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德廣(外交部禮賓司前參贊、司領導成員之一，外交部老干部筆會顧問，中國首任駐古晉總領事)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事業的創始人、奠基者，也是禮賓工作的奠基者和光輝楷模。我曾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20多年，有幸多次聆聽周總理的諄諄教誨，學習周總理對外交禮賓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決策，至今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刪繁就簡的“禮賓革命”

1965年7月，我從外交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禮賓司工作。到禮賓司后不久，有一次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要求禮賓司同志們記住四個字“禮賓革命”。之后，禮賓司就用紅紙剪出這四個大字，貼在禮賓司辦公室的墻壁上。周總理讓我們每天都看到這四個字，并永遠牢記它。

“禮賓革命”實際上是周總理倡導的我國禮賓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意思是禮賓工作不能墨守成規，應根據不同情況、對象及要求，不斷進行革新、完善和提高。

周總理指出，歷史上的禮賓制度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封建帝國的，一類是資本主義的。過去有很多禮賓規格是資本主義國家定下來的，我們學了一些這類東西，同時還學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我們不能完全照搬這套禮賓程序，也不能完全廢除，但可以打破一些，要進行改革，要更多地發揮創造性。也就是說，禮賓革命的目標是既與國際上公認的習慣做法相一致、相銜接，又要具有社會主義中國的禮賓風格，為更好地貫徹我國外交政策和發展對外關系服務。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周總理對我國禮賓工作進行逐步改革，內容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刪繁就簡。即刪簡禮賓安排方面一些過于煩瑣的禮儀和程序。例如，國賓來訪，雙方領導人在機場講話；外交使節在宴會上輪流向賓主敬酒；大使遞交國書儀式上雙方互致頌答詞。這些都應根據禮賓改革的精神加以簡化。這種改變不影響原有儀式的隆重，卻減少了程序，縮短了活動時間，對各方都有益處。二、創新開拓。即根據我國的情況和對外工作的需要，采取一些獨特做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體現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如有國賓來訪，我們安排群眾歡迎儀式；六七十年代，為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斗爭，我國給越南南方解放組織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京代表機構以大使館相同的地位和優遇等。三、有的放矢。即有針對性、不強求一致。周總理經常教導我們說，禮賓安排要有針對性，注重實效，要根據客人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做到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在周總理的領導和關懷下，禮賓工作還作出其他一些重要改革。比如，規定國宴為四菜一湯的標準；取消國宴上外交團團長祝酒和使節敬酒；降低涉外贈禮標準等。強調禮賓活動安排根據對象、情況、時間與地點等諸因素，靈活運用多種形式與方法。

雖然“禮賓革命”很多是簡化程序，減少繁文縟節，但又不等于完全簡單化，而是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敢于創新，服從政治大局。

我的同事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及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后，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要求訪華，其中一些國家領導人希望我國為他們提供接送的交通工具。按照國際上傳統做法，接待國不為外賓提供境外的交通工具。對此禮賓司議論很久，提不出什么好方案。周總理一聽就有點生氣，批評禮賓司對“禮賓革命”在思想上還是沒想通。他說，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要來中國，我們不能拒之門外。這次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就是他們投我們的贊成票，這是政治上對中國最大的支持，禮賓司怎么這個政治賬都算不過來？對這些國家的要求我們應該給予滿足，要派專機出國迎接。他要求禮賓司的領導馬上去辦，并寫報告送給他批。通過這件事，讓我感慨良多。

在禮賓司工作的日子里，我親歷過多項禮賓改革，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順應形勢的發展，改革以往的某些禮賓程序；二、保證禮遇規格；三、禮賓工作更加注重實效，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證完成外事任務的前提下，精打細算，節省外事開支。

1963 年12 月，周恩來（左三）與陳毅（右一）訪問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期間留影

周總理離開我們后，禮賓司同志牢記周總理“禮賓革命”的指示，也進行過多項改革，其中改革接待禮儀與迎賓場所是最突出的案例。隨著各國民航交通日漸發達，考慮到節省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專機安全責任等因素，并同國際各國禮儀實踐接軌，1978年12月，禮賓司向中央上呈報告，建議停止向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訪華提供往返專機。當月，中央批準了外交部的改革方案，派專機接送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做法就此停止。改革迎賓場所也是其中重要一項。1980年，外交部建議將迎賓儀式由機場（車站）改為人民大會堂。當年8月，中央批準了外交部的報告。我國領導人稱這項禮儀改革效果好，節約他們很多時間和精力。群眾也紛紛寫信，贊揚和擁護這項改革，說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賓歡迎儀式，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是一項很好的改革。

