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完整標題：《重述一個時代：卑微者如何能夠夢想？》

文｜黨藝峰

1、引子

山東曲阜孔府。東方IC 圖

那里是我一定要去的！

很久以來，丁文彬的腦子里一直回旋著這句話。自從母親去世之后，哥哥是這個世界上最關愛他的人，可是，貧窮的底層連發自靈魂深處的關愛也會壓迫得被愛者有一種刺骨的疼痛。天天聽著哥哥嘴里柴米油鹽的計較，他知道，這個家里越來越待不下去。何況他已經從心里厭倦南方的浮薄，他決定到自己記憶中的北方去，到神圣的孔府去。好在哥哥出門去杭州一段時間了，家里其他人不會在意他的存在。

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底，丁文彬拿著一兩一錢銀子，背著簡單的行李，從江南的松江府開始走在僅僅屬于他自己的路上。在那個時代，趕路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可在這條屬于自己的路上，丁文彬也許是要享受整個生命中唯一的安靜，他光著頭，打著把破舊的雨傘，慢悠悠地走著，一天只走五、六十里的路程。近一個月的時間，丁文彬幾乎沒有說話，每天吃一斤多大餅，到了旅店，只是悶著頭抽煙睡覺。整個旅途沒有一點故事，沒有一點奇遇。如果真有旁觀者的話，一定會因為這個安靜的旅客覺得奇怪。到了五月二十八日這天，丁文彬終于來到孔府的大門口。

一出所謂盛世的“神圣喜劇”就此開始上演。

這出“神圣喜劇”的主人公就是丁文彬，而它的全部情節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一個卑微的人如何夢想自己的幸福。夢想自然是屬于個人的，而屬于個人的夢想必須在受限定的制度空間中展開，因此，所謂夢想就是發生在個人精神空間內部的一種較量、一場斗爭。這較量和斗爭的一方是均質的制度空間對人性的強制性塑造，另一方是個體意識深處的渴望，它攜帶著個體全部的歷史性遭遇試圖在均質的制度空間中描繪出自己的位置。

對于丁文彬來說，在均質的制度空間中描繪出自己的位置，到底意味著什么呢？“上帝之命總以有德即有位”[1]，這無疑是丁文彬全部夢想的根源。德行和權位，是典型的中國式概念。在天人合一的神秘秩序中，在儒教倫理的特殊視野中，德行和權位都關涉到個體幸福，孔子談到富貴的時候就說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也許我們不能對丁文彬有太高的期望，他不可能如孔子那樣灑脫。他已經把自己的夢想埋藏得太久，在決定走在屬于自己的路上時，他將開始為了夢想而斗爭。

在整個人類史上，為了夢想的斗爭從來都是悲劇性的。只有天才的但丁才敢于期望“神圣的喜劇”，他把自己偉大的詩篇命名為“血統上而非習俗上的佛羅倫薩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喜劇》開始”，后來，人們稱之為“神圣的喜劇”。在但丁那里，神圣喜劇就是塵世生活的幸福和彼岸的永恒幸福相互結合，因此，“天堂就不只是在天堂里存在了，而且也存在于人間。”[3]丁文彬不是天才，但是他懷著莫名的恐懼，不愿意自己成為均質的制度空間一個無名的點狀物，更重要的是，在幾乎不能期望幸福的底層，竟然只有在一出“神圣的喜劇”里才能安妥他對幸福的夢想。

當然，最后的死亡已經證明他的失敗，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依舊只是一個傻子甚至瘋子。然而，這出“神圣的喜劇”還剛剛開始。

2、不是記憶中的北方

孔府。東方IC 圖

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丁文彬來到孔府的大門口。

那些孔府的門丁見慣了各色達官貴人的排場，他們都有久經鍛煉成的察言觀色的本領。這個正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衣履不整，身材瘦小，滿臉是走長路留下的風塵，說著一口南方土音的官話。在炎熱的午后，門丁甚至不愿意打量面前的這個人，他小聲的請求也根本沒有傳到門丁的耳朵里去。

丁文彬越來越沒有耐心，他開始大聲地敘述自己的故事，要求門丁盡快通報孔府的主人——年輕的衍圣公孔昭煥接見自己。丁文彬的聲音已經失去控制，近乎咆哮。夏季的午后，應該是最休閑的時候，人們希望能找出一塊陰涼，或者希望有點什么故事，讓自己忘掉炎熱也好，丁文彬失控的聲音終于吸引了一些人。

在一個對所有傳聞都極其敏感的時代，孔府的門丁坐不住了，他們中的某一個匆匆忙忙地去通報主人。不過，這樣做，也許是要求主人能指示如何處置這個讓他們惱火的家伙，所以，門丁的通報一直強調丁文彬看起來實在行止可疑。然而，孔昭煥并不完全相信門丁的敘述，他派遣更老成的家人去打探消息。

在孔府的門房里，丁文彬接過那些門丁遞上的紙筆，開始寫作自己的來歷。不一會兒，孔昭煥就看到這一紙墨跡還沒有干透的名帖——

“予小子丁文彬，原系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予丁父善至祖公世居務農，有叔祖丁芝田在北路教習，曾與先岳老圣公為盟。予小子帶府留住數日后，予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于己巳年曾有《文武記》二本、《太公望傳》一冊申付松江學政莊有恭，至今五載未有復命，今續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終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所以衛圣門之道，敢伸達尊覽，余面談，不暨。”[4]

