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岱在《史闕》中說：“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后想見汴京舊事，故摹寫不遺余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嗟乎！南渡后人但知臨安富麗，又誰念故都風物，擇端此圖，即謂忠簡（宗澤謚忠簡）《請回鑾表》可也。”張岱從《清明上河圖》中看到了張擇端的懷念故國之思，這畫現(xiàn)在誰都能看到復制品，不知有哪位能看到故國之思。其實看不出來也無妨，因為據專家考證，張擇端作此畫時，北宋還沒有亡。

現(xiàn)在《陶庵夢憶》（下簡稱《夢憶》，其實此書的本名就叫《夢憶》）已經被評論家認定是明亡之后的作品，甚至有人據此說，既然這些散文作于清代，那么就應該劃入清代的文學史。于是一個用回憶往日繁華來寄托亡國之痛、懺悔舊日荒唐的形象便漸漸成型，而閱讀者也往往被動地接受了這一形象，雖然讀起《夢憶》的感覺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真有人能從《王月生》《柳敬亭說書》等名篇中能體會到張岱的“痛”和“悔”，那也是稀如星鳳了。能讀出來的是奇人，讀不出來的也不必著急，因為這些文章中根本就沒有什么“痛”和“悔”；沒有也不能怪張岱，因為他寫這些文章時明朝還沒有亡。

但張岱的《夢憶》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還不一樣，因為張岱在《夢憶自序》中如是說：“饑餓之馀，好弄筆墨”，“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這不明明白白地說明，《夢憶》就是張岱在逃亡流離的日子里追憶往昔而寫成的么？而且他談《清明上河圖》說的“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不正是談自己《夢憶》的創(chuàng)作體驗么？

依我的鄙見：張岱說的不可不信，也未可全信。可信的是，《夢憶》中有的文章確是明亡后所寫；不可全信，則是因為《夢憶》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舊作，只是在張岱心里已經注入了別樣的情感。

《夢憶自序》寫于順治三年。順治二年，弘光小朝廷覆亡，在是年秋九月之前，張岱參加了魯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權，奔波于浙東各地。至年底，他見事不可為，才徹底脫離魯王政權，入山隱居，此為流亡生活之始。他先是隱居于紹興西南百余里的越王崢，后來行跡為人發(fā)覺，又逃往剡中。除去往來奔波，他能安安靜靜坐著挨餓的時間頂多也就十個月左右，而其間《石匱書》的寫作最少也要占去一半光陰。張岱在不足半年的時間內完成二百多篇高水平的散文，這是做夢也夢不到的奇跡。而且，他在五十歲時“井噴”出晚明最燦爛的小品之花，那么五十歲之前干什么了？他寫的東西哪去了？所以把《夢憶》的創(chuàng)作全部歸于順治三年，或是由于沒有認真閱讀《夢憶》，或者是對《自序》的誤讀。

張岱從來沒有說《夢憶》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后所寫，而且他也并不掩飾明亡前舊作的寫作時間。如卷三《南鎮(zhèn)祈夢》作于十六歲，卷三《絲社》中的小檄作于二十二歲稍后，卷三《斗雞社》中提到的“檄”寫于二十六歲（本篇實為此檄之小序），卷二《表勝庵》的啟文寫于二十九歲之前，卷八《露兄》寫于三十七歲，卷三《龍噴池》中的“銘”作于四十三歲（銘前文字是敘其緣起），卷八《閏元宵》中的《張燈致語》寫于四十四歲，卷六《水滸牌》的緣起和卷八《合采牌》中的“敘”不知作于何年月，但肯定是在明亡之前。這九篇多為駢體和游戲文字，而誰也不會相信：《夢憶》中明亡前的舊文只有駢體而不收散體。

