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起“無主財產收歸國有”的案件，引發了網絡熱議。深圳羅湖區村民蔡某某，膝下無子女，由侄女為他養老送終，蔡某某名下有一套回遷房，在其去世后才建成安置。經法院審理，蔡某某侄女獲得回遷房30%的房產份額，剩余70%的房產份額作為“無主財產”，收歸國有。

這個司法處置引來了民間很大的爭議，認為這是政府“與民爭利”。網友說：“老人養老，政府沒參與，全靠他侄女養老送終；有了回遷房，政府就來了。”“明明老人床前有人盡孝，怎么就‘無主’了？”

事件還得從法理、情理兩個層面來分析。從法律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說，司法處置并沒有什么問題，因為老人生前沒有立遺囑，只能按《繼承法》規定的法定繼承處理，侄女不是法定繼承人，所以不能繼承產權，但是生前對老人有贍養行為，可以適當分得部分遺產。所以從“技術”層面上說，只要老人能提前立好遺囑，就不會出現侄女無法繼承房產的尷尬。

但是，事件還有情理的層面，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家族社會，在老人膝下無子的情況下，侄子、外甥很多時候履行贍養老人的義務，俗話說就是“養老送終，敲盆打幡”，民間也普遍認同盡了孝道的侄甥有“繼承權”。這種順理成章的習慣權利卻并不為現代法律所容納。

所以，才會出現這次盡了孝道的侄女卻不能夠繼承房產的案件。這也是一場情與法的沖突、傳統習慣和成文法律的沖突。還應該看到面臨老齡化社會、面臨之前長期執行的“一孩”生育政策，以及中國老人普遍諱談生死、不愿意提前立遺囑的現實，類似于蔡老伯這種沒有“合法繼承人”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

其實，民法本應是一個民族的公共習慣的共同記錄，特別是民法中的繼承法、婚姻法部分是最應該體現骨肉親情、人倫傳統的地方。類似于子侄輩贍養老人這樣的民間習慣，民法應該有彈性空間，做人性化處理，做到法與情的圓融匯通。

應該借著這次千載難逢的編纂《民法典》，對現行繼承規定做出修訂，既要體現中國尊親敦睦的傳統，也通過保障產權激勵子侄盡孝養老。首先，應擴大法定繼承人的范圍，能否將盡到贍養義務的子侄輩列為第三順序的法定繼承人，也讓這些盡了孝道的晚輩對于遺產繼承有穩定的預期。其次，老人立遺囑法律形式，也有必要放寬，比如，口頭遺囑不必局限于危急情況，給民間留下足夠的自治空間。

侄女明明床前盡孝，卻不能依法繼承老人財產，政府卻拿到房產的大部分，雖然合法但未必合于民間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