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距今整整2240年。

對于2240年前中華大地上發生的這場奇跡，人們一直以來從兩個角度不斷討論著——秦何以興？六國何以亡？

戰國之世，僻處一隅的秦國在列強環伺之下瑟瑟發抖。秦孝公二十一歲即位，在國中遍發求賢令，以重金高官求英才共謀強秦之策。與此同時，歌舞升平的魏國都城安邑，年輕的士子衛鞅就將目光投向了秦國這個貧弱的邊陲小國……

自此以后，秦國開始了一場漫長而深徹的歷史變革。秦孝公和商鞅這對志同道合的千古君臣在戰火瓦礫中尋找變法強國之路；鬼谷門下名士張儀懷連橫之策入秦，助秦國東出中原與六國爭雄；深謀遠略的女性政治家宣太后一力破格起用白起，造就了后世聲震天下的絕世名將；傳奇巨賈呂不韋出手攪弄天下，一舉扭轉秦國疲弊之勢；始皇帝嬴政橫空出世，開創秦帝國前所未有的格局……

而就在秦國國力一路狂飆的同時，山東六國各自走上了花樣翻新的滅亡之路。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有名言道：“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也就是說，山東六國的滅亡各有各的必然性。在當代學者孫皓暉的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中，秦每滅一國，作者都會提供分析這個國家滅亡原因的思路以供讀者參考。

術治亡韓

公元前315年，韓昭侯起用申不害發動了變法。

韓非將法家分為“勢”“術”“法”三派，而申不害正是“術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謂術治，是整肅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講的“術”有陰陽之別，“陽術”指任免、監督、考核臣下之術；而“陰術”，則是駕馭臣下、防范百官之術的權謀術。《韓非子》中記載，韓昭侯曾經假裝丟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尋找，隨從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獻給他，韓昭侯憑此考察隨從是否忠于自己。這便是典型的“陰術”了。

術治的理念根基發自吏治的腐敗與難以查究，且認定吏治清明是國家富強民眾安定的根本，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種種權術一旦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實施，國家權力的運行法則，規定社會生活的種種法律，便會完全淹沒在秘密權術之中，整個國家的治理都因權術的風靡而在事實上變形為一種權謀操控。申不害的悲劇在此，術治悲劇在此，韓國之悲劇亦在此。

說到底，“術”只不過是一種管理的方法，無法提升到治國方略的高度。它短時間內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收到一定成效，但無法解決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尤其無法形成解決問題的長效機制，時間一長，“術治”所取得的成果就會遞減或消亡，最終還得重新尋找新的解決辦法。

韓昭侯申不害的短暫強盛之后，韓國急速衰落。

亂政亡趙

趙國滅亡，真正改變了戰國末期的天下格局。

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到趙國滅亡的近百年間，趙國始終都是山東六國的巍巍屏障，縱然在長平大戰一舉葬送精銳五十余萬后，趙國依舊堅韌頑強地獨抗秦軍。應該說，趙國的器局眼光遠超山東五國，是與秦國一樣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強大國。

依其族源，秦趙同根，而在春秋之世至戰國前期，也恰恰是這兩個邦國有著驚人的相似：朝廷多亂政殺戮，庶民則私斗成風。然則，在歷史的發展中，秦部族卻經歷了亙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商鞅變法，并由此衍生出一種崇尚法治的新國風，從而在很長時期內成功地避免了與趙國如出一轍的亂政危局。

而趙國沒有經歷如此深徹的強力變法。趙氏立國之后，12代中竟經歷了11次內亂。

● 公元前425年，趙襄子方死，其弟趙桓子密謀兵變，自立為趙主。

● 前424年，趙桓子死，趙部族將軍大臣再度兵變，亂兵殺死趙桓子兒子，復立趙襄子之子趙浣，是為趙獻侯。

● 前387年，趙武公死，趙部族將軍舉事政變，廢黜武公子，而改立趙烈侯子趙章，是為趙敬侯。

● 前386年，趙武公之子趙朝發動兵變，被攻破，逃亡魏國。

● 前374年，趙成侯元年，公子趙勝兵變爭位，被攻破。

● 前350年，趙成侯死，公子趙紲發動兵變與太子趙語爭位，失敗后逃亡韓國。

● 前299年，安陽君趙章發動兵變，與惠文王趙何爭位。權臣大將趙成支持趙何，擊殺趙章。

● 趙成再度政變，包圍沙丘行宮三月余，活活餓死趙武靈王。

● 前245年，趙悼襄王命樂乘代廉頗為將攻燕，廉頗不服生怒，率軍攻擊樂乘，樂乘敗走，廉頗無以立足而逃亡魏國。

● 趙悼襄王晚期，廢黜原太子趙嘉，改立新后之子趙遷為太子，種下最后大亂的禍根。

● 趙遷即位，內亂迭起，郭開當道，誅殺李牧。

戰國大爭之世，每個國家都曾有過內爭事件，然而像趙國這般連綿不斷，且總是發生在強盛之期，亂后又突然跌入低谷者，實在沒有第二家。

迂政亡燕

說到燕國的迂政，就不得不提起著名的燕王噲禪讓事件了。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可是，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便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這位燕王在位期間做了這件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禪讓國君之位，讓位給燕相子之。他命令凡三百石以上俸祿的地方官都將印信繳回，再由子之頒行。子之行王事，燕王噲反而稱臣，不理政事。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嚴重內亂持續了五年之久。