這樣的文字呈現在孔昭煥面前，年輕的衍圣公覺得異常可笑，自己家哪里就會有這樣的女婿呢？姐姐早在雍正十四年（1736）就嫁給了松江府的張伯耕，妹妹雖未出閣，但也已經許了人家。笑意也許還沒來得及浮上孔昭煥的嘴角，他就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可以一笑了之的故事。所謂“已終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所以衛圣門之道”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隨隨便便談論的。

孔昭煥沒有猶豫，立即派家人搜索丁文彬的行李。行李里有一部書和它的副本，還有一本丁文彬自己編制的皇歷。那些門丁也按照主人的旨意不動聲色地控制了丁文彬的人身。到這個時候，丁文彬仿佛置身事外，一點不在乎這些異常的舉動，他本來就要將那些文字送給衍圣公的。

那部書擺在面前，孔昭煥不能預見自己會讀到什么內容，但一定做好了隨時調整表情的準備。現在，他滿臉是莊重的神色，手指多少帶點遲疑翻開那看起來有些潦草的封面。“大夏”、“大明”、“昭武”、“天帝”、“天子”……這樣一些字眼突然撞進他的眼睛，不需要再看后面的內容，孔昭煥立刻就一幅怒發沖冠的樣子。當然，怒發沖冠的樣子不能一直持續下去，很快，他又換作暗自慶幸的表情。需要在短時間里不停調整表情是非常累人的事情，但對于孔昭煥來說，這是必須的。

已經平靜下來的孔昭煥迅速通知曲阜知縣孔傳松逮捕丁文彬，同時密函告知山東巡撫楊應琚。做完所有這些，孔昭煥決定出來看看丁文彬到底是個什么角色，他一定有些失望。等到丁文彬被衙役們帶走后，孔昭煥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記錄下自己的各種表情，為了這些表情不顯得夸張，他也寫下自己看到的丁文彬——“狀托瘋魔，蹤疑詭譎”[5]。什么意思呢？孔昭煥只是表達了自己的疑問，他不能理解這個人。不管孔昭煥能不能理解丁文彬，這份奏折都會用最塊的速度送達京城。

被衙役送到有些陰森的監獄，丁文彬還不能理解剛剛發生的事情，突然的變故迫使他必須給出一個解釋。一個人只能借助自己的記憶理解身外的世界，理解突然遭遇到的事變。丁文彬記憶的北方存在于神話之中，然而，他只能從南方走到北方，沒有人能逆反著時間走進神話。現在，丁文彬似乎已經明白，這里不是他記憶中的北方。

3、丁文彬是誰？

《清代文字獄檔》。網絡 圖

接到孔昭煥的密報，正在沿河巡查蝗災的楊應琚來不及回到濟南撫署，命令孔傳松親自押送丁文彬就近趕到兗州。六月初三，丁文彬就跪在了兗州府的大堂上，面對楊應琚的訊問，他開始描述自己。

“父母俱亡，止有一個哥子，并無兄弟，未曾婚娶，沒有兒女的。小子從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過曲阜，見過老衍圣公講堯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兩個女兒許配小子的。今年……于五月二十八日到曲阜，公府里門役不傳，小子寫了說帖送進才取書去看。誰知他嫌小子窮苦，不肯傳見，反囑縣官拿住了。”[6]

這是丁文彬描述自己的開場白，他突然把自己安置在一個典型的通俗而且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里了。

這個才子佳人故事的起因應該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那時，孔府的大小姐嫁給了松江府的張伯耕。二十一歲的丁文彬，只是眾多圍觀這場奢華婚禮的看客之一，由此激起一點羨慕甚至于嫉妒的情緒都是正常的，而對于丁文彬來說，這場婚禮的意義具有別樣的意味。丁文彬始終生活在貧窮饑餓的社會最底層，他幾乎沒有窺視其他等級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這場婚禮提供了一個機會，他看到了用夸張的形式表演出來的其他等級的生活場景。

看過一次表演，就想象著讓自己成為同一故事的主人公。丁文彬的想象當然是由這場帶有表演性質的婚禮誘發的，但真正的因緣卻另有所在。清代的錢大昕在《正俗》中寫到：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于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乎其近于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于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

如果透過錢大昕的道德偏見，我們不得不說他幾乎完整地表達出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現代性事業的全部特點——小說必然是世俗化的產物，它的內在機制恰好與現代人建構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基本規則相一致。

雖然我們沒有任何證據去描畫他的閱讀經歷，但丁文彬一定是小說教中人。因為小說教中人未必一定要擁有閱讀史，但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小說家則閉門自處，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8]在某些時代，閉門自處、離群索居，并非一種個人姿態，它可能會成為所有人的生存狀態的標識。康熙五十五年（1716），丁文彬出生于杭州。不久，父親死了，他跟隨著做女傭的母親到處流浪。杭州雖然被稱之為“人間天堂”，但它不屬于丁文彬。即使在后來的流浪生涯中，他依舊面對的是一個又一個陌生的空間。因此，出生就意味著他必然成為一個異鄉人，生活在自己永遠不能進入的異鄉。在這種境遇中，丁文彬成為一個天生的小說教中人。