“客隨主便”和“主隨客便”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點之一是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周總理在這點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尤其在同小國、窮國、弱國打交道的時候，他非常注意貫徹這項原則，常說“客隨主便”或“主隨客便”。

“客隨主便”是說到人家那里去做客，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少給主人添麻煩，了解東道國的難處和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等；安全工作除要掌握內緊外松的原則外，重要的是把安全工作主要責任交給東道國負責，做到萬無一失。

例子不勝枚舉，我略舉兩三個。1956年，周恩來總理和一位副總理出訪尼泊爾王國。尼方出于友好，專門安排尼泊爾首相阿查利亞親自陪同周總理和這位副總理乘坐尼政府專機——兩個螺旋槳的“伊爾12型”小客機前往博克拉小城訪問一天。“伊爾12型”客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小飛機，性能和拔高能力均有限，而從加德滿都首都機場起飛后即刻要拔高飛越周圍高山，且高山地區天氣變化大、霧氣濃，我方人員對此有些擔心。他們報告周總理，建議以日程太緊為由取消這項安排。周總理馬上開會，嚴厲批評說，尼泊爾首相親自陪同去博克拉訪問，完全是一種十分友好的姿態，不去是很不禮貌的。難道大國總理重要，小國總理就不重要？尼方既做此安排，就一定會采取嚴密的安全措施。事后經商尼方，雙方派出有關人員乘坐尼方專機先去打前站。之后，周總理一行按尼方原計劃訪問了博克拉城。該城人口不到10萬人，當天幾乎傾城而出歡迎周總理一行，訪問十分成功。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總理在陳毅副總理陪同下首次訪問非洲十國。1964年1月2日，在周總理訪問加納前數天里，加納首都阿克拉發生了開槍行刺恩克魯瑪總統的事件。1月7日，加納總統府內閣秘書、外交部主任秘書等4人聯合接見黃華大使，表示他們已向恩克魯瑪總統建議，將周總理訪加改為非正式、私人性質訪問，接待安排重新調整。而次日早晨，恩克魯瑪總統接見黃華大使時，卻一再強調局勢完全可以控制，安全無問題，希望周總理按原計劃如期訪問，性質不變，一切安排照舊，他本人去機場迎接周總理。黃華大使報告周總理后，周總理深情地說：“愈是在人家困難的時候，愈是要去。”他當即決定派黃鎮副部長先期去加納同加方商談。黃鎮副部長帶去周總理的三點建議：為了兩國領導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禮儀可以從簡，恩克魯瑪總統也可以不去機場迎接；不去首都以外地方參觀，可多進行會談；請加方指定安全保衛官員與使館聯系，具體布置安全工作。

周總理一行于1月11日晨乘專機抵達阿克拉。專機著陸時未鳴禮炮，改為傳統迎賓禮儀，擊鼓迎接。在我方建議下，恩克魯瑪總統不去機場，由加方外長等官員迎接。當晚周總理前往總統官邸會見恩克魯瑪總統，總統熱情地與周總理和其他隨行人員擁抱，并說：“歡迎你，謝謝你能來。”1月13日晚，恩克魯瑪總統在克里斯興城堡為周總理舉行國宴，雙方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周總理與恩克魯瑪總統舉行多次會談，會談中周總理第一次提出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

周總理從政治著眼，冒著風險如期訪問加納，在困難的時候支持了恩克魯瑪總統，在禮儀方面強調“客隨主便”，體現了對一個小國的尊重和對非洲人民患難之交的真情。

1964年1月30日，周總理應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的邀請，對埃塞俄比亞進行友好訪問。埃塞俄比亞迫于美國壓力，把接待和會談地點安排在遠離首都的古都阿斯馬拉。周總理體諒埃塞俄比亞方面的困難處境，說：“沒有關系，外國對他們有壓力，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欣然前往阿斯馬拉。埃方深為感動，接待規格逐步升級，周總理所到之處受到群眾的夾道歡迎。塞拉西一世皇帝親自陪同周總理參觀，會談時表達發展埃中關系的愿望。

周總理從加強兩國人民友誼大局出發，體諒小國困難處境，客隨主便，這種政治家的風度獲得了埃塞俄比亞人民的高度贊揚。周總理此行產生重大影響，1970年11月24日，埃塞俄比亞終于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

