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6日巴黎圣母院發(fā)生火災，火焰在圣母院塔樓持續(xù)燃燒到次日凌晨。各國人民對這場大火對巴黎圣母院造成的傷害表達了惋惜之情。微博、微信上的中國觀眾紛紛貼出自己與巴黎圣母院的合影，表示自己很幸運，在大火降臨之前去過了巴黎圣母院，同時表達哀悼，哀悼自己某段巴黎回憶的具象載體的消逝。沒去過的人則哀悼自己喪失了目睹完整的巴黎圣母院的可能性。

這些“哀悼”究竟是真心惋惜，還是只是在消費法國文化符號，證明自己“支付得起去巴黎旅行”的消費力，想要在法國代表的bourgeois文化中分一杯羹，我們無從而知。而即便我們相信這“哀悼”是真誠的，一個完整的巴黎圣母院的消逝就真的如此值得惋惜嗎？

古建筑的消亡與“仿像”的勝利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英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十九世紀文學研究者Dr. Ben Moore在大火發(fā)生之后發(fā)推特表達其感想：“我斷斷續(xù)續(xù)思考了好幾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句話，‘它殺死了它’。書殺死了教堂。但教堂們卻繼續(xù)活了下去。我希望這教堂能夠盡量被保存下來。”

與其說Dr. Moore哀悼的是一座教堂的逝去，不如說是所有教堂、古建筑的逝去。與國內不少人從圣母院大火中看到了中國古鎮(zhèn)木建筑的消亡不謀而合。從具體物件的消亡中感受到“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本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然而，在哀悼的過程中被人們忽視的恰恰是，“原始物件”的霸權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復制品”的集體噤聲。在大火之后，不少媒體開始了知識科普，追溯起了圣母院的歷史，從而為巴黎圣母院的消逝的可哀悼性建立合法性。因為這座建筑很古老，所以人們可以將它視作“原型”，“原型”的逝去自然是值得哀悼的。那么，巴黎圣母院的“原型”呢？這個“缺席”的原型，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是完整的、破敗的、還是已被全然毀滅了，我們無從而知。那么這個“原型”的“原型”呢？“原型”的“原型”的“原型”呢？

在追溯“原型”的過程中，人們發(fā)現(xiàn)，“原型”已然失去意義。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在《仿像與模擬》（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中討論到地圖與地域何者先行的問題。他寫道：“地域已不再先行于地圖，也無法活過地圖。從此以后，地圖，即仿像，將先行于地域。地域將生于地圖。”與其說是地圖僭主變成了“原型”而地域卻成為了“復制品”，不如說是地圖與地域互相溶解進對方，已說不清誰是“原型”，誰是“復制品”。古建筑與其藍圖之間的關系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被復原出來的古建筑是藍圖的復制品，而藍圖的存在又指向了一個消逝在時間中的、想象中的古城。鮑德里亞所敘述的“仿像”的勝利即表現(xiàn)在“仿像”將“原型”這一概念給溶解了。“原型”的消逝并不可惜，因為“原型”也曾是“復制品”。“原型”的各種“仿像”將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涌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原型”將永遠活在“仿像”的增生當中，“仿像”的勝利，也是“原型”的勝利。

事發(fā)之后，外媒SFGATE發(fā)布新聞表示，電腦游戲《刺客信條：大革命》高級關卡設計師Caroline Miousse為了設計游戲，曾花了兩年時間參觀巴黎圣母院，嘗試復原其外觀。在這過程中她積攢下來的手稿與復原出的巴黎圣母院的數(shù)字模型，將有可能幫助巴黎圣母院的修繕。Miousse的手稿與模型是否真的會在修繕過程中派上用場，我們目前不得而知。然而這一“運用數(shù)字模型復原物質的巴黎圣母院”的現(xiàn)象可以說是鮑德里亞所說的“仿像”的勝利的最佳佐證，一個不能更加當代的佐證。

“熱情終究無法被隱藏”

那么除了“哀悼”，作為觀眾的我們還能從這場大火中醞釀出何種感想呢？與其把大火中的巴黎圣母院看作“萬物易逝”的表征，不如說這圣母院與大火的結合是法國人與法國社會的完美象征。表面看著精致，架構繁復和諧，皮囊下卻一直燃燒著熊熊內火想沖破這精致的表層。這精致的表層雖然起了維穩(wěn)的作用，卻禁錮了火焰的燃燒，沒有這表層的禁錮可能也就沒有這火焰的燃燒。然而，這火焰仿佛有著自己的意志，在某一時刻，總想要燒到外面來。法國哲學家、作家羅蘭·巴特曾在他的散文集《戀人絮語》 中寫道：“想要將熱情完全藏起來是不可想象的。隱藏多余的熱情亦是如此。這并不是因為人這一主體太過羸弱，而是因為熱情本身就該被看見。”

不管這熱情的可見化身是瘋狂，是歇斯底里，還是極度歡愉，熱情都是無法被隱藏的。這場火，是一個不能更法國的隱喻。從上演了數(shù)月的黃馬甲運動，到1968年的社會運動，再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再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人似乎有著周期性的激情爆發(fā)的需求。大量從法國輸出的化妝品與時裝產(chǎn)業(yè)似乎昭示著，這個國家對精致的外表的癡迷。與對精致的外表的癡迷相呼應的，是對繁復而強大的結構的癡迷，這一點可以從法國的花園設計中看出。不管是盧浮宮旁邊的杜樂丁花園，還是貝西火車站的貝西公園，都有著極度對稱的空間結構。連花園里的樹，都被修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

二戰(zhàn)后，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叢生。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oult）就曾考了兩次才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他“顛覆系統(tǒng)”的哲學觀點，與法國強大的機構教育的壓制分不開來。上文提及的法國作家羅蘭·巴特，一生也常常為不得不在系統(tǒng)中生存而感到無奈。法國社會周期性爆發(fā)的運動，似乎是對精致皮囊與和諧架構的周期性抵抗，是內火燃燒到了臨界點，再也受不住表皮與骨骼的壓制而傾瀉了出來，這一點從法國的民眾、知識分子、甚至這場大火中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場大火與巴黎圣母院的結合，是爆發(fā)，是傾瀉，也是“熱情終究無法被隱藏”。

永恒的“模擬”

大火之后不少“巴黎人”表達了惋惜之情。甚至在火焰燃燒之時，就有民眾自發(fā)聚集起來合唱圣歌遠眺圣母院。然而也有巴黎之外的法國國民并不感到惋惜。畢竟，圣母院處于不缺政府資金補助的巴黎。法國社會內部自去年以來已為政府經(jīng)費該去哪吵得不可開交。經(jīng)費是該匯聚在中心，還是分散到邊緣地區(qū)，爭論仍在繼續(xù)。

在法國西部有一座小島，小島的名字叫?le de Ré（雷島）。雷島上有一個小村莊叫La Flotte（拉弗洛塔）。村莊入口處有一個開放式的教堂。據(jù)說戰(zhàn)時，炸彈落島，屋頂與外墻就這么給炸沒了。后來教堂也沒有重新被修成封閉空間，就那么敞開著，像一個凍結在那的永恒傷口，只有一兩堵墻杵在那。神奇的是，它竟然并沒有完全被剝奪了封閉式房屋的遮風避雨的作用。算對了風向選對了墻，躲在墻后也可暫時躲避島風的“騷擾”。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她的小說《到燈塔去》中寫道：“光景應不斷被重建。”實體物件總不能永恒，但是模擬這一動態(tài)過程卻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