作為一個小說教中人，在看過一次表演之后，按照小說的內在機制，按照這個時代的慣常模式，丁文彬開始想象自己的生命，開始把自己安置在一個才子佳人故事里。所有通俗而且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都不能僅僅作為簡單的浪漫劇理解，它有著需要做深長思考的意味。才子佳人故事的背景是成熟的科舉制度，而科舉制度在根本上是把可能顛覆社會秩序的底層暴力革命轉化為日常的身份革命，因此，才子佳人故事只是發跡變泰的表征符號。不過，故事要達到自己的浪漫結局，主人公必須具有好運氣，具有某些可以炫耀的資本。

可惜的是，丁文彬缺乏好運氣，也沒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資本，甚至身材和長相不管怎么看去也不像才子佳人故事的主人公，他必須尋找能夠支撐這個故事繼續發展下去的可能性。

4、在法官和醫生之間徘徊的楊應琚

楊應琚。網絡 圖

在六月初三之后的四、五天時間里，楊應琚與丁文彬之間一定有許多較量。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動機和作為——

“丁文彬供詞狂逆怪誕，恐系心存捏飾，希圖開脫同謀，或別有謀逆情事，詐為支吾亦未可定，是以臣悉心研究，有時嚴加刑訊，有時用言開導，并又設法遣人誘探，及數日以來終無異詞。”[9]

不管丁文彬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楊應琚首先是一個法官，他不能相信這個故事，他必須懷疑故事背后可能存在的陰謀和危險，因此，他需要按照法律的邏輯揭示這個故事的虛妄。的確，法律可以借助刑罰、勸導、欺騙等各種手段顯示自己的尊嚴，但它如果沒有自己的邏輯程序，這些手段的力量一定是有限的。

在某種程度上，法律的邏輯就是在現實和語言陳述之間發現矛盾和裂隙。面對丁文彬的自我描述，楊應琚不斷提示著丁文彬的小家出身和形同乞丐的境況，這與丁文彬所設定的自我故事實在不相稱。然而，對于丁文彬來說，楊應琚的訊問似乎具有完全不同的兩種意義，一方面，楊應琚的提示無疑喚醒了丁文彬的記憶，讓他回到面前的世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衣食不濟，窮困潦倒，經常因為饑餓去乞討，而另一方面，楊應琚也給丁文彬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無所忌憚地說明、彌補這個才子佳人故事情節短路的機會，即使沒有好運氣，丁文彬也一定要強調自己擁有進入故事的資本。

當然，在這種較量中，楊應琚已經知道了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這時，他開始轉換自己的角色。在新的角色里，楊應琚似乎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精神病醫生，他寫下自己對丁文彬的診斷結果——

“丁文彬乃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稍習陳言，遂自詡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幻想富貴、女色，癡心日熾，結為幻影，牢不可破，輒肆其梟獍之心，狼號狗吠，無所不至。”[10]

這是一份精彩的精神病學報告，對于丁文彬的精神異常狀況的成因、臨床癥候都有清晰的描述。然而，楊應琚突然就意識到自己的角色可能存在的危險，他又多少有點遲疑地恢復了作為法官的形象。

“臣觀其人猥賤不堪，伶仃偄小，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但該犯氣體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仰請皇上速賜乾斷，以懲奸慝，以快人心，理合另折據實具奏，伏乞皇上睿鑒。”[11]

在寫作這份奏折的同時，楊應琚已經更詳細地向乾隆皇帝報告了訊問丁文彬的結果、自己的判決和對后續事宜的處理意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準備帶著丁文彬從兗州回濟南的時候，楊應琚又寫了這份徘徊在兩種不同身份之間的奏折，他到底要傳達什么信息給乾隆皇帝呢？乾隆皇帝在處理文字獄時的殘酷態度是一貫的，這自然會影響楊應琚的判斷，因此丁文彬被判凌遲處死。死刑判決需要經過中央政府司法部門的審核和皇帝的終審，楊應琚希望這個程序能夠快一點完成。但是，從清代法律規定看，精神病患者享有司法豁免權，楊應琚又為什么要強調丁文彬的精神病患者身份呢？這其中應該有他要借此推卸責任的因素，但肯定不是問題所在的全部。

也許真正的原因依舊要從丁文彬那里尋找。楊應琚轉換角色的時候，丁文彬也同樣在敘述中重新設計自己的角色。在訊問開始的時候，丁文彬只是夢想著發跡變泰，楊應琚能夠理解這種角色。但是，隨著訊問的深入，丁文彬逐步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天啟神圣的道德英雄，楊應琚已經無法理解這種角色。對于一個恪守現實秩序的人來說，無法理解的東西也許才是真正危險的，而且對那些試圖理解的人充滿嘲諷。

