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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繼女楊雪蘭:穿梭中美、謀求雙贏的“民間外交官”
楊雪蘭(Shirley Young),1935年出生于上海,10歲移居美國。1988年她成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史上第一位華裔副總裁。90年代中期,她協助引領了通用在中國20億美元的投資項目——上海通用汽車公司的建造。2015年,她獲得上海市政府頒發的“白玉蘭紀念獎”。楊雪蘭一直熱衷于推動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事業,她是美國百人會的首任會長和創始人之一,現任百人會創會理事兼美中文化協會主席。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錦江飯店發表了兩國政府間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47年后的這一天,楊雪蘭在上海家中如約接受了采訪——更巧的是,她的家就安在當年尼克松總統下榻的老錦江。
盡管已經邁入耄耋之年,但楊雪蘭依舊精神抖擻,舉手投足間仍透著當年叱咤商場的英姿颯爽——她曾經親歷了中美合資的上海通用汽車公司的初創過程,她說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互相尊重、謀求雙贏”。
幾十年來一直在中美之間擔當橋梁角色的楊雪蘭,認為尤其要幫助兩國年輕人增加接觸的機會,而且她相信美國民間仍有廣泛的合作意愿。“不能因為中美兩國的總體關系遇到了挑戰,就減少或停止交流,反而更加應該推動交流交往,這樣的事業一定要做下去。” 楊雪蘭語重心長地說:“現在中美關系有很多挑戰,但原則是一樣的。第一,雙方要互相理解各自的目標、尊重彼此的文化;第二,要加強人跟人之間的關系。”
謀求雙贏鑄就商業傳奇
用“傳奇”來形容楊雪蘭的人生經歷,一點也不為過。她的母親嚴幼韻出生于家境殷實的商人家庭,是復旦大學第一批女學生和公認的美女“校花”,經常開著一輛別克轎車出入校園,不知其名的大學男生就以她的汽車牌照號稱呼她為“84號小姐”;楊雪蘭的父親楊光泩是清華保送留美的高材生,民國政府的外交新星。2歲時,楊雪蘭就跟隨當外交官的父親和家人在外國生活。楊光泩后來擔任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他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在華僑中募集捐款。日軍占領馬尼拉后,楊光泩因為拒絕和日本人合作,被日軍逮捕囚禁。在父親生死未卜的幾年里,年幼的楊雪蘭跟著母親在戰火硝煙中克服了重重艱險、頑強度日,直到1945年美軍占領馬尼拉,他們才得到確信:父親已經和另外八名外交官一起被日本人槍斃,犧牲時年僅42歲。