在多年接待國賓的日子里，我也常常想起周總理“主隨客便”的教導，尊重來訪客人的生活習慣，尊重他們的要求和需要，根據不同情況調整對客人的安排，讓客人高興而來、滿意而歸。周總理“主隨客便”例子也很多。

1957 年1 月，周恩來訪問阿富汗時和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在一起

1964年10月，阿富汗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陛下和王后訪華，當天下午4時抵達北京。晚7時，中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為其舉行盛大國宴。到了晚上，劉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都到齊了，等候國王和王后一行。但王后在賓館化妝打扮，找不到她喜歡的衣裝，遲遲未離開國賓館去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得悉原委后指示：不要去催促阿方。等王后換完她滿意的服裝、隨國王抵達宴會廳時，已是晚上7時45分。對此，國王再三表示歉意。

1970年初，一位外國國家元首對華進行國事訪問。在他訪問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周總理秘書通知接待辦公室，毛澤東主席在半小時后接見這位總統，讓禮賓官馬上通知他。這位總統是一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當時正在房間做禱告儀式。總統警衛秘書告訴中國禮賓官，總統禱告一般需要20—30分鐘。中方禮賓官將此事立即報告周總理辦公室。周總理電話交代禮賓官，不要去打擾驚動總統，等候總統禱告結束再請他。周總理即動身去毛主席處匯報工作，利用匯報機會拖延一下時間，以便等這位總統禱告完畢。事后，總統獲悉此事很受感動，見了周總理多次為此事表示歉意和不安。

不管是“客隨主便”還是“主隨客便”，其精神實質是尊重對方，不強加于人。

尊重國賓禮俗是對其國家的尊重

周總理非常重視各國的風俗習慣。他有一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他說：“尊重一個國家的傳統習慣，實際是對這個國家的尊重。”中國領導人在出國訪問和在國內接待國賓時，周總理經常教導我們尊重國賓衣食往行的習慣和禮儀，并根據國賓的風俗習慣特點作出安排。

周總理宴請客人特別注意客人的生活習慣。1954年日內瓦國際會議期間，周總理宴請世界著名喜劇大師卓別林夫婦時，因為卓別林不吃鴨肉而引發了一場尷尬。周總理指示，今后外交宴請一定要尊重和照顧到客人的飲食特點，特別要避開對方的忌口，更不能以我方的愛好強加于人。

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禮賓司人員在這方面特別注意，尤其注意尊重國賓的傳統飲食習慣和宗教信仰。多年來，禮賓司為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國賓舉行國宴均安排清真全席，宴席上不用酒類，而是用飲料或茶水；在宴會上如個別外賓飲食有某種忌諱，還作特殊安排。有一次在宴請時上了包子，周總理詢問包子是什么餡的，制定菜單的禮賓人員回答說：“大概是豬肉的。”周總理很不高興地說：“什么是大概，如是素食者或伊斯蘭教徒，那怎么辦？”

后來，禮賓官特別注意了解和熟悉來訪國賓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俗。例如：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忌諱論豬，不喝酒，在齋月里日出后日落前禁食，每天都要向麥加方向祈禱；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崇拜牛為神牛，不能將牛皮制品帶入印度廟宇；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忌諱數字13；等等。

禮賓工作的“嚴、準、細”

周總理要求外事干部遵循“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16字方針，還特別要求禮賓人員辦事必須做到“嚴、準、細”。

“嚴”，表現在對禮賓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周總理常說，禮賓工作是對外交往的一個重要窗口，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禮賓人員辦事要嚴謹慎重，辦案時不能使用“可能”和“大概”的字眼。辦案時一定要弄清情況，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嚴謹辦案。例如，周總理曾專門召開禮賓司全體人員會議，詳細了解有關接待外賓、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及其外交特權和外交豁免權等情況，并要求我們了解和熟悉外國駐華使館情況，做好管理工作。

周總理要求干部十分嚴格，經常利用接見外賓前后或談工作的機會，就有關國家的情況和重要新聞向有關干部提問，答對了，當場表揚，答錯了或答不出時，就批評。有一次外事活動，周總理突然問道：“諾曼底登陸是哪月哪日啊？”當時在座的人都答不出準確日期。禮賓司司長韓敘也在場，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電話問，隨之問了出來，就回答說：“是1944年6月6日。”周總理馬上就表揚了他，說：“韓敘就這點好，他能勤問。不知道的就要問。”韓敘是我的老領導，他那細致的工作作風，影響了我一生，受益匪淺。

