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研究視角轉換及新資料的利用，中晚唐史研究獲得巨大推進，以往較為曖昧甚至被誤解的中晚唐歷史面貌越來越清晰地呈現于世人面前。基于此，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于2019年3月31日舉辦了史學沙龍第86期“中晚唐史研究的新境”學術座談會，邀請來自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廈門大學、湖南大學、中央黨校、首都師范大學等單位的學者坐而論道，共同研討中晚唐社會歷史的“風景”。

首都師大歷史學院院長劉屹教授在致辭中對與會學者表示歡迎，他回顧了首師大歷史學院近幾年取得的成就，希望以史學沙龍為基礎，讓學科建設更上一層樓，進一步推動首師大歷史學院的建設與發展。

首師大歷史學院游自勇全程主持了本次座談會。會議分“唐廷與藩鎮的角力與共生”、“政務信息的流轉與分配”、“斯文的興起”、“區域社會的變遷”四個主題。第一場專題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引言，他剛剛出版的新作《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仇鹿鳴認為，近二十年來的藩鎮研究，學界更熱衷于個案討論，對中晚唐藩鎮整體面向的認知推進不大。那么，藩鎮作為中唐以來地方行政體系當中一個結構性的存在，在當時的歷史進程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有沒有前后期變化？仇鹿鳴希望轉變研究思路，對藩鎮從“靜態結構”的描述轉向由具體的“政治行為”入手，探尋藩鎮與唐廷之間潛藏的默契，嘗試從分散的史實中發現所謂的結構和變遷。針對中晚唐作為唐衰落期的傳統認識，他認為，晚唐時期唐人的危機感下降，這是不同于中唐的比較明顯的特點。他還提出了“宋人藩鎮觀”、藩鎮分“政治性反叛”和“經濟性騷亂”兩種類型等觀點，同時認為“皇權”可進一步分解為權力、權威兩個不同的面相，強調重新思考“政治權威”的重要性。

隨后的討論中，廈門大學歷史系王炳文受仇鹿鳴提出的唐藩鎮兩個類型的啟發，提出可以把河朔作為具有封閉性的區域進行分析，歸納了其“政治性反叛”的緣由，認為既有內部的塑造，又有來自朝廷的歧視。華中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達志認為，目前藩鎮研究重新升溫，但這股研究熱潮下，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包括為何出現有關唐史分期的多種差異性表述、“藩鎮林立”概念的考量、不同視角下藩鎮問題的割裂性、藩鎮割據的語境問題等等。游自勇認為，在談宋人的藩鎮觀時，應該注意到，藩鎮之所以在古代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它與中央有離心力，這是中國古代傳統政治所不能容忍的，在宋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種離心力的敘述有可能存在被特意放大化的傾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閆建飛認為，仇鹿鳴在前人基礎上提出的“默契”說，是對以往研究的推進，沿此思路，可以對河朔藩鎮以外其他藩鎮、河朔內部藩鎮的默契進行一些新的思考，而宋代藩鎮觀的影響，是必然存在的，和宋代歷史走向密切相關。

首師大歷史學院的張祎認為，藩鎮割據涉及割據和集權、文治和軍管兩個層面的問題，唐朝衰落未必是宋人的一種建構，從長時段看，是總體發展的趨勢，藩鎮可能是結束唐代動亂的新興力量。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夏炎肯定了張國剛等學者的學術貢獻，關于宋人藩鎮觀，他同意張祎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宋人藩鎮觀主要是歐陽修的看法。他認為藩鎮問題是唐代發展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趨勢，而唐史中后期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其實是研究歷史動力，但由于中古時期的史料太少，抽象理論可能離實證追求越來越遠。他肯定了仇鹿鳴相關研究的價值，認為從政治行為探討藩鎮問題，是政治史很好的走向。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葉煒指出，仇鹿鳴從具體行為出發討論問題，對唐后期基本面貌和傳統認識進行了有益的反思，對其描繪的唐后期面貌，深有同感。

