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9日，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姚勝副教授做了一場關于明代“大禮議”與西域問題關聯探幽的講座，以明朝正德、嘉靖之際兩次“封疆之獄”為中心，為我們揭示了“大禮議”和土魯番錯綜復雜、緊密相關的聯系?？梢哉f，沒有“封疆之獄”，就沒有明世宗在“大禮議”中的勝利，也就沒有明朝在土魯番政策上的調整。

姚勝

講座現場

“番屢犯邊城，當局者無能振國威，為邊疆復仇雪恥，而一二新進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獄’起。”——《明史》

正德之獄

正德八年（1513年）八月，哈密忠順王拜牙即棄哈密城逃入土魯番。土魯番占據哈密，并向明朝乞索犒賜。大學士楊廷和等人舉薦在四川總督軍務的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彭澤抵達甘州后，以賄賂的方式擺平此事。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滿速兒再次奪取哈密，分兵占據沙洲，并親率騎兵萬余入寇嘉峪關。駐守肅州的兵備副使陳九疇應對失策，肅州游擊將軍芮寧所部七百余人全部陣亡。陳九疇見官軍喪敗，擔心寄住肅州的赤斤、畏兀兒人乘機作亂，遂采取非常措施，拘押城內西域各族男女并杖殺土魯番使及所疑與之相勾結的人。后來甘肅巡撫李昆亦采取了與陳九疇類似的措施，并導致寫亦虎仙（哈密都督）黨人失拜煙答死于獄中。其時，失拜煙答之子，寫亦虎仙姪婿米兒馬黑麻正入貢在京，聞訊突入長安門為父訟冤。

正德十三年（1518年）二月，時兵部尚書王瓊借上述土魯番問題奏劾彭澤欺罔辱國，云：“澤擅遣使，妄增金幣，以敕諭及欽賞白遺書議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并昆、九疇，俱議逮治?！贝撕螅頋杀怀鉃槊瘢拭C巡撫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以激起變亂罪被逮下吏治罪。王瓊對彭澤、陳九疇的彈劾，除了是職責所系外，其實背后還蘊藏著這幾人之間多年來的恩恩怨怨。

正德十年（1515年）閏四月十三日，陸完由兵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一職空缺了出來。其時，王瓊為戶部尚書，彭澤為總制四川軍務都御史，兩人都想擔任此職?！皶r廷議以左都御史彭澤累平劇寇有功，舉澤為首，而內批乃特用瓊?！倍?，王瓊就由戶部尚書改任兵部尚書。此事相當微妙。彭澤于當年二月十六日奏請致仕，閏四月十六日陸完由兵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二十一日后彭澤就到了北京。時間上如此“巧合”，不能排除兵部尚書空缺與彭澤辭任回京之間是有某種關聯的，即楊廷和派遣彭澤經略哈密，是一種“下放鍛煉”。下放一年之內即改調回京，擔任兵部尚書。楊廷和已然安排陸完騰出兵部尚書的位子，并安排“廷議”推出候任人選，萬事皆已俱備，只欠御批東風，卻沒料到頭一夜被王瓊截胡?？梢韵胍?，楊廷和、彭澤以及廷推推舉彭澤人等的錯愕之情，也可想見王瓊與楊廷和結下這道梁子之后，再無可解。

王瓊與楊廷和不僅與在兵部尚書人選上有爭端，王瓊做了兵部尚書之后兩人的矛盾愈發尖銳。正德后期，皇帝朱厚照常在豹房而非大內，兵部尚書王瓊所受賞賜不是按程序經過內閣同意的，大多是因結交寵侍權宦而得。甚至有傳聞稱留中的奏疏（皇帝扣留下來的奏疏）都交給了王瓊改擬，并沒有送到內閣。首輔楊廷和對此深深感嘆道：自己雖然是內閣首輔大學士，但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這樣的情況，因武宗的駕崩而有了轉折。當時，楊廷和召諸司禮宦官至內閣商討大計，時任吏部尚書王瓊欲一同參與計議，邀兵部尚書王憲前往，但在左順門遭到了阻擋。迎取新帝，王瓊想前往奉迎，又遭到阻止。四月二十日，嗣君朱厚熜抵達良鄉，王瓊欲前往奉迎，再次遭到楊廷和反對。第二天，王瓊不顧楊廷和反對，前往良鄉求見，但仍未果。對此，楊廷和頗為得意，并在文章中借用他人之口表達了對王瓊失意的訕笑。文章稱，蔣冕等人譏笑碰壁的王瓊像應試的秀才，自己文章寫得不好，恨不得考場干脆失火算了。