5、再問丁文彬是誰？

《清史稿》。網絡 圖

丁文彬的家族里有許多讀書人，不過，即使有功名，似乎也僅僅限于貢生，這絕對不是什么名門望族。在這樣的家族里，雖然丁文彬強調自己父祖輩務農為生，但至少從他的父親開始應該已經破產，一家人只能混跡于城市下層艱難謀生。讀書人的生涯從一開始似乎就注定和丁文彬沒有關系，而事情偏偏會從不可能的地方逆轉。父親死后，母親有一段時間給同族的丁芝田幫傭，丁文彬因此有機會跟隨做塾師的族叔祖開始讀書。

和所有接受啟蒙教育的孩子一樣，丁文彬也是從所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蒙學教材開始識字，接著就是讀“四書”。然而，剛剛接觸《論語》，他就已經覺得困難，不管怎么努力，也沒法理解那些熟悉字詞的意思，丁文彬的啟蒙教育就此結束了。

短暫的啟蒙教育沒有改變丁文彬的生活道路，但重塑了他的整個精神世界。從清代私塾教育的一般狀況看，越是趨于底層，其功利性就越強，越能激發受教育者偏執的想象力。比如說，發動太平天國運動的洪秀全、馮云山、洪仁玕都曾接受底層的私塾教育，又屢試不弟而充任村塾教師[12]，偶然接觸到天主教教義，于是就激發出莫名的成仁成圣的情懷。丁文彬雖然沒有機會應試，但他的精神世界與洪秀全等人是一致的，只要有合適的觸媒，他的精神世界也會爆發出某種異樣的偏執想象。

乾隆五年（1740），杭州貢生徐鼎應邀去湖北做張映辰的幕僚，需要雇傭一個能做飯、兼做雜務的仆人。二十五歲的丁文彬，長期跟隨母親在別人家幫傭，也慢慢學會做飯的手藝，經別人介紹，就跟隨徐鼎去湖北了。不久，就碰到院試試期，作為幕僚的徐鼎開始幫忙批閱試卷。在這個過程中，丁文彬比平時有更多的閑暇，他對于科舉考試也有了更切實的了解，因此，我們看到了科舉時代一幕常演常新的情境喜劇。和丁文彬同時的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經描述過這幕情境喜劇——屢試不弟的周進成為薛家集的鄉間塾師，因為鄉村的流言和周進的呆頭呆腦，將就了一年，就被辭了館。衣食無著的周進只得跟著姐夫去經商，到了省城，途經貢院，觸動他的一番心事，執意要進去看看。剛進貢院，周進就一頭撞在板壁上直僵僵地不省人事。同行的商人好不容易把他救活過來，他又是一頭撞過去，對著號板依次哭過去，直哭得滿地打滾，嘴里流出血來。迫不得已，其他人只得將周進半扛半抬地弄出貢院，他依舊眼淚鼻涕不止，只是傷心。那些熱心的商人們決定湊錢替他捐個監生，送他入場考舉人去，果然就一路中了舉人、進士[13]。

丁文彬沒有周進那么夸張的經歷，但看著周圍那些表現出不同面相的士子，想想自己的處境，痛苦和焦慮還是一下子就把他擊垮了，他已經不能正常履行自己做仆人的職責。徐鼎自然不能也不愿意理解自己這個仆人的精神，他很快把丁文彬打發回杭州。

回到杭州的丁文彬繼續倚靠逐漸老去的母親，謀生已經與他無關，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憶之中。通過科舉考試改變貧窮的處境，是那個時代的所有窮書生的向往，但丁文彬明白自己沒有機會，他必須尋找另外的出路。

雍正九年（1731），孔廣棨襲衍圣公爵位，“十年，孔林工竟，復開館，輯闕里盛典”，[14]應該就在這個時候，丁文彬跟隨族叔祖丁芝田到曲阜參加了所謂的“闕里盛典”。在丁文彬的回憶中，這個典禮與他似懂非懂的堯舜神話糾纏在一起。乾隆八年（1743）孔廣棨卒，但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不知道從什么地方，丁文彬才聽到這個消息。這個遲到的消息仿佛神啟，它把早就在丁文彬回憶中糾纏在一起的各種因素——孔林重修完成之后的典禮、含混的神話，甚至被克制的欲望——整理成情節分明的幻覺影像。

“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實應稱帝，看小子講道論德與舜無異，故傳位與小子，以兒女妻之，這都是蒙上帝啟迪所成。小子聞得衍圣公歿了，就接了位，如今已經八年了”。[15]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丁文彬的內心世界，但是，沒有人關心丁文彬的內心世界。

6、乾隆的隱秘內心

乾隆畫像。東方IC 圖

在遭遇嚴刑拷打的過程中，丁文彬已經逐步把自己的角色從才子佳人故事轉移為根源于神話的神圣道德英雄。這個時候，乾隆已經看到孔昭煥的密奏，我們不知道在他的隱秘內心里到底在盤旋著什么。

到了六月初七，楊應琚審理完案件，并立即把案情和所有檔案都密折上奏，六月十一，乾隆看到密奏并批示。從批示看，他似乎希望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序處理這個案件。但當看到楊應琚的另一份徘徊在法官和醫生兩種角色之間的奏折時，他的態度轉變的非常快，不再等候三法司對案件的審核結果，就迫不及待地給楊應琚下達旨意，絕對不允許丁文彬在監獄自然死亡。