或許正是這樣不平凡的童年,塑造了楊雪蘭超強的適應能力、積極的樂觀精神和勇敢的奮斗品質。1945年,她跟隨家人登上了美國海岸警衛隊運輸船“埃伯利海軍上將號”,離開菲律賓前往美國。
品學兼優的楊雪蘭畢業于著名的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后進入格雷廣告公司工作30余年,一度成為美國廣告界的風云人物。70年代初,楊雪蘭憑借敏銳的市場嗅覺和過硬的調研能力,幫助福特公司重新定位宣傳一款名為Pinto的微型轎車,一舉逆轉此前的銷售頹勢,突破了百余萬輛的銷量紀錄。80年代中期,楊雪蘭引起了美國通用汽車的注意。起初,她只是以兼職顧問的形式與通用有過合作。雖然通用不斷向她伸出橄欖枝,希望她全職擔任副總裁,都被她婉拒了,因為她認為通用有許多工作了多年的老員工比她更勝任這一職務。后來,通用公司的業務遇到了很多困難和挑戰,為了擴大市場和加強品牌建設特別設立了一個新的副總裁職位(負責協調通用汽車公司各個市場部門間的工作),再次邀請楊雪蘭,她才終于答應履職——她也因此成為當年通用60余位副總裁中僅有的三位女性副總裁之一。
1995-1998年間,作為負責中國市場戰略發展的副總裁,楊雪蘭頻繁來回奔波于底特律和上海之間,參與開拓中國業務。1997年6月成立的上海通用汽車公司,從當年1月打下第一根樁到第一輛中國別克車下線僅用了23個月,刷新了我國汽車工業建設史上的發展速度,投產當年就實現了豐厚盈利,規模之大和創收之快堪稱車壇奇跡。
通用與中方的談判歷時近2年,當時的團隊包括了公司多位高管,在楊雪蘭看來,正是因為大家通力協作,找到了正確的戰略才取得了成功。一開始他們也只顧宣傳自身實力、財力和盈利前景,但在與中方官員進行了一番接觸和幾輪實地考察之后,他們意識到中國的目標不單單是賺錢。“后來我們發現中國實際上是希望發展整個現代化的汽車工業,并不只以盈利為重,而是要培養起行業領先性,為國家的整體經濟和生產發展服務,所以我們改變了戰略,”楊雪蘭解釋道。因此,通用不再只注重于“談生意”,而是致力于成為中國發展汽車工業的“最佳伙伴”,謀求“雙贏”——這也確實成了通用的制勝法寶。
1999年,楊雪蘭受邀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建國50周年慶典活動,身旁正好坐了一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合資企業的專家。巧合的是,他曾參與撰寫一份汽車行業合資企業的論文,還曾推薦與美國通用合作。據這位專家介紹,通用和福特這兩家美國公司戰勝了德國、日本等國的企業,進入最后角逐。中方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反復考察比較,雖然兩者實力相當,但他們發現通用公司上上下下都表達了希望幫助公司和中國實現雙贏的態度,這讓他們相信通用將成為更好的“合作伙伴”。“你瞧,這就是我們的戰略嘛!”楊雪蘭說。
除了抓準定位、謀求雙贏,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也必不可少,整個團隊花了很多功夫了解中國的文化(包括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并學著從中國角度思考問題。
另外,在認識中國方面,楊雪蘭還要感謝數以千計的通用華裔員工。因為從小就離開了上海,中國對她來說其實也很陌生。而當時,通用公司有1000多名華裔員工,他們有的曾在國內讀了汽車專業,有的已經在汽車行業工作多年,大多具備專業經驗,他們知道中國汽車工業在發展,都希望幫助公司在中國取得成功,但一直苦于沒有機會。楊雪蘭的到來給了他們希望,因此在她發出邀請后,很快得到了響應,華裔員工們聚在一起,紛紛建言獻策,讓通用公司對中國的市場情況和需求有了更好的認識,也更堅定了創建伙伴關系的決心。“我真的很感動,所以后來我組織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專門給公司寫報告、提建議”。楊雪蘭謙虛地補充說:“其實我在通用最大的作用就是一個‘通道’,包括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橫向溝通以及與上級之間的縱向溝通。”
20年后,事實證明,如今的上汽通用汽車公司(前身為上海通用汽車公司),作為中美合作項目,確實是“雙贏”的——通用在中國市場的汽車銷量已經超過美國本土銷量,還一直保持著全球五百強企業中前十的地位;中國現在也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現代汽車市場,上汽通用也是業內領軍企業之一。
盡管已經退休多年,但是當年的經歷時刻提醒著楊雪蘭“謀求雙贏”的重要性,她也始終相信,這依然適用于今天尋求對華開拓業務的美國企業。
搭建中美交流的“通道”
別看楊雪蘭在事業上戰績赫赫,但她最初卻并非想做商界女強人,“我的父親、我的繼父都是外交家,所以我其實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夢想就是未來做一個外交家,”她說。確實,這樣的理想抱負離不開家庭的影響——她的父親楊光泩是正義凜然的駐外使節;繼父顧維鈞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母親嚴幼韻是聯合國禮賓司的初創成員之一。
對楊雪蘭而言,雖然受國際時局所限,她沒有當成“職業外交官”,但她卻擔當起了“民間外交官”的責任。如同在通用公司內部協調各部門一樣,她在中美兩國之間也搭建起了溝通交流的“通道”。
當被問及父母對她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最深遠的影響是什么,她說主要有兩點:第一是永不言棄,只要堅持付出就能實現理想,第二則是一種服務和奉獻精神。“我的父親和繼父都很愛國,他們經常把對國家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所以,從小我就知道不能只顧自己個人或家庭的利益、不能只圖享樂,我總是希望能做點什么,為世界帶來一點有益的變化”。


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對這座城市而言可謂是一大盛事,美國參會并建立國家館無疑為上海增色不少,然而這一切并非一帆風順。當時一方面正好是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的過渡時期,官員班子尚在調整;另一方面,美國相關法律確實有規定聯邦政府財政不能用于世博會建館這樣的活動,此類活動一定要民間財源。楊雪蘭深知中方的高度關注,因此不遺余力在其中斡旋。她不僅親自跟希拉里、趙小蘭等人溝通,陳述美國參與的重要意義,呼吁建立美國國家館,還發動百人會會員籌集到300萬美元的捐款。


近十幾年來,楊雪蘭還一直致力于推廣和普及由全美舞蹈協會(NDI)開展的“舞向未來”藝術教育實驗項目。從2011年開始,這一公益性的舞蹈項目進入了閔行區的普通中小學,面向舞蹈零基礎的孩子,鼓勵孩子們舞動起來,提高自信心和團隊精神;同時,在國際交流中讓每個孩子感受關愛和尊重,讓每一個孩子體驗成功。據楊雪蘭介紹,現在閔行區已經有一萬多個孩子參與其中,很多是來自農民工家庭的孩子。在和他們的接觸中,楊雪蘭看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另一面。