之后朱厚熜登極，楊廷和起草登極詔書。王瓊卻率九卿上《請上親政事》一疏，引《皇明祖訓》“不設宰相”為言：“凡六部有疑事，擬旨未當者，召該部、該科面議。且……乞辭任?！蓖瑫r，王瓊囑托楊廷和之弟楊廷儀（號瑞虹）向楊廷和說情，希望能得到“慰留以責后效”的處理。然而王瓊此舉沒有奏效，楊廷和也沒有理會弟弟楊廷儀的關說。緊接著科道交章彈劾王瓊，蔣冕、毛紀上疏彈劾王瓊“覆議逆濠事”，王瓊最終“收捕下獄”。如果說王瓊結交內恃佞幸，不假，但說他比附寧王宸濠，則無法解釋王瓊起用王守仁平定宸濠謀反一事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成王敗寇，落井下石。在處治王瓊之后，楊廷和隨即安排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石珤改任吏部尚書，并以吏部名義重新起用正德年間遭到降黜的官員，其中即包括彭澤、陳九疇。

正德年間的“封疆之獄”被楊廷和扳了回來，其根源則來自朱厚照遺詔所賦予的朝政權力中心地位。楊廷和借著在朝中多年積累下來的地位手握大權，這勢必會與新皇帝產生權力斗爭上的矛盾，于是“大禮議”之爭爆發。

“大禮議”之爭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五日，明武宗朱厚照駕崩，由于朱厚照是孝宗獨子，且無嗣，于是就由武宗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表面上看，朱厚熜繼承皇位是三個條件支持的結果，即內閣首輔楊廷和的擁戴，武宗遺詔和太后懿旨以及《皇明祖訓》中對皇位“兄終弟及”的規定。但實際上的情況是，憲宗的長子、次子夭折，三子朱佑樘，即孝宗繼承其皇位，四子乃興獻王（朱厚熜父親）。朱厚熜當時不滿十四歲，并無子嗣，憲宗剩下八個皇子中亦無可選之孫輩。可以說，當時沒有誰是“嫡”，也沒有誰比朱厚熜更“長”，朱厚熜是當時唯一的選擇。這樣的唯一性也成為日后“大禮議”之爭中世宗與楊廷和較量的最大底氣。

由于世宗并非孝宗親生弟弟，那么以怎樣的方式即位就成了點燃“大禮議”之爭的第一把火。楊廷和主張把朱厚熜看作是大行皇帝朱厚照的親生弟弟，算作興獻王過繼給孝宗的皇子，以孝宗嫡子的名義繼承皇位。三十天后，朱厚熜抵達北京，在楊廷和的會意下“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也就是讓朱厚熜從東安門（藩王、大臣等出入之門）進。朱厚熜自己并不認為自己是孝宗的皇子，他說：“依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弊詈笤诖葔刍侍蟮闹鞒种?，傳懿旨：“天位不可久虛，嗣君已至行殿。內外文物百官可即日上箋勸進?！敝旌駸胁彭樌貜拇竺鏖T（天子出入之門）進入奉天殿，即皇帝位。世宗一即位就與武宗劃清了界限，引發了后續一系列“大禮議”問題。

“大禮議”之爭皇帝關系圖

“大禮議”之爭問題的焦點在于到底誰是世宗的皇考。楊廷和希望朱厚熜“以伯父孝宗為皇考，而以生父興國獻王為皇叔”。朱厚熜則希望以“生父為皇考，以孝宗為皇伯考”。爭論焦點背后其實是對世宗身份正統性的確認。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十三日，吏部尚書汪俊集合廷臣七十三人上奏說：“《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武宗為親兄，皇上為親弟，自宣考孝宗”。四個月后，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后解》二篇，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此則朝廷親弟”。最令世宗難以接受的是方鳳所上《為斷大義黜浮言以定大禮事》，疏中稱：“必求昭穆相當者為之后，而陛下將不得入繼武宗之統矣。陛下父興獻帝則不得繼武宗，繼武宗則不得父興獻帝?！边@樣的話對于世宗而言相當于是一種威脅，若是不按照群臣的意愿稱孝宗為皇考，自己連皇帝之位都沒有資格坐。發生這樣的矛盾，清人毛奇齡甚至認為，繼承皇位的應當是朱厚熜下一輩的人，“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娣長者以后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以似后武宗，又一似后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為甚?！泵纨g的意思是，武宗無子，孝宗除武宗之外亦無其他子嗣，因此應當從孝宗侄孫輩即武宗侄子輩中的嫡長者入繼，這樣的話，作為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在理論上是沒有資格當皇帝的。這雖然是后世人的觀點，當時人絕無可能提出，但并非不可能想到，無論朱厚熜和楊廷和也應該都明白。這層沒有捅破的窗戶紙，成了楊廷和等人堅持己見的原因。但是正如之前所言，朱厚熜是當時最為合適的皇位繼承者，他仗著這樣的優勢也不愿意退讓。