燕國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諸侯國，是傳承周天子血統的老牌王族大國，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國家。

戰國之世，興亡選擇驟然尖銳化，燕國在政治權力的矛盾沖突與國家較量中依然奉行著古老的王道傳統，處置重大的社會矛盾時暴露出明顯的迂腐，形成一種濃烈的迂政之風；另一方面，在變革體制與增強國力的現實需求面前，則迫不得已地實行有限變法，稍見功效便淺嘗輒止。

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造成了極為混亂的自相摧殘。國家屢屢陷入震顫癱瘓，國家災難接踵而來，“幾滅者數矣”。

戰國時期，魏國曾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去魏國求學游歷為榮耀。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后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圣地，鮮有名士大家不游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魏國在戰國時期流失了大量的人才，以下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與魏國失之交臂：

● 孫臏，在魏國被龐涓陷害，后投靠齊國攻擊魏國。

● 商鞅，在魏國不受重用，后投靠秦國主導變法。

● 張儀，縱橫家，魏國大梁人，后也投提靠秦國破壞合縱。

● 范睢，魏國人，在魏國結仇投靠了秦國。提出遠交近攻，先滅魏國。

● 吳起，魏國人，后投靠楚國，并主持變法。

● 尉繚，魏國大梁人，入秦為國尉，為秦王嬴政統一六國立下汗馬功勞。

以魏惠王為代表的幾代魏國國君，對待人才的態度可用四個字概括：外寬內忌。

一、大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

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

三、對已經成為他國棟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內政）；

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

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涌現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

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后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分治亡楚

楚國體制的一大特點是大族分治。

楚國起源于江漢山川，在其崛起之前，整個南中國的族群基本上全部處于自治自立自生自滅的狀態。一方面，楚國迫使相鄰部族臣服，允許臣服部族繼續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體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擁有自己的封邑武裝；另一方面，對于擁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絕臣服的部族政權，楚國仿效中原諸侯，以武力吞滅之，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納入了君主部族直轄的族群，土地也變成了君主部族所直轄的土地。

如上兩種情形，形成了楚國的分治之勢：

● 經濟上分為王室直轄的土地與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國繳納賦稅；

● 世族封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兵武裝；

● 政治權力依據族群實力之大小而分割，國政穩定長期地由王族與大世族分割執掌，吸納外邦與社會人才的路徑基本被堵死。

進入戰國之世，中原各大國的變法強國浪潮此起彼伏，幾乎都曾經有過至少一次的成功變法，唯獨楚國，短暫的吳起變法根本沒有來得及全面實施，便被對變法極其警覺的老世族合力謀殺了。

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吳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2年）病逝，吳起于葬禮中被殺，楚國變法宣告終結。

楚國之所以能在最后的歲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兩處：一則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二則是實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絕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統率楚軍的項氏父子本身就是老世族，這是最好的說明。然則，一戰大勝，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惡習復發，聚合出現了巨大的裂縫，滅亡遂也不可避免。

偏安亡齊 

好戰者必亡，而忘戰者必危。秦滅五國，雖說最終都取得了勝利，但是每一個國家都經歷了慘烈和悲壯的抵抗。然而到了齊國，卻是另一番景象。

齊國東靠大海，偏安一隅，戰國后期大概有將近四五十年的時間沒有經歷過大規模戰爭，在秦與五國交戰時更是奉行一種中立的外交政策，對秦國攻滅六國的軍事行動完全不予干涉，坐視其他大國一一被秦所滅。

齊國的這一中立政策，正中秦國“遠交近攻”政策下懷。因為秦國上下也非常清楚，只要齊國出兵幫助任何一個國家，以齊國的財力支撐，秦國恐怕很難與之抗衡。

雖然這種中立政策讓齊收到“四十年不受兵”的效果，然而當中原的各個諸侯國一一被秦所滅的時候，齊國的末日也就來臨了。

《史記》載：“五國滅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于共。”在國破之際，素來以勇武著稱的齊國民眾竟然不敢甚至不愿與敵軍搏殺，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齊國的廣大民眾對于這個國家已經有些絕望了，不然以齊人的性格決不至于無動于衷；第二，齊人長時間處于安樂之中，沒有危機感，斗志彌散，曾經彪悍威武的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

齊國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偏安一隅中，試圖置身于天下風云之外，又豈有不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