幾年前,有一個美國電視臺的記者來到上海拍攝一檔介紹中國的節目,請楊雪蘭推薦一天的行程和拍攝內容。于是楊雪蘭把他帶到了一個參與“舞向未來”項目的農民工孩子的家里。“我記得孩子家里非常簡陋,住的就是毛坯房。我們還去看了這個孩子的爸爸工作的地方,條件也非常艱苦,”楊雪蘭說,“他們是從四川農村出來的,我們問這位父親為什么要留在這里,他說為了自己的孩子能進一所好的學校,我們聽了都非常感動。”這個孩子后來進入了武漢一所藝術學校,現在成了一位舞蹈專業學生,去年還曾受邀赴美演出。楊雪蘭說,當年之所以帶著美國記者深入探訪農民工的生活,是希望美國觀眾能夠了解:中國雖然發展迅猛,但也不全是豪華富裕的地方,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仍然有貧窮落后之處,“中國也有發展的問題,美國人也要理解”。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楊雪蘭說,“我們做的工作是非常基礎的人與人的工作,就是希望讓中國人和美國人能夠增進雙方的認識,通過文化藝術這樣的平臺可以傳遞彼此友好的態度,這樣的工作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重新認識老家
自從2歲離開上海后,楊雪蘭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到家鄉旅游、探親。那個時候物資匱乏,上海還沒有發展起來,中美兩國的差距較大,但是上海人的淳樸給楊雪蘭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舉例說,“我們離開賓館的時候,留下了一條不要的毛巾,結果他們追到機場來還給我們,那時的人們真的很單純;親戚們為了招待我,5點鐘就要起來排隊去買東西;還有一次,我給我的阿姨買了一個奶油蛋糕,我當時出于健康考慮,不敢多吃,就把奶油刮到一邊,我阿姨就說這個我不吃,她來吃——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他們不舍得浪費一點點食物”。
而到了90年代,因通用工作再次來到上海的楊雪蘭則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上海。講到這時對上海的印象,她一連用了四五個“了不起”,上海發展的速度之快著實讓她驚嘆。可以說,她親眼見證了浦東的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不僅是硬件設施,軟件方面,比如裝飾藝術啊、設計風格啊,變化太快了!中國學習的速度真的快得不得了!”在上海和紐約都安了家的楊雪蘭,認為這兩座城市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同樣的發展精神,但紐約好似一個中年人,成熟且優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上海則宛若18歲的少年,什么都敢做,哪怕錯了再改,沖勁十足。
雖然從小和家人說英語,但楊雪蘭卻能說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她開玩笑地說當年在上海通用的成功,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這濃濃的鄉音帶來的親切感。無論是父輩家人,還是親朋好友,楊雪蘭的朋友圈里從來不乏上海人,當被問及“上海人”最大的特點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那一定是“國際化”——這種開明包容、和世界保持連通的態度也正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精髓。
要說對上海人風骨的最佳詮釋,不得不提楊雪蘭的繼父、出生于嘉定的顧維鈞。他曾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對西方列強說“不”,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他是《聯合國憲章》上簽下的第一個名字,為推動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立下了汗馬功勞。顧維鈞晚年把記錄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大量資料捐贈給了母校哥倫比亞大學,這些檔案對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外交史具有重要價值,但卻不便于中國學者查閱。感念于此,楊雪蘭積極協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哥大合作,將其中250盒相關資料數字化,中國社科院也因此獲得了一份電子檔案。

2018年恰逢顧維鈞誕辰130周年之際,這批數字檔案第一次回歸故土,被捐贈給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圖書館。同時,位于嘉定法華塔的顧維鈞陳列室經過一年半的擴建,得以重新布展,增添了許多新展品,其中就包括顧維鈞吃早餐的一套工具和菜單。“他每天的早餐要吃2個小時,從檸檬水開始,再吃橘子水、羊角面包、雞蛋、麥片,還有肉松或者鴨舌頭等等,一道一道,很豐富,”楊雪蘭介紹說。她還專門為他策劃了一場特別的紀念音樂會,運用多媒體技術和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講述顧維鈞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和心境。
楊雪蘭對繼父顧維鈞充滿了美好的回憶。她說顧維鈞生前曾說:“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贏,只要能實現51%的目標就是贏了”,楊雪蘭很以為然,“我認為他的意思也就是要尋求‘雙贏’。中美關系就是這樣,任何一方都不應該指望單方獲勝,而是應該努力創建合作雙贏的伙伴關系”。
采訪撰文∣葉君
采訪日期∣2019年2月28日
采訪地點∣楊雪蘭上海家中
原文首發于“上海美國研究”(ID:SIASWeChat)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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