朱厚熜的主張遭到了楊廷和的堅決反對，不僅楊廷和本人，朝廷二百八十多位大小臣工也都反對。即使是內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于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致仕之后，朝臣們仍然糾結此事。這就使得皇帝感覺到了權威被挑戰，到底自己和楊廷和誰才是真正的“老大”？借著楊廷和退休半年后的“左順門事件”，世宗向朝臣們展現了自己的權威?！白箜橀T事件”的挑頭者正是楊廷和的長子，時任翰林院修撰的楊慎。此次事件遭到了皇帝幾乎殘酷的鎮壓，大批官員遭到貶斥、處罰，其中18人（《明實錄》言17人，經《國榷》考證，應為18人）死于廷杖之下。這次的事件，使得科道官（明代監察官，權力較大）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僅僅清洗科道官是不夠的，朝中還有大量官員反對自己，“左順門事件”只是世宗勝利道路上的其中一步，他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姚勝《明代吐魯番與“大禮議”研究》

嘉靖之獄

嘉靖六年（1527年）正月，錦衣衛百戶王邦奇上書陳言邊事，以追究土魯番吞并哈密并入侵甘肅的責任為由，攻擊致仕內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與革職閑住兵部尚書彭澤?！敖窆苁膬惹郑蓾煽偠礁拭C時賂番求和，邀功啟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更選大臣，興復哈密，則邊事尚可為?！敝旌駸邢略t讓兵部查明此事，參與的有主審官兵部侍郎張璁，提督陜西軍務、兵部尚書王憲，以及甘肅鎮、巡、三司等各官。兵部會議未有結果。王邦奇不甘心，再次上疏，擴大打擊面，指控內閣大學士費宏、石珤黨護楊廷和，并詞連楊廷和次子楊惇、婿余承勛、義子葉桂章。面對王邦奇的指控，禮科給事中楊言抗疏為楊廷和等人辯護。朱厚熜震怒，收系楊言，親鞫于午門，謫宿州判官。既罷，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稱王邦奇所言皆虛妄不實，朱厚熜切責顧仕隆等徇情。最終，楊惇褫職為民，楊言調外任，余承勛冠帶閑住，葉桂章被捕自殺，大學士費宏、石珤致仕。不過，王邦奇也并未從中獲益，被皇帝朱厚熜視為“希進”而降為總旗，“哈密事情仍行督撫堪議以聞?！?/p>

借著王邦奇的挑動，“大禮議”新貴桂萼、張璁推波助瀾，繼續攻擊楊廷和。嘉靖六年八月初八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桂萼以王邦奇的訟獄未竟上疏。桂萼此疏說了四個意思：1.嘉靖三年土魯番進攻甘肅的所謂“甘肅之變”，并非蓄意謀亂，實為訴冤。2.甘肅之變，由陳九疇激起，受大臣支持。3.監察部門全在為楊廷和背書，皇上雖然察覺其中有詐，且屢下旨要求堪問，無奈各官推諉敷衍，蒙蔽圣聽。4.當初王瓊是遭受了楊廷和的迫害，故請起用王瓊。

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璁此時亦上疏。張璁此疏說了三點，也是矛頭直指楊廷和：1.前次彭澤經略哈密失當，確實是彭澤的問題，王瓊處治彭澤雖談不上完全是出于正直之心，也沒有什么不對，而楊廷和因王瓊曾參奏過自己就將王瓊處以充軍之罪，未免過于狠心了一點。2.甘肅之變，是因為先前公論不明，誤殺寫亦虎仙等人。寫亦虎仙是楊廷和殺的，所以張璁雖未直言，但也在暗示甘肅之變應當由楊廷和負責。3.張璁在說朋黨之禍當鑒之后，馬上說“咸”王邦奇奏疏的動機不純，用這個“咸”字暗指眾朝臣抨擊王邦奇奏疏的動機是為了替楊廷和開脫罪名，而這實際上是楊廷和樹黨營私的表現?！芭簏h”向為君王之大忌，張璁暗示楊廷和結黨之企圖當不言而自明。張璁最后總結道，“故今日之事，若不懲于既往，無以警于將來”。這句話雖未明言要求朱厚熜處治楊廷和，但其言外之意卻已昭然若揭，即要將早已致仕三年的楊廷和治罪。

之后，嘉靖六年十二月，桂萼及禮部尚書方獻夫、兵部尚書王時中繼續上疏，要求重新遣官“查看前后邊臣有無激變事情?！边@一系列的上疏，又使得陳九疇謫戍極邊，彭澤奪職閑住，楊廷和則無罪開釋。