第二場專題由葉煒引言。他指出，信息研究是北大鄧小南老師倡導的課題，近幾年，圍繞這個課題，會議、工作坊等在北大舉辦多次，為大家所關注。劉后濱、吳麗娛老師的文章對現有成果已做了很好的評述與總結，目前的信息研究主要依托政務文書進行，毫無疑問，文書是信息研究的重要方面，但也必須認識到文書只是信息的形式之一，需要賦予文書研究新的意義并努力開拓新問題。葉煒提到自己近年關注信息與權力的關系問題，核心是如何從信息角度出發思考問題，以便更好地發揮信息視角的獨特價值。他同時認為皇帝對重要政務信息的掌控、進而對議題的掌控以及與掌控信息相關的皇帝擱置權等問題，都值得注意。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史睿指出，葉煒關于唐人文集的研究，和他自己目前正在進行的唐代寫本書籍史研究，有不少交叉領域。文書流轉之外，如何實現人的特殊需求、利益，或權力在當中如何作用，都值得關注，是活的制度史的重要面向。此外，除政治史范疇，其他相關社會流動信息及社會影響、不同地域間的共性、帝國的公約束信息研究，以后需要特別關注。中央黨校的趙璐璐從地方政務角度討論了文書及相關的信息，指出文書一方面是研究信息的切入口，一方面可能會帶來認識誤區，處理文書要保持兩重心態。夏炎肯定了趙璐璐關于縣級政務與文書研究的學術價值，但他認為地方文書研究能否推廣到全國，是區域性問題或整體性問題，在下結論時如何把握“度”是很重要的。他進而指出，地方官階層和碑刻材料值得重視，這些都可以用來佐證文書的適用性范圍。

浙江大學歷史系的馮培紅認為信息研究涉及傳播學問題，地方官員具體權力的分配邊界較為模糊，如何從制度或政治行為上進行考察，需要繼續努力。張達志進一步強調唐代的擱置權是非常重要的話題，另外處理文書時，學界有引用上奏而非決斷的現象，值得注意。閆建飛提示有關州縣的信息處理方面，南宋是值得挖掘的領域。游自勇認為安史之亂后，唐朝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重建的制度在后期發揮作用，任何一個王朝即便在末路時候，制度應該還在發揮巨大作用。制度本身不能太僵硬理解，可以是整套行之有效的東西，也可以是政治符號、資源。張祎則認為朝代能夠長期維持跟政治合法性也有關系，安史之亂沒建立起取代唐的合法性。葉煒在回應眾人的疑問時強調唐后期皇權能力比較強，干預權突出，使政權得以延續。夏炎進一步闡發，認為葉煒主要討論制度的參與者問題，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探討參與者的能動性，是制度史很重要的角度。不同于葉煒從皇權角度出發，夏炎關注地方官如何參與制度，但總體來說，都是以人為核心的推動制度，另一方面，時間、空間對信息決策的影響很重要。

第三場專題分別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陸揚和史睿引言。陸揚從清流角度，對“文”整體的興起、什么樣的人能夠成為“文”的話題作了強調。他指出采用清流文化的概念，希望通過對中晚唐整體的觀察，特別是中國史研究層面，提供歷史方法論方面的思考。研究中晚唐史，不能只看作是唐前期情形的變體，應有不同思路，對唐中晚期做不同的歷史想象，找參照體也很重要，同樣的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反復討論。他希望能從整體上考察中晚唐史，而這很難脫離一個核心，即唐廷散發的力量前期后期手段不太一樣，是基于全然不同的社會政治結構，針對完全不一樣的現實問題提供新的答案，而不僅僅是后期對前期的簡單改變。中晚唐雖然只有一百多年，但期間經過多次重大轉折，在當時人的認知中，未必都能立刻捕捉這種變化。

