先生只懂得這秘訣的上半句呢！于是總理‘我生則國死’那句名言，就應驗在蔣先生身上了。”

蔣介石看到郭增愷的文章了嗎？回答是肯定的。1955年4月16日，郭增愷在《熱風》雜志連載的此文開頭便寫道：“前些時候，外傳蔣先生曾看見《熱風》所發表關于西安事變經過的文字，頗有不甚愜意的表示。我對這一項傳說，初時還有些懷疑，以為蔣先生宵旰勤勞，那會有工夫來看外間的雜志？而在今日的臺北，誰也不便冒昧進呈他老人家所不喜歡垂閱的東西，以自討沒趣。但，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一位臺灣來的朋友卻證實了所傳非虛，他尤懇切地勸我：‘你何苦再提那些往事呢？圣上看到已赫然震怒，并且嚴辭責備你們西安方面的人們：‘到今日還不承認錯誤！’”看來，蔣介石不僅看到了，震怒了，而且還讓人傳話了。

郭增愷在這里說張學良、楊虎城和宋子文可以解答西安事變的內幕，這或許提醒了蔣介石，張學良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由此看來，蔣介石最初讓張學良“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應該只是個由頭，真正的目的是讓張出面反駁郭增愷，幫助其維持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所以才“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且一定要寫到蔣離西安為止。

現在的問題是，《熱風》雜志從1954年12月1日起開始連載郭增愷的《一個還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到1955年7月1日已連載完，為什么蔣介石在一年后才讓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呢？

195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大陸方面決定舉行隆重紀念活動。為此專門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通過了規模宏大、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工作計劃。屆時，除出版《孫中山選集》、影印《民報》等相關史料外，還根據宋慶齡的建議，決定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機構。11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豐功偉績，同時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因計算方法不同，1956年臺灣方面紀念的是孫中山誕辰91周年。蔣介石在其撰寫的《國父九一周年誕辰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文中重新解釋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攻擊大陸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得知《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內容后，蔣介石對毛澤東關于孫中山的評價不以為然，在11月12日的日記中說毛澤東“對國父的心理是如何藐視與侮辱，以他的口味，今日不對國父清算，是他的不究既往的寬大態度，能不悲憤知恥乎？”次日，他特別召見劉乙光，要其對張學良嚴加管束，以防其受中共廣播的影響。

11月18日，蔣介石獲悉中共將就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政策及西安事變發表當初的材料，頗為緊張，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余初聞之，共匪以此三案皆有鐵證史料，不能再制造其虛偽材料，何以有此消息。繼乃知其對此三案無法再作辯解，故其特放……消息以混淆視聽，使閱者以為其真另有事實，以疑我在總理誕辰所說為不確也。其實他決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辯明也。”話這么說，他心里并不踏實。“《熱風》事件”余溫尚存，如果中共再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將當時的原始檔案公布，豈不證實了郭增愷的說法？所以第二天，即11月19日，蔣介石便緊急召見劉乙光，要其通知張學良“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并且“再三”囑咐要張學良“真實寫來”。這里的“真實寫來”四字，與其說是提醒，毋寧說是暗示。至此，我們對蔣經國為什么要編造謊言，說張學良“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寫了一本西安事變反省錄”也就不以難理解。如果此一說法能夠讓人相信，不論是已經發生的“《熱風》事件”，還是中共再就西安事變“發表當時事實”，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蔣介石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為撰寫《蘇俄在中國》尋找資料，而是設法維護其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及《蔣委員長離陜前對張楊之訓話》中編造的謊言。換言之，他當時讓張學良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表面上看是讓其交代“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實則是想借此讓張學良幫其維護謊言。而大陸方面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周年和西安事變20周年，特別是可能借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之機公布西安事變的原始檔案，則是促使蔣介石將此舉付諸實施的直接動因。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3期，原題為《張學良〈 西安事變反省錄〉再研究》。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該論文的第二部分，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