二

那么《夢憶》中還有哪些文章作于鼎革之前呢？其實不難判斷，因為《夢憶》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時段內寫成的一組文章，只要找到一篇的寫作年代，其他就自然歸類了。但張岱故作狡獪，把這些文章打散，“不次歲月”，“不分門類”，讓讀者有一種錯覺，好像全是在深山中隨想隨寫，想到什么寫什么。好在張岱愛惜皮毛，不肯對舊文隨便改動，總是留下或時間，或地點，或風格的痕跡。我不會寫考據論文，卻偏有妄測之習，也摸索出一些“民科”級的妄測之法，下面就嘗試著從不同的角度略呈鄙見，限于篇幅，不多舉證，和讀者一起探討一下《夢憶》諸篇的大致寫作年代。

（一）《夢憶》中有不少摹習竟陵派，具體地說是摹習劉同人《帝京景物略》風格的篇什。這些文章主要是寫園林小景的，如卷一《筠芝亭》《砎園》，卷二《梅花書屋》《不二齋》《岣嶁山房》，卷七《山艇子》《愚公谷》，卷八《巘花閣》等。崇禎八年，劉侗的《帝京景物略》刊行，一時名噪海內，張岱對劉同人的傾心，我在別處已經專門談了，此處略過。只說《帝京景物略》的文章古奧幽深、字錘句煉，劉侗和于奕正關在南京的屋里寫了一年，心血為枯，刊出不久就相繼辭世。那么張岱在顛沛流離中有這樣的閑暇和心境來字錘句煉么？最主要的是，五十歲的張岱已經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達到隨心所欲的成熟境界，他還會去模仿別人么？竊以為上舉諸篇，甚至可以擴展到其他風格的園林小品，全是鼎革前的舊作，具體些說，以崇禎十年左右的作品為多。

（二）從文章中對所寫人物的態(tài)度，可以判定有些篇不可能是順治三年所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卷八的《阮圓海戲》。阮大鋮早年投機東林，被逐出后又投靠閹黨，名列逆案，從此與東林為仇。張岱與他結交是在崇禎十一年，交集點是對阮大鋮戲劇才華的欣賞。但在南明弘光時，正如張岱在《石匱書后集》中所說，阮大鋮“在先帝時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發(fā)；至北變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無忌”。弘光亡后，到張岱寫《夢憶序》的時候，阮大鋮不僅是南明亡國的罪魁禍首，而且是賣身投降的漢奸，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國賊。馬士英流竄浙東，張岱曾親自領兵要去殺他；阮是馬的謀主，比馬還要陰毒，如果張岱遇到這位“故識”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剡^頭再看《阮圓海戲》，那樣的文章能在此時寫出來么？文章中只有一句“詆毀東林，辯宥魏黨”，對他禍國投敵一字不提，這像是張岱么？與此相類的還有卷四《牛首山打獵》一篇，這里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時先與馬士英為一黨，后又開門降清的趙之龍，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敗類，張岱會在此時把他添上一筆么？即使是張岱那些描寫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著這樣的疑問。如卷八《王月生》，張岱結識王月生是在崇禎十一年，此后王月生先后為孫武公、蔡香君所占有。崇禎十五年，張獻忠攻陷廬州，月生的結局雖然傳聞不一，但慘死的消息是確實的，而且事過四年，張岱不可能沒有風聞。張岱在《朱楚生》一文中尚且有一句“勞心忡忡，終以情死”的嘆息，難道王月生就不值得補上一嘆？與月生同為“行情人”的柳敬亭不僅會說書，在南明政局中也扮演過一個不可小覷的角色，他在左良玉幕中時曾往來于駐地與金陵之間，站在正直士大夫一面與馬阮奸黨角斗。那么如果《柳麻子說書》一篇寫在明亡之后，是不是也應該為柳麻子多加上些光彩呢？