“諭：楊應琚所奏審擬造作逆書之丁文彬一案，已交法司核擬速奏，但楊應琚另折有‘該犯氣體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之語，此等大逆之犯豈可使其逃于顯戮？法司即速行辦理，約計部文到東省時亦必須旬余，著傳諭楊應琚酌看該犯現在光景，若可等待部文則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擬先行凌遲示眾，勿任瘐斃獄中，致奸慝罔知懲戒也。”[16]

六月十四，這份圣旨達到山東撫署。按照皇帝的旨意，丁文彬被匆匆忙忙地凌遲處死，兩天以后，終審的判決書才到達楊應琚手里。

面對一個卑微的人，面對一個精神病患者，乾隆的冷酷似乎是不正常的。我希望能夠尋找到底是什么東西觸發了這冷酷的態度。朱維錚曾經指出，“‘于事無所不通謂之圣’，出自《尚書·洪范》偽孔傳的這個界定，起初只是漢魏經學家的自我期許，也涵泳著亂世哲人對君主或執政者人品才能的一種期待”，“滿洲列帝都好自命為活著的圣人”[17]。自命為圣人，依舊需要通過權術去改造、滲透儒學，進而駕馭那些儒者。雍正十年，因為重修孔林完工，孔廣棨率族人赴京感謝皇帝，雍正給他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汝為先圣后，當存圣賢心，行圣賢事，秉禮守義，以驕奢為戒。汝年方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與汝族人相勸誡，相砥礪，為端人正士。”[18]

聽到這段話，我們不知道孔廣棨將如何做他的衍圣公，不過，后來的一件事倒能透露出一些端倪。乾隆六年（1741），孔廣棨與曲阜知縣孔毓琚在皇帝面前相互攻訐，雖然山東巡撫的調查結果對孔廣棨不利，而乾隆則表現出寬大為懷的姿態，只是譴責了孔毓琚就了事。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激發丁文彬神圣道德英雄想象的衍圣公的確諳熟這個時代隱秘的一面，他絕對不會以圣人自居，甚至雍正所教導的“端人正士”也是做不得的。只有如此，才能凸現“今圣”的形象。

與衍圣公孔廣棨相比，丁文彬所遭遇的冷酷正是根源于他在敘述自己時所顯示出的神圣道德英雄形象。斯科特指出，“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買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或帥克式——的階級斗爭有其共同特點。”而當他們“不再采取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訶德式的行動，這通常是大規模鋌而走險的信號。”[19]與斯科特的觀察不同，在丁文彬的時代，神圣道德英雄想象僅僅屬于底層，而且是屬于最主要的“弱者的武器”，正如我們在這個時代可以看到許多偏執的弱者，他們往往在想象中保持著純潔的道德情懷。

乾隆畢竟是聰明的，甚至過于聰明，他在丁文彬的自我敘述中看到了潛在的危險。于是，侮辱性的懲罰儀式比消滅這個人的身體變得更重要。

7、三問丁文彬是誰？

《但丁傳》。網絡 圖

乾隆十一年（1746），丁文彬在內心世界已經確立了自己的神圣道德英雄形象，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期望著一出類似但丁的神圣喜劇就此上演，可以肯定的是他期望從此能夠幸福地生活。然而，就在這之后不久，母親去世了，丁文彬被寄托在哥哥家里。

哥哥丁文耀已經成家，有四個兒子，他和兩個大點的兒子賣燒餅，也在別人的面館做工，偶然做點其他應時的小生意。即使如此，日子依舊拮據，家里突然添了一個大飯量的人口，他必須找到讓一家人吃飽飯的出路。

乾隆十三年（1748），丁文耀終于決定在自己家里開一個私塾，他自然沒有大抱負，只是想讓弟弟領著附近人家的孩子識幾個字，也好收點學費貼補家用。沒有多長時間，這個私塾就關閉了，誰也不愿意一個看起來瘋瘋癲癲的人來教育自己的孩子。私塾關閉了，可是事情并沒有結束，松江的街市開始流傳著關于丁文彬的種種消息——衍圣公是他的岳父，可直到去世也不給他成親，也許還有其他吧。不過，人們只是把這些傳聞看作笑話，用來打趣丁文彬而已。

丁文彬的生機又成了問題，哥哥托人讓他到不遠處的董衡山茶館去燒火。一來到茶館，他就被那些街市上的流言所包圍，而且周圍的人會用各種方式誘導他說出更多的東西，然后在一片哄然的笑聲中留下他一個人。在這兒，只有董衡山十五歲的女兒不介入這場游戲，或者還多少會安慰一下孤苦無依的丁文彬。不管什么原因，丁文彬終于在這個時候決定要發憤著書了。

“小子幼年讀到《論語》，尚不知文義，后來自己苦學，到乾隆十三年住在松江哥子家里教書，才著起這書的，也是上帝啟迪，十四年上著完了，都是小子一人著作抄寫的，并沒有同謀商酌的人。……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這書又增添了好些，把書內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補抽換粘貼的。”[20]