史睿從書畫鑒藏角度考察唐代歷史敘事，指出書畫鑒藏領域，唐代仍屬于“文”，是社會精英階層的標志，必要的文化資源，成為“雅”大概是五代北宋后。他首先提到唐代盛衰與民間收藏的連環性，繼而主要從“皇權傳遞、貴主外戚與中宗的傾庫相授”、“書畫鑒藏與文化身份認同關系”、“北衙南司合作與政爭”、“科舉請托”、“書畫珍藏在藩鎮的流轉”、“佛道興廢和書畫鑒藏”、“長安諸坊”七個方面展開討論，提到唐代書畫收藏不僅是財寶，更是文化資源，文化身份區隔的標志，但是書畫作為社會流動的財富，又無法避免成為不同文化身份者之間發生關聯的重要維系，給人研究視野的啟發。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祝帥認為，書法史研究既是書法的分支也是歷史學的分支，但和藝術史互動多，和歷史學界互動相對失語，書法界、歷史學界關注材料的角度、工作語言方面，都造成了客觀缺乏交流的情況。仇鹿鳴認為“文”的概念很難量度，陸揚的切入點值得夸贊，關于陸揚提到的中晚唐新的面貌，希望得到其更具體的闡述。他還提出，清流文化包括“文”，對于自我家族的復制，不完全來自官僚，很少用家族關系強調先天優勢的現象。陸揚回應，他采用“清流”的說法，是因為這比發明一個新詞更有效，更能捕捉當時人認知中的政治文化精英的特點，凸顯出一個內涵日漸清晰但外延卻在變化中的群體。之所以出現清流家族，涉及唐帝國本身的幾個特點，比如高度個人化的皇權，中古逐漸形成的對文的力量的特殊想象等等，但中晚唐特殊的政治情勢也是必要條件，否則不會有這樣的現象。至于這些崛起的家族究竟是因為掌握了“文”的資源還是因為其家族本身的社會地位，其實并不難判斷，清流家族的興起有幾種類型，特征相對明顯。至于這些成功家族如何在墓志等書寫中渲染這種成功背后的士族門閥的背景，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在注意中晚唐門閥士族的子弟成功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其內部大量的失敗者，這種內部的競爭對中晚唐來說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場專題由馮培紅引言。他從“區域與藩鎮的交錯”、“區域間的聯動與交流”、“區域與整體的關系”、“區域中心的空間變遷”、“民族區域”、“區域社會的內部結構”、“區域研究的史料問題”、“區域研究與唐宋變革”八方面展開討論。整體上，他認為區域研究一定要立足于其本身特點，同時盡可能反映全國或更廣地域的一面。他提到藩鎮或跨藩鎮這樣的區域，應該是中晚唐比較好的研究選擇；區域研究需關注材料問題；唐宋變革論放到各個區域去驗證，會有新的理解等重要觀點。

游自勇認為，對于中古史而言，區域研究非常困難，不同于西北地區研究有敦煌吐魯番材料支撐，中原地區研究由于材料所限，比較困難。馮培紅從八個問題出發，從區域角度作了很宏觀的概括性闡述，這在中古史領域內是很少見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徐暢發表了三點意見。一是關于區域的劃分，建議最好貼近唐人當時的歷史語境；二是敦煌吐魯番學領域要有地域立場，地域覺醒，用相關材料從本地發現歷史；三是唐代地域史的一個發展方向是從都市史轉變到地域史。夏炎指出馮培紅從結構方面提供了今后寫作的框架，唐史做區域史，材料是短板，需要借鑒其他研究方法。區域社會史是進一步推進唐史研究的重要動力，今后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材料上可以大量使用碑刻造像、宋元方志，方法上借鑒歷史人類學。游自勇進一步強調區域社會的討論是中晚唐史包括五代宋史必須重視的話題，區域社會史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是比較成熟的研究理路了，這種研究理念、方法如何運用到中古時段仍然值得思考。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張天虹認為，目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核心是找材料，不過不少地方在深入挖掘刊印碑刻等材料，區域社會史研究初步具備了一些條件。馮培紅回應說，很多東西的確以前也曾經存在，并強調研究社會史要根據實際狀況對待，不可依據想象。

座談會最后，游自勇作了總結，他認為，中古史發展到今天，逐步接受了新理論、新方法，但也有瓶頸問題，材料碎片化，缺少整體性思考，今后需要與歷史人類學對話，互相促進。同時，敦煌吐魯番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該作更多的綜合性討論。總體上，對于中晚唐史新境的探論，學者們從四個角度加以交流，應該說實證主義很重要，玄談空談也很必要，做這樣的交流更能激發思考及今后研究的閃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