理應出現(xiàn)的都沒有出現(xiàn)，那是因為這些文章都是寫在當時而不是在若干年之后。湊巧涉及以上四人文章的背景都在崇禎十一年的南京，我再妄斷一句：除了所舉四篇之外，卷二《燕子磯》，卷三《閔老子茶》《棲霞》，卷五《姚簡叔畫》，卷七《過劍門》，這一組南京紀事的文章都是崇禎十一年或稍后所寫。如果進一步類推，那么卷一《日月湖》《天臺牡丹》，卷六《天童寺僧》，卷七《阿育王寺舍利》，卷七《定海水操》，這一組游歷寧波至天臺一帶的文章也是寫于同一時期人，即崇禎十一年的上半年。

（三）新近發(fā)現(xiàn)的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夢憶》鈔本，讓我們知道《兗州閱武》一文中的“敵人”“敵騎”等字，原稿實為“胡人”“胡騎”“胡兒胡女”。這“胡人”就是“滿人”，此時已經占領浙東，正在利用告密者來清剿抗拒或不服的頑民。如果此文寫于順治三年，張岱避禍不及，是不會為在文字上討句便宜而做無謂犧牲的。而如果不寫于此時，最大的可能就是作于閱武之后不久，也就是崇禎四年。由此而推測，凡是涉及兗州探父期間諸事的文章，如卷一《金山夜戲》，卷二《孔廟檜》《孔林》《魯藩煙火》，卷六《魯府松棚》《一尺雪》《菊?！?，卷七《冰山記》，都大致寫于崇禎二年至四年期間或稍晚，而不是亡國之后。還有一卷本中的《蘇州白兔》和《草妖》，都存在不為清廷所容的違礙字句，顯然是崇禎年間所作。

上舉這些文章雖然是若干年前的舊作，但張岱在國破家亡之后重讀，猶如看到荊棘叢中的金狄銅駝，摩挲前塵，當年雄偉壯麗的宮闕現(xiàn)在只剩下荒煙野草，產生黍離麥秀之思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把這些舊作編入《夢憶》，就是對舊作注入了新的情感，而故意打亂編排順序以造成錯覺，也是為了引導讀者追隨他自己的懷舊情緒。但我們雖然能理解張岱的懷舊體驗，卻不能用張岱的體驗代替我們今天的閱讀感受，更不能強行改變那些篇章的創(chuàng)作時間，以遷就文學批評家們塑造的張岱形象。

三

那么《夢憶》中有哪些篇能確定是明亡之后所寫的呢？當然首先是文中能看到時間記錄的一些，但不多。如卷一《鍾山》，起碼最后一段是明亡后所補寫，卷二《三世藏書》，卷四《祁止祥癖》，卷七《鹿苑寺方柿》，卷八《瑞草溪亭》和《嫏嬛福地》，還有僅見于一卷本的《魯王》《祁世培》，不過十篇而已。（但也未必皆寫于順治三年的山中，如《嫏嬛福地》一文就是在《夢憶自序》脫稿的若干年之后。）但如果大膽妄測一下，尚可發(fā)現(xiàn)一些，也僅列三條。

（一）張岱自言“饑餓之馀，好弄筆墨”。此時他已經在山中忍饑挨餓幾個月了，這時如果弄筆，首先會寫些什么呢？而今七十歲以上的朋友回想當年自己的經歷，恐怕答案很是“形而下”，那就是一個字：吃！我們當年的“饑餓之馀”，只要能說話，就是談吃，美其名曰“精神會餐”。凡人皆如此，張岱也不能免俗?，F(xiàn)在《夢憶》中談吃的文章，多是這時寫出來給自己精神會餐的，卷四的《方物》《乳酪》，卷五《樊江陳氏橘》，卷七的《品山堂魚宕》，卷八的《蟹會》皆是。再擴大一些，談喝茶的《蘭雪茶》《禊泉》也有可能在內。或有讀者認為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口”，張岱佳公子總不會如此不堪吧。我只能說“飽人不足語餓”，張宗子如果不餓那么一年半載，他可能永遠不會寫這幾篇美食文章。以他四代仕宦的底氣和自己的教養(yǎng)，盡管他的家財不足今天富豪的百分之一，他也不會在網上曬菜盤子的。可以這樣說吧：張宗子美食家的名聲實出自他的饑腸轆轆。另外，有疑問的朋友還可以讀一下張岱的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本的《瑯嬛文集》），那里有《詠方物》三十余首，把《夢憶》中談到的地方美食都更細致地在腦海里咀嚼一遍，可以看到此時宗老的饞相。