除了朱厚熜從藩府帶來的袁宗皋外，嘉靖六年以前，支持“大禮議”的聲音在內閣中幾乎無立錐之地。嘉靖六年正月，“封疆之獄”爆發。二月，費宏、石珤致仕。七月，毛紀致仕。十月，張璁入內閣辦事。在所受攻擊者中，除陳九疇、楊惇立場不明外，楊廷和本人及其他人均不同程度地在“大禮議”中反對過皇帝朱厚熜。至此，“抗禮內閣”遭到刷洗，由新進用事者組成的“議禮內閣”初步形成，內閣中再無反對皇帝“大禮議”的聲音。

明朝西域政策的檢討

（一）棄置哈密衛

嘉靖六年的“封疆之獄”之后，朱厚熜采納霍韜、桂萼、張璁的建議，起用王瓊。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十四日，原提督三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憲改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起前兵部尚書王瓊代替王憲接任提督陜西三邊軍務一職。而以“封疆之獄”為進階通往成功之路的新進用事者，很快就對土魯番問題失去了興趣。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一改之前“興復哈密”的基本政策，聽任土魯番吞并哈密衛。

明時期全圖（萬歷十年）

哈密衛的重要性弘治三邊總制王越就曾說過“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嘉靖初，詹事府詹事霍韜也曾言：“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陜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嘉靖中期，曾在成化年間出兵恢復哈密的名將許進之子許論，雖然對嘉靖初年媾和土魯番提出了委婉批評，但也感慨“試言今日可復，能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許論認為恢復哈密有“二難四緩”。一難：哈密累敗之余，喪亡略盡，不能固守；二難：無人能像許進那樣揮師深入，恢復哈密。所謂“緩”，即為不著急去做的事情，其一：哈密綰轂西域的地位已經喪失；其二：哈密遺民已有二代、三代，他們已不在意復國；其三：哈密已經成了勒索明朝的籌碼，假如不再追求恢復，他們能奈我何；其四：關西赤斤蒙古、安定、曲先諸衛都是明朝藩屏，都已殘破，既然不著急恢復他們，那也不應該著急恢復哈密。

激烈動蕩了將近六十年的哈密、甘肅地區，因為不再被“新進用事者”重視，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反倒進入了一個平穩的階段。這或許既是新進用事者無心插柳的結局，也是歷史的一個反諷。土魯番能夠崛起于西域并活躍半個世紀，雖然是明朝失敗的西域政策的一個縮影，但同時恐怕也使明朝從中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利益。雖然哈密衛被土魯番占領了，明朝甘肅邊境也多次受到土魯番的侵擾，但土魯番作為一個比哈密強大得多的政治、軍事力量，也有效地確保了明朝西域門戶尤其是河西走廊免受更為強大的來自西北的瓦剌或是西南的塔里木盆地抑或更西的河中地區諸勢力的威脅。

（二）明朝中后期“西域觀”的保守

土魯番奪取或退出哈密，都是以從明朝獲得朝貢利益為前提的。土魯番正常的朝貢，單《明實錄》的記載就多達一百三十多次。即使在軍事對峙等雙邊關系最為緊張的時候，土魯番也仍然想方設法地向明朝貢。土魯番奪取哈密之后，取代后者成為整個西域朝貢的中轉站，掌握了多路貢使組團朝貢的主導權，只是這個時間并沒有持續太長，僅僅不到六十年，土魯番即陷入內亂以至衰落。

總的來說，明朝的西域政策相當保守。政治上，明朝從未對西域諸國進行直接治理，更未如漢唐設署建衙，西部的直接統治范圍僅止于嘉峪關，政治影響力頂多觸及哈密等關西七衛；軍事上，明朝在嘉峪關以西只有區區七衛；文化上，西域的伊斯蘭化得以最終完成，而佛教的影響在土魯番、哈密徹底消失；經濟上，絲綢之路除了朝貢往來之外，明朝與該地未見有更大規模的交流，更未有如明朝早期鄭和下西洋般宏大詩篇。

徹底放棄哈密之后，明朝的“天下觀”愈加保守。援引一個現在頗為時髦的概念來說，明朝的“內亞性”本就十分薄弱，不僅遠不及前代，而在“封疆之獄”之后，似乎就更可說是蕩然無存了。

起因于正德八年土魯番占領哈密的“正德之獄”，卻成了楊廷和與王瓊私怨斗爭的舞臺?！按蠖Y議”中以楊廷和為首的大多數官員與世宗觀念相左，世宗借“左順門事件”清洗了科道官，并催生出一批“新進用事者”。這批禮議新貴又借嘉靖三年土魯番進攻肅州發起新一輪的“封疆之獄”，將內閣也清洗了一遍。本是當時兩次單純的邊疆問題，卻為朝臣們的個人恩怨以及世宗與部分朝臣的對立提供了斗爭的平臺。而本來問題的焦點卻為“新進用事者”所忽視，對待哈密的政策也從之前的積極興復變成了對土魯番占領哈密的聽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