一年的時間，丁文彬寫完他的《文武記》和《太公望傳》。又過了一年的時間，他把兩部書抽換粘貼，合并成《洪范春秋》。

按照他的這種后設敘事，發憤著書是上帝之命。而我總懷疑，在丁文彬的耳朵里，小兒女的溫言軟語也許已經與上帝的聲音無法分辨。因為書還沒有寫完的時候，丁文彬就急于拿給附近的人去看，米店的老掌柜、已經沒有仕途希望的文武秀才，僅僅是偶然碰到的那些識字的人們。那些人看過丁文彬的著作之后，即使不會直接表露自己的鄙夷，但他們一定在背后用很小的聲音這樣說著：“癡子”。面對這樣一群人，丁文彬從發憤著書中激發出的神圣意識依舊處于幽暗之中，無法給他帶來幸福的生活，哪怕是微弱的幸福感也沒有。相反，只有更深切的挫折，更疼的傷痕，如他所說：

“小子所定禮樂制度皆是按照堯舜之道纂輯，并非杜撰，小子不過遵上帝之命，克守圣道而行，并不是癡子，可恨在家時人人道是小子是癡的”。[21]

丁文彬在自己的筆下用這樣幾個字描寫家人——“兄頑嫂囂侄傲”，但同時又在想象中封賞哥哥夏文公。他在解釋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時說，“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罵我癡子，……只因小子即了位，理應封他”。這種矛盾的態度顯示出的是一種厭倦。從厭倦自己熟悉的那些庸人開始，他慢慢也厭倦于自己的想象。

在這個時候，丁文彬突然想起那些留在記憶中的陌生人——曾經做過學政的張映辰和莊有恭，還有衍圣公。在他的想象中，這些陌生人應該能夠理解自己的神圣意識。于是，他到蘇州去，到杭州去，然而莊有恭早就升遷到其他地方，而丁憂家居的張映辰既不接見丁文彬，也不接受他的著作。我們不知道丁文彬在杭州的其他遭遇，而在蘇州，他似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些人中間——

“去年正月到蘇州，寫對子送各店家討幾文錢，又在青浦討了幾天錢。那南方的人都不明大道，不理小子，沒奈何才要把做成這部書，送到孔府要交與圣公傳位與他的。”[22]

也許本來就知道這是一次絕望的旅途，丁文彬終于還是決定到自己想象的北方去。

8、從莊有恭到衍圣公

莊有恭。網絡 圖

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三，莊有恭去松江府主持院試，突然聽到衙役們的呵斥聲，他連忙摸出自己的眼鏡，從轎窗望去，看到他們把圍觀人群中一個衣服襤褸、齷齪不堪的人趕走。可是，等到要進城的時候，那個人不知道又從什么地方鉆出，跪在轎前要獻上自己的著作。很快，一冊看起來不很干凈的手抄本拿到莊有恭手里，剛翻開，連串的“丁子曰”就從眼前閃過。

“真妄人，何高自稱許乃爾！”[23]

自負的莊有恭說了一句，就把那冊抄本隨手扔到一旁。不等離開松江，他就把這件事忘記，也不知道這個人叫丁文彬。

可是，丁文彬沒有忘記莊有恭，在他的心里，莊有恭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

“那書共是十本兩部，我原寫一部送孔府、一部送莊撫臺，他還懂得文學，誰知莊撫臺不在蘇州了，故此沒有送都帶到曲阜來了。”[24]

丁文彬說莊有恭懂得文學，能使用這個詞，大概是他讀《論語》留在記憶中的。在儒教語境中，“文學”一詞有著復雜的意味，可是，到了丁文彬的時代，這個詞的意思也許已經成為某種身份期許。

劉寶楠在注釋《論語》“文學：子游，子夏”時說：

“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后，《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為文學之選也。”[25]

劉寶楠的注釋應該能夠代表清代理解“文學”一詞的平均知識水平，或者說是相對普遍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文學”的意味首先是一種謹守禮法的人生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在理學之外的另一種道統擔當者的形象，這種形象與清代漢學復興運動的追求是一致的。

丁文彬對“文學”一詞的理解絕對不可能超過自己時代的平均知識水平，他之所以要執著地把自己的著作送給莊有恭和衍圣公這些陌生人，原因肯定不是期望得到空洞的贊美，而是尋找道統的擔當者。然而，在這個時代，所有人都必須進入由自命圣人的皇帝們所設置的權力游戲之中，莊有恭和衍圣公都只能讓丁文彬失望。

乾隆于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要求莊有恭呈交丁文彬跪著獻給他的手抄本。接到旨意，莊有恭一面表示自己一定會仔細檢查，一面強調這手抄本不知道自己是否還留著。乾隆在這份奏折上寫下批示——

“此奏尤屬取巧，細查書來，不可終歸烏有。”[26]

這批示自然有人會透露給莊有恭，他在七月十五日的第二份奏折中寫到：

“臣舟次泰州接大學士字寄，欽奉上諭……隨兼程星馳，于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親自檢查敗簏敝篋，搜尋三日，此冊竟不可得，臣再四尋思，或臨時雜入無用廢紙中隨時焚去亦未可知，復細詢從前隨從之仆從，皆各茫無記憶，無可根尋。……臣彼時提督學政，文字是所專責，乃逆犯丁文彬既已攔輿獻書，臣謾目左右斥為瘋子，……致該犯漏網逋誅者五年，且棄置之后遂即遺忘，又致逆書竟無下落，是臣昏聵縱逆，罪無可逃”。[27]

