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日本歷史上第二百四十八個年號發表為：令和。從五月一日午夜零點開始，日本即將進入令和元年了。

自從三年前的八月明仁天皇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讓位以后，日本媒體上一直有討論：天皇什么時候由皇太子繼任？下一個年號會是什么？到底什么時候發表？等等。實際上，自從裕仁天皇去世而平成時代開始的一九八九年起，下一個年號的籌備工作是在水面下進行過來的。

據日本《每日新聞》的報道，草擬新年號的工作由一個隱匿真正身份的官員專門負責。這個人的名字叫尼子昭彥（一九五二-二〇一八），乃日本西部地區戰國時代（公元十六世紀）諸侯的子孫，早年在大學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當裕仁天皇病危的一九八八年，被聘為國立公文書館研究員了。公文書館館長對媒體證實：尼子兼任了專門負責“特定問題”的內閣事務官；而“特定問題”指的就是需要對中國古文學有深奧知識的任務，具體而言，決定年號以及皇族的名字等。

日本的年號，從公元七世紀的第一個（大化）直到二十世紀末的第二百四十七個（平成），全是根據“漢籍”即中國古代經典而取的。畢竟，日本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直到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公文書都是用漢語文言文寫的。雖然八世紀開始的平安時代，就出現了紫式部等用日文撰寫的作家，可是日本獨特的兩種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卻長期被視為屬于民間或女性，乃白話性質的。很長時間里，古漢語之于日本人，猶如拉丁文之于歐洲人，傳自異邦，但那異邦是文明中心。

過去三十年，尼子昭彥私底下向日本文學、漢文學、日本史、中國史的一些專家征求了年號草案。他的任務得在水面下進行，因為直到二〇一六年明仁天皇公開表示希望讓位，大家以為新年號是當天皇去世以后才會有用的。那才是“皇室典范”和“元號法”上寫的規定。（皇位繼承得在于天皇去世的時候；年號只在皇位繼承時變更。）所以，討論新年號等于討論天皇去世，搞不好就被視為大逆不道。另外，當提出過年號草案的專家去世之際，他擬出的年號案也非得廢棄不可，免得給新天皇新年號帶來死亡的污穢。

尼子接觸的專家中，有日本文學的中西進、中國文學的石川忠久、中國史的池田溫等人。他們提交草案，再由尼子本人仔細檢查。他對自古至今的中日兩國年號以及皇族謚號等深入研究，萬萬不讓新年號發表以后被指出有任何不適當的。尼子認為過了關的草案，再附上字義和典據，最后藏在內閣官房副長官辦公室的金庫里。據報道，整整三十年，積累下來的草案有大約一百種。可惜，尼子昭彥沒等改元，去年五月去世了，享年六十六歲。

今年四月一日上午，日本政府官房長官菅義偉把寫在一張紙上的六個年號草案交給了九個人組成的“有識者懇談會”。除了令和以外的五個草案是：英弘、久化、廣至、萬和、萬保。顯然從尼子準備的一百種，有誰選出了六個。這人到底是誰，目前還不清楚，估計包括安倍晉三首相和菅義偉自己。“有識者懇談會”成員中有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小說家、前法官、企業團體代表等，但是沒有古代歷史文學的專家。被召集的“有識者”可說是公民代表，雖然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卻沒有決定權。菅義偉接著跟日本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正副議長交換意見，最后由內閣成員開會討論。據報道，安倍晉三首相推薦了“令和”，并強調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日本國書為典據的年號，因而是劃時代的。

據官方的說法，“令和”兩個字取自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中，為“梅花歌三十二首”，名詩人大伴旅人寫的序：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只是早期的日本文學無例外地以中國文書為典范，大伴旅人也顯然參考了《文選》中張衡的《歸田賦》。顯而易見，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安倍晉三和一九四八年出生的菅義偉都對古代歷史、文學的造詣不深。他們似乎不理解日本處于華夏文化圈邊緣的歷史位置。

每年的四月一日是愚人節，今年因為上午十一點半就要發表新年號，全體日本簡直不方便過愚人節了。我本人當時在健身房，過了十一點半，教練滑一下自己的手機，向眾人告知：“喲，令和。”什么“令”？我一時不由得皺眉頭。“令”是命令的令，法令的令吧；即使下面加上了大家熟悉的“和”字，還不太像“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等標榜一個統治理念或說大理想的氣概。后來聽人家解釋說：“令”是令嬢（媛）、令息（郎）的“令”，我的耳朵才慢慢開始習慣，逐漸覺得可以接受了。恐怕是日語讀音“Reiwa”有點兒新鮮印象所致。回家后，在電視上看安倍首相說話，他喜歡“令和”，因為這兩個字是美麗春天的寫照。果然，第二天的《每日新聞》頭版，把“令和”概括為：用漢文記下的“和風”。

這一次的改元，天皇還健在的情況下進行，結果跟上一次“平成”時代的開始，整個日本社會的氛圍很不一樣了。那年是裕仁天皇病危，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都只能是天皇去世的結果。于是社會上彌漫著悲慘的氣氛，感覺到有意識、無意識的忌諱在運作。這次可不同。我最吃驚的是媒體上以及社會上好流行猜測新年號，甚至有誰猜對了誰能得到獎品的活動。這有點像英國王子、王女出生的時候，大家猜測嬰兒名字的賭博。但是，王子、王女的名字要從《圣經》中取；相比之下，年號是要從零創造的，該不適合猜測吧？

從古代中國開始的年號，現在只留在日本，這一方面是因為只有日本還留下君主制；另一方面則是日本處于華夏文化圈邊緣的歷史位置所致。在中原早就消失的歷史現象，在邊緣的日本保存到最后的例子，能在有“絲綢之路終點站”外號的奈良“東大寺正倉院”看到一些。不少中國文人來到日本就發現追溯到唐朝的文化片鱗還微微在日本活著。那些文化片鱗往往被日本人誤解為“國粹”。

至于新年號“令和”，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找出典據很容易。同時，日本人渴望樹立有別于中國思想（漢意）的日本哲學（和心）也追溯到江戶時代的思想家本居宣長（一七三〇-一八〇一）。草擬年號案的專家們都理解這一點，擁有最后決定權的政治家們卻不一定。主流媒體人士本來應該有高人一等的文化水平，可是在社交媒體的進擊下，顯然越來越傾向于民粹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