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出入菜場與攤販討價還價，或者系著圍裙在灶臺邊打轉……此情此景，在上海是并不鮮見的。上海男人名聲在外的善于和勤于操持家務的形象折射著此地的人們接受和實踐著男女平等的思想和觀念，這就意味著就整體而言，相較別處的女人，上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較高，有話語權。

有趣的問題來了：在一個有著數千年“男尊女卑”傳統的古老國度，為什么上海女人會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上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取得，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古人云：“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上海女人的家庭地位從何“由起”？

說來話長，此事還得從“很久很久以前”的元朝說起，從引發中國“棉花革命”的黃道婆說起。一條紅線貫穿始終。自黃道婆海南崖州歸來，向家鄉的人們傳授“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紡織業由此勃興，導致上海的家庭收入構成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女性的收入快速增長，成為家庭財富的重要來源甚至主要創造者。由此發端，歷經元、明、清一直到現在，在上海的家庭中，女人的收入始終是家庭總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其對家庭財富貢獻既然舉足輕重，則其在家庭的地位，自然不遑多讓。

以今人的眼光視之，黃道婆對棉紡織行業的貢獻之巨，足以載入史冊。然而，雖然在民間有關黃道婆的傳說和故事甚多，正史上卻找不到片言只語！較為可靠的史料，見于元人陶宗儀的記載：“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襦、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南村輟耕錄》）

史料語焉不詳，黃道婆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所能確切知道的，是黃道婆自海南崖州回到松江烏泥涇，帶回了當時最先進的紡織技術，并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家鄉的人們。她不僅教人們制造出各種的紡織機具——捍、彈、紡、織之具，還教給人們以各類的工藝技術——錯紗、配色、綜線、挈花。

松江崛起

眾多的鄉親們為之受惠，“仰食者千余家”，當地家庭的經濟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南村輟耕錄》）黃道婆之功，不止福及當時，亦澤被后世，綿延數百年。作為全國的棉紡織中心，明清兩代，上海及其四周的江南地區的人們無不深受其惠。造福人民之人，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二只筒子，兩匹布。”歌謠的世代傳唱，是家鄉的人們始終銘記黃道婆恩澤的明證。

烏泥涇所在的松江府，因為黃道婆對紡織機具和工藝的革新，棉紡織技術實現了質的飛躍，產量和質量均據全國之冠，棉紡織業由是日益興盛，超越蘇州成為明清時期全國棉紡織業的中心——“吾鄉所出皆切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松江府志》）當其時也，“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各市鎮上，“四方商賈之貿販花布者，群集于此”，“商賈輳集，貿易花、布，京省標客，往來不絕”。貿易所及，松江所產布匹不僅銷往全國各地，也遠銷日本、南洋東南亞諸國以及英國等國家和地區。

微觀家庭

“松郡棉布，衣被天下。”這盛名之下，是一戶戶家庭的辛勤勞作。《松江府志》載，當地人“俗務紡織，他技不多”，“家紡、戶織、遠近通流”，“紡織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這是說，很多家庭是夜以繼日地從事紡織，白天抱著紡好的紗線、織成的布匹去集市售賣，然后買回棉花、棉紗回家開夜工紡紗或織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徐光啟亦云：“上供賦稅，下給俯仰”，這些都明白地指示這樣的一個事實：紡織，是一個家庭的生計所系！

雖然不乏男子參與其中，但不得不說，紡織之事，女性天然地更為適宜，尤其是手工作坊時代，女性是當仁不讓的主角。自元朝之后，對松江府的女性而言，紡織不再僅僅是一種生活技能，更是一種維持家庭生計的職業。“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盡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皇朝經世文編》）

甚至，上海縣志載：“民間男子多好游閑，不事生業。其女子多勤。善織紗，篝燈燎火，至達旦不休。終歲生資悉仰給于織作。”可見，因為紡織業的發達，女子紡紗織布帶來的收入，成為當地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甚至是主要來源。有記載說，一個女兒紡紗織布的收入，超過了其父、兄在田里耕作的收入。浦東三林塘一帶，把心靈手巧，能織出高品質布匹而賣出“頂價”的姑娘，譽為“頂價姑娘”（已婚者稱為“頂價娘子”），因而媒人盈門，身價倍增。家長亦引以為榮。

不言而喻，女性家庭地位的變化，源自家庭內部的收入格局的轉變。這收入格局的轉變，則主要起自女性收入的快速增長，其對家庭總收入的貢獻變得舉足輕重，而不再像以往那樣可有可無。進而言之，男女平等，非唯思想觀念而已，本質上是一個生計問題。一個衣食俯仰于男人的女人，需要依靠男人養活的女人，在家庭中是不可能有話語權的。唯有經濟足以獨立自存的女性，才有可能爭得應有的地位。

上海開埠，來自西方的機制棉紗棉布涌入中國市場，洋布的價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左右，松江府的棉紡織業因此受到致命沖擊。在傳統棉紡織業衰落之際，近代的工廠企業開始在上海出現，這其中就包括外資和民族資本開辦的各類軋花、紡紗、織染、制絨、織麻、織綢、襪衫等企業。無數棉紡織手工業作坊的工人和家庭手工業者紛紛進入這些工廠充當雇傭工人。紡織女工和在其他工廠當工人的女子，無不有著獨立的經濟來源，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及至新中國成立之后，法律上明確“男女平等”，鼓勵婦女積極參加工作，“雙職工”家庭涌現。在家庭的收入貢獻上，女性頂起了“半邊天”。

社會規律

從家庭轉向社會，亦是如此。歷史上曾有一個漫長的時期，人類社會的主導權，掌握在女人手中，那便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會。在那個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年代，人類“靠天吃飯”，其從事的生產活動，是采集、狩獵和捕魚。男女的分工，是男人進行狩獵和捕魚，女人負責采集。采集遠比漁獵的收獲穩定，因而成為部落和氏族成員衣食的主要來源。女人的產出貢獻，既然主導著部落和氏族成員衣食的供給，則掌控部落和氏族的權力落入其手是自然不過的。待到人類社會逐步進化至農耕文明，生產方式改變之下，男人的產出貢獻超過女人，社會的主導權遂轉入男人之手，一直延續至今。

如果擱置了武力這個前提，上述的事實——從上海女人家庭地位的轉變到人類社會主導權在男女之間的輪替，可以引申出一個有趣的權力定律：武力不論，權力的歸屬取決于產出貢獻。誰產出貢獻大，誰就掌控權力。家庭如此，社會亦如此。補充一句，不要看名義上權力歸屬，要看權力實際掌握在誰之手。

本文摘自《歷史之謎：一個經濟學的答案》，華說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