接到這份奏折，乾隆說道，

“夫大逆不道之詞，豈有曾經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系聞信查出私為銷毀耳。莊有恭受朕深恩，不應狡詐為鬼蜮伎倆至是也，即拿問治罪亦所應得，但天下似此者未必僅莊有恭一人，伊為巡撫尚屬能辦事，且伊巡撫任內若見此等必早為奏辦，當在學政時其意不過以學政司文衡之員，何必多此一事，是其罪不在巡撫而在學政，且欲保全學政俸祿養廉耳。著照伊學政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交江南總督請旨，以為徇名利而忘大義者戒。”[28]

莊有恭似乎早就知道最后的旨意只能如此，所以他又一次表示自己曾經撫心顧影，覺得觍然天地，以致不敢自安寢處。當然，天地看不到莊有恭慚愧的面容，乾隆也看不到，就是看到也不會覺得是真的。在這場權力游戲中，乾隆扮演圣人，他必須聰明到知道所有人在欺騙自己但必須甘心接受欺騙，而莊有恭扮演傻瓜，他必須聰明到承認自己傻。因為結果在游戲開始之前就已經決定。

從莊有恭到衍圣公，都是聰明人在玩傻瓜游戲。對于丁文彬來說，他們之所以是陌生人，不是因為從沒有相遇，而是橫亙在傻人和聰明人之間的距離。

9、丁文彬的多重形象和卑微者的夢想

《封神演義》木版畫。東方IC 圖

在別人眼里，丁文彬是一個傻子、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瘋子，也是一個叛逆者，然而，這是他所竭力否認的，他有自己所期望的形象。

丁文彬所期望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似乎并不清楚。一個人的自我形象總是在言語表述中逐步才能變得清晰，但丁文彬從來就缺乏說話的機會，他只能在昏暗中，屏絕周圍喧囂的市聲，面對一疊揉得皺巴巴的紙，一筆一筆尋找他所期望的自我形象。如此情境，大概最適合遭遇冥想中的上帝，也最容易激發自我，因此，丁文彬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魏寧格說過，“對藝術家和哲學家來說，自我的激發是對世界的直覺幻想的惟一來源。”而“從自我第一次被激發開始，偉人會一直生活在靈魂中并靠它生活，盡管他們也會因為那種最可怕的情感（即道德感）而犯下錯誤。”[29]丁文彬不是藝術家、哲學家，也不是天才，但他的確經歷了自我的激發。不過，他所遭遇的上帝是已經徹底世俗化的，由此激發出的自我也只能混跡于塵世，他的靈魂里遍布著神魔斗法和才子佳人的鬼影。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他的靈魂深處，在他的想象中。丁文彬不斷用虛構的方式上演著一出又一出才子佳人的劇情。一般來說，在母親的呵護下，一個男孩子更容易養成極端的男性性格。父親去世后，丁文彬與母親在流離之中廝守，我們已經很難區別一個慢慢老去的寡婦和一個倔強的男孩子到底是誰更需要對方，是誰在支持對方的生存。但是，這種早期生活始終制約著丁文彬的想象，現實中的那些女孩幾乎不能參與他想象中的劇情，他需要一個如同母親一樣女性，因此他把自己的欲望寄托在孔府的女兒那里，當然即便是孔府的女兒也被他改造成神話的主人公。

然而想象中的劇情無法復制到現實之中，甚至母親也會離開他。不知道確定具體時間，但我們知道肯定是在丁文彬成年之后，他的母親曾經被人雇傭到江西去了三年。這是母子分開各自生活時間最長的一次，在丁文彬的記憶中留下很深的印記，引起他的憤怒。不過，丁文彬把自己的憤怒轉嫁到對介紹母親去江西的那個無名的婦女身上，他終生怨恨這個婦女。我覺得，這種怨恨隱喻的是丁文彬對世界的直覺幻想——這是一個悲哀的世界！

因此，丁文彬的想象開始劇情轉換，他要改造這個悲哀的世界。改造世界的想象將會構成一幅新的歷史圖景，它是由神魔斗法作為基本情節的喜劇。在母親去世之后，丁文彬終于在紙上寫下“太公望”這幾個字眼。

丁文彬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他對太公望姜尚的理解僅僅根源于說書人嘴里的《封神演義》，甚至對《封神演義》的了解也是殘缺的。《封神演義》的故事從那個叫妲己的狐貍精開始的，終于引出神魔斗法、改朝換代的各種曲折，當然這一切都是命定的，大家實際上從開始就期望著最后封神的喜劇。在丁文彬的生活里，那些惹他怨恨的女人，也許還有其他的細節，終于把他引導進封神的喜劇。在一個幻想王朝中，所有的陌生人都是神圣的，但正如《封神演義》中的正邪神魔同時進入封神榜一樣，丁文彬把封贈不僅賜予陌生人，也同時賜予那些熟悉的庸人們。