（二）《夢憶》中談及家族姻親世交的多有亡國之后所作。無他，天崩地坼之后，蘭折桂焚，死的死，亡的亡，張岱棲身荒山，四顧孑然，自然要興起對親故的思念，對往事的緬懷。同時也無須顧及恩恩怨怨的糾結，可懷念，可反省，可譏諷。卷四《張氏聲伎》《世美堂燈》《祁止祥癖》，卷五《麋公》，卷六《韻山》《朱氏收藏》《仲叔古董》《噱社》《曹山》《齊景公墓花樽》，卷七《懸杪亭》《松化石》，卷八《樓船》《瑞草溪亭》，都屬此類，其中總有一多半是此時所作。

（三）人們常把《夢憶》比作晚明的《清明上河圖》，我很贊同，但我認為只有《夢憶》中的一部分才是。張岱談《清明上河圖》的那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這正是他用筆寫了一幅自己的《清明上河圖》時的體會。他這里說的“繁華富貴”不是他自己的家族，而是明末的江南。他深情地回憶了明末江南民間的繁華和平民的歡洽，記紹興有《越俗掃墓》（卷一）、《楊神廟臺閣》（卷四）、《嚴助廟》（卷四）、《目蓮戲》（卷六）、《紹興燈景》（卷六）、《及時雨》（卷七）、《閏中秋》（卷七）、《龍山放燈》（卷八），杭州有《西湖香市》（卷七）、《西湖七月半》（卷七），蘇州有《葑門荷蕩》（卷一）、《虎丘中秋夜》（卷五），揚州有《二十四橋風月》（卷四）、《揚州清明》（卷五）、《金山競渡》（卷五），南京有《秦淮河房》（卷四），嘉興有《煙雨樓》（卷六）。這些文章幾乎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張岱散文在此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張岱在這些描寫都市風情的文章中寄托了他的故國之情，不能自已，字里行間多有流露。

讀者或許要問，《夢憶》中是有很多亡國前的舊作，你也對諸篇的寫作年代做了大致的分辨，但這有什么意義么？太深的意義是沒有的，但總能證明兩點：

一是張岱的《清明上河圖》中不包括他家的樓亭園池，不包括牛首山的圍獵和兗州閱武，更不包括包應登的八卦房和阮胡子的戲班。張岱在饑餓之余還沒有顧得上想王月生，想“過劍門”。他沒有想，所以也不會為此而懺悔自責。他想到了當年的美食，那是因為他餓，而不是有什么“朱門酒肉臭”的罪惡感。所以我們也不必到每篇中去尋覓“亡國之痛”和“懺悔”的主題，以拔高張岱的“思想境界”。

二是張岱早期的文章并不會因為失去了后人附加的“主題”而黯然失色。它們仍然是明代散文小品中的明珠，張岱在文章中所注入的可貴人性依然有它的光芒。張岱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都市平民生活的畫卷。明末當然不是盛世，平民只有在節(jié)日才難得歡樂一天。張岱在流亡之際想到的就是那些粗俗樸實、狂放自在的歡樂已經蕩為灰煙。相比之下，張岱對自己失去的精致生活反而處之淡然。

“張岱在文字中注視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權當未曾擁有的一切，他竟無怨憤，無哀傷。”李敬澤先生的這段話我很是喜歡，因為只有看懂張岱的《清明上河圖》才說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