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4月18日報道，32歲的瑪麗（化名）居住在希臘雅典，她做夢都想擁有自己的孩子，但她的卵子質量太差，4次體外受精（IVF）均以失敗告終。萬般無奈，她求助于一項極富爭議的技術——使用另外一名女性的DNA。4月9日，她成功生下一名體重2.9公斤的男嬰，這名嬰兒也成為應用此項技術治療不孕癥而誕下的首名“三父母”嬰兒。

瑪麗圓了自己做母親的夢，但將線粒體移植技術應用于輔助生殖卻引發了一些爭議。醫學倫理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翟曉梅教授對科技日報記者強調說：“在線粒體移植技術應用于輔助生殖時，公共政策需要選擇更為謹慎和負責任的做法。”

圓夢

據英國《新科學家》雜志網站報道，這一試驗由來自西班牙的“胚胎工具”（Embryotools）公司在位于雅典的生命研究所進行，因為西班牙不允許開展此類手術。

該技術被稱為“線粒體核轉移技術”（MSF）：將母親的細胞核轉移到捐贈者已經移除細胞核的卵子中，然后，該卵子與來自父親的精子一起受精，得到的受精卵再回到母親的體內。由此產生的孩子將擁有來自母親和父親的基因以及來自捐贈者的少量基因。

英國《每日郵報》在近日的報道中指出，該男嬰的誕生標志著治療女性不孕不育的重大突破。

手術負責人、“胚胎工具”公司聯合創辦人努諾·科斯塔-博爾赫斯博士表示，這一技術可有效治療不孕癥，“有些病人很難接受無法擁有自己的孩子這一事實。對他們來說，新技術不啻為一個福音。”

福音還是褻瀆？

這一做法卻遭到了英國牛津大學倫理學教授塞薩·帕拉西奧斯-岡薩雷斯的強烈批評：“這不是在治療不孕不育，這是在褻瀆人類基因。”

新技術之所以引發這么大的爭議，原因在于，這項技術最初是為了避免母親將線粒體疾病遺傳給孩子。借助該技術誕下的首例“三父母”嬰孩于2016年出生于墨西哥，也是一名男嬰，其母親攜帶Leigh綜合征基因，這是一種與線粒體內基因相關的致命神經疾病。

而現在，西班牙和希臘研究人員將這一技術應用于治療不孕癥，其中潛在的風險讓不少科學家憂心忡忡。因為，這名新生嬰兒99%的基因來自自己的父母，但仍有1%的基因來自捐贈者。

牛津大學的蒂姆·奇爾德說，線粒體轉移技術會帶來何種風險目前還未完全厘清。動物實驗表明，來自捐贈者的線粒體DNA與來自母親和父親的DNA之間不匹配，可能導致嬰孩加速衰老，并影響代謝致其肥胖。如果該技術被用于治療線粒體疾病，風險或許還可以接受，但最新試驗并非如此——母親瑪麗沒有線粒體方面的疾病。

此外，“三父母”嬰兒也面臨倫理爭議。反對者認為，這項技術讓一個孩子擁有兩個“生母”；同時也干預了人類基因的遺傳過程，會對人類的進化產生影響。

不過，支持者表示，雖然聽上去有三個父母，嬰兒的基因實際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來自捐贈者，且線粒體主要是為人體提供能量，孩子的身高、眼睛顏色、智力等其他個人信息不會變化，就好比給手機換個電池。

謹慎而負責地使用

一邊是渴望擁有孩子的母親；一邊是新技術存在的未知風險和倫理爭議，該如何平衡和協調？

翟曉梅說：“在倫理學上，對以治療為目的的生殖系基因修飾存在一定爭議。支持者認為，我們有責任使后代免受遺傳病的痛苦。反對者則認為，生殖系基因治療在理論上有難以估計的高風險，一旦干預失敗，對患者本人和他們的后代都會造成不可逆的醫源性疾病，而且這種傷害會遺傳下去。此外尚存在其他不確定的因素，包括目前尚無確切的風險評估方法。生殖系基因治療還可能導致納粹優生學（eugenics，國家通過強制改良人種），以及社會不公正、基因歧視等現象。目前，在我國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禁止出于生殖目的的基因操作。”

但2016年，英國批準使用線粒體核轉移技術進行生殖系的基因治療，以預防線粒體病在后代身上發生，這一事件率先打開了一個缺口。這是否意味著倫理學立場的妥協？

翟曉梅解釋說：“其實，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缺口，因為線粒體DNA與核內基因組是相對隔離的，且在整個DNA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即便線粒體移植發生負面作用，對基因組的影響也不大。在英國國會批準該臨床應用前，英國納菲爾德生命倫理學理事會進行了詳盡的倫理討論和政策研究，提出了立論有據的研究報告，并經過英國社會各界廣泛而充分的討論，才批準了這一個案。因此，在對疾病的嚴重程度與技術可能的風險進行評估，以及經過廣泛的學術界和公眾討論之后，謹慎的個案或許是可以得到倫理學辯護的。”

翟曉梅最后指出：“想要有自己后代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線粒體移植技術應用于輔助生殖技術時，倫理學還要考慮對后代的潛在影響和傷害，因此公共政策需要選擇更為謹慎和負責任的做法。”

（原題為《“三父母”嬰兒在希臘雅典降生——線粒體移植技術用于輔助生殖，應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