“準”即準確，有時候還表現為對某些事情的變通。周總理精通外交禮賓業務，在接待國賓過程中，他常常率先垂范，甚至手把手教禮賓人員。在禮賓司或在釣魚臺國賓館接待辦公室，禮賓人員會經常接到周總理打來的電話。比如對宴會的安排，他就常常找禮賓人員核對宴會主賓席排列方案，親自教我們排席位。他說，禮賓次序是禮賓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突出體現禮賓的重要性、復雜性和主人的意圖，做得好，賓主歡喜，如考慮不周，賓主不悅。

對宴會席次安排，周總理主張區分不同情況、采用多種方法安排，突破西方一些習慣做法，如不一定非得女陪男、男陪女等。1956年2月，周總理曾對國宴形式作過指示，要求改變過去死板的宴會氣氛，要用利于溝通的圓桌來代替原有的長桌。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招待會是重要的國事活動，他就親自安排了國慶招待會前三桌賓主席次。

周總理還善于根據形勢和時機的變化處理禮賓工作中的一些棘手問題。1971年4月，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尼日利亞乒乓球代表團訪華，周總理決定同時會見他們。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來訪是中美關系打開大門前毛主席和周總理作出的重大舉措，如何會見？當時禮賓司提出的方案仍未超出一般會見安排的老套。最后，總理親自設計了一個新穎獨特的安排：一是按英文字母順序排五個團座次，即加拿大（Canada）、哥倫比亞（Columbia）、英格蘭（England）、尼日利亞（Nigeria）、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每團代表入座一組沙發，各團呈橢圓形相圍而坐，以體現各國平等思想和運動員之間相互無拘束的友好關系，也便于談話時各團都能聽到。二是每團第一座位為中方陪同，周總理步入會見廳后，首先與加拿大代表團談話（中方陪同起立讓位），然后他依次移動位置同每團談話10余分鐘，現場同聲傳譯，最后以同美國代表團的談話作為此次會見的高潮。

這個安排既體現了我國一貫奉行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則，又重點突出了周總理對美國人民的友好表示。這是禮賓安排上一個深思熟慮的完美之作，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效果。

“細”，即細致。禮賓工作既是繁瑣的事務，又處處件件含有政治元素，看似不顯眼的小事，卻是關乎外交的大事，所以一定要細致。周總理教導我們，辦案要準確、細致。他常常打電話到禮賓司，就某個問題直接找經辦人詢問，指示具體的改動，如宴會的菜單、文藝晚會的節目單等。

周總理的細致還體現在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尊重每一位來賓或朋友。1972年1月31日巴基斯坦布托總統訪華，周總理為布托總統舉行國宴，當晚西哈努克親王也應邀參加。當時印成的講話稿未提西哈努克親王參加宴會，周總理及時作了彌補。他不但在講話開始的稱呼里加上“尊敬的西哈努克親王閣下”，還離開講稿，即席加上一段關于中柬友好和巴柬友好的話。對此，布托總統和西哈努克親王都非常滿意，宴會氣氛格外活躍融洽。

“文革”時期，國家大部分政務都由周總理操持，本來已經很累，外事工作又占去他很多精力，他每天不知要批閱多少文件。但就是這樣，他在批閱文件時仍然一絲不茍，連錯別字、不正確的標點符號都一一改正。我國外交工作的嚴謹、準確、細致作風，就是由周總理當年言傳身教、親手培養起來的。

周總理還經常教導禮賓司人員，在接待國賓過程中一定要謙虛熱情、平等待人，一定要摒棄大國主義。來訪國賓無論是來自大國還是小國，為表示對國賓的尊重，周總理總是把會談或會見地點輪流安排在人民大會堂或外賓下榻的地點。如國賓為國家元首，周總理則堅持第一次會晤要安排在外賓下榻地，以表示對國賓的尊重，多年來這已成為慣例。

周總理曾說過：“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身體力行，善于與人交朋友，以他特有的魅力、熱情、坦率、老練，以理服人，贏得了很多朋友。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領導者》中這樣評價周恩來：“周有一種既注意細節又避免陷入繁瑣的罕見才能。”還說：“就周而言，‘偉大是注意小節的積累’這句箴言確實有道理。即使他在親自護理每一棵樹木時，總能夠看到森林。”

中國文史出版社旗下《縱橫》雜志出品

責編 | 楊玉珍 鶴焱（實習）

原刊于《縱橫》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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