封神的喜劇已經完成，丁文彬并沒有能夠走進陌生人的世界，甚至他的神圣感也越來越淡漠，他決定要放下神圣的包袱。就在這個時候，他終于有了一次說話的機會。面對楊應琚這個陌生人，丁文彬開始逐步恢復自己的神圣感，從才子佳人劇開始，到隱秘修道的艱辛，最后秉承上帝之命發憤著書，他用一個虛構的故事塑造出自己神圣道德英雄的形象。

丁文彬似乎不知道自己面臨的命運——即使在他所期望的能夠理解神圣、擔當神圣的陌生人眼里，他依舊只是一個傻子，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瘋子，一個叛逆者而已。不過，除了遭遇嚴刑時的疼痛，他也并不關心自己的命運，只是專心講述自己的故事，讓自己的夢想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神圣。

10、尾聲

保留至今的清朝監獄遺址。東方IC 圖

故事結束了。

丁文彬又獨自一人回到幽暗之中，面對冷冰冰的獄墻，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可以肯定，講述故事耗盡了他全部的精力。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四日，楊應琚接到皇帝的旨意，他到監獄里觀察情況，丁文彬已經沒有說話的力氣。楊應琚立即命令濟南知府趙之埰盡快布置刑場，中午時分，守城參將萬德率領一隊兵丁押解著犯人來到刑場。趙之埰、萬德，還有他們的上司如山東巡撫楊應琚等，至少表面上看，他們都是小心翼翼、如臨深淵的。

過去兩百多年之后，我們不知道所有這些人此刻的真實心情如何，然而，當犯人出場的時候，周圍的看客一定充滿失望。在這森嚴的氛圍中，看客總希望犯人多少能夠留下一些噱頭，好做茶余飯后的談資。而出場的犯人身材矮小，形容猥瑣，灰白的臉色和呆滯的眼神顯得沒有一點活氣。也許還不僅如此，對于這個犯人來說，除過突然襲來的疼痛，沒有什么能把他從那個封閉的世界中喚醒，他總是留給世界一個背影。這個犯人將被凌遲處死，屠刀已經臨近。沒有人知道第一刀會從什么地方扎入他的身體，疼痛突然襲來的時候，犯人的臉型扭曲了一下，慢慢地，這扭曲也越來越遲緩，終于連這遲緩的扭曲也沒有。

兩天以后，丁文彬的終審判決才由乾隆下達，大概還需要三、四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濟南。

死去的丁文彬不會知道，松江在幾天以后將上演一出夸張的戲劇。江南總兵林君陞這樣描述它的場景——

董正坤、周伯爵兩位將軍“率同各營守備千把等員帶領強干兵目，分飭四門加緊防守，復又派撥員弁改易衣履，于各犯住址附近處所四散密布，以防竄逸，并令協同府廳等正在分頭拘拿間，隨有東省委員兗沂曹道張潮、兗州鎮標右營游擊富勒和帶同把總典史等員至松，而蘇松巡道申夢璽同時亦到，文武各員協同擒拿，當獲民人丁士麟、丁士賢、王士照、董恒山、蔡穎達、生員蔡玉江、武生徐旭初等。”[30]

不久，丁文彬的哥哥也在杭州被抓獲，和這些人一起被押解到濟南。八月二十六日，楊應琚對這些人做出判決——丁文彬的哥哥和兩個成年的侄子被判處死刑，還有兩個不滿十五歲的侄子被判入官為奴，其他那些有關的人接受杖刑、流放的懲罰。

【注釋】

[1] 《清代文字獄檔》，p14.

[2] 《諸子集成（1）·論語正義》，p170-173.

[3] 梅列日科夫斯基《但丁傳》，p269-284.

[4] 《清代文字獄檔》，p10.

[5] 同上。

[6] 《清代文字獄檔》，p12.

[7]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8] 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p99.

[9] 《清代文字獄檔》，p17.

[10] 《清代文字獄檔》，p17.

[11] 同上。

[12] 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塾師研究》p361-363.

[13] 吳敬梓《儒林外史》，p11-12.

[14] 《二十五史·清史稿》，p1527.

[15] 《清代文字獄檔》，p12.

[16] 《清代文字獄檔》，p18.

[17]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第185頁.

[18] 《二十五史·清史稿》，p1527.

[19]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p2-3.

[20] 《清代文字獄檔》，p13.

[21] 《清代文字獄檔》，p15.

[22] 同上，p12。

[23] 同上，p19。

[24] 《清代文字獄檔》，p13.

[25] 《諸子集成（1）·論語正義》，p289.

[26] 《清代文字獄檔》，p20.

[27] 《清代文字獄檔》，p23-24.

[28] 同上，p24.

[29] [奧地利]奧托·魏寧格《性與性格》，p182.

[30] 《清代文字獄檔》，p20.

【參考文獻】

1.《清代文字獄檔·丁文斌逆詞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2.劉寶楠《諸子集成（1）·論語正義》，岳麓書社，1996。

3.梅列日科夫斯基《但丁傳》，團結出版社，2005。

4.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三聯書店，2008。

6.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塾師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7.吳敬梓《儒林外史》，黃山書社，1994。

8.《二十五史·清史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文藝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2010.

10.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譯林出版社，2007。

11.奧托·魏寧格《性與性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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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