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下文簡稱《風雨云》）2016年就拍了，風風雨雨、兜兜轉轉一直到如今才得以正式上映。上映之前筆者對《風雨云》充滿期待，在柏林影展和金馬影展率先看到成片的影評人也多數給出好評。但真的看到了電影，我的直觀感受是：《風雨云》雖然不差，但也沒有預期中的那樣好。金馬獎4項提名（重要獎項里，僅有最佳導演提名）零中，或許也是一個側面例證。

除去婁燁尚未上映的另一部新片《蘭心大劇院》，在目前婁燁已經面世的10部作品中，《風雨云》是故事性最強、商業性最強的一部。井柏然、馬思純、陳妍希、秦昊、宋佳等眾多有流量有話題的實力派演員助陣；更關鍵的是，就像有人調侃的，《風雨云》驚險離奇程度，可與《故事會》或《知音》上的作品相匹敵。

中國南方某城市，城建委主任唐奕杰（張頌文 飾）墜樓身亡，楊家棟（井柏然 飾）負責案件的調查。他發現唐奕杰墜樓案與和紫金置業負責人姜紫成（秦昊 飾），還有幾年前紫金企置業合伙人、姜紫成的“戀人”連阿云（陳妍希 飾）失蹤案都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唐奕杰的妻子林惠（宋佳 飾）和女兒小諾（馬思純 飾），與姜紫成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并不單純……

唐奕杰-姜紫成-林惠-連阿云-小諾，這幾個人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復雜糾纏？連阿云是如何消失的？又是誰害了唐奕杰？

雖然人物關系離奇，但《風雨云》并不狗血，這得益于故事的講法。《風雨云》取景地涉及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前后時間橫跨20多年；但電影并非線性敘事，婁燁采用了錯落的敘事結構，經由蒙太奇連接重要的時間點，如同拼圖游戲，最后一塊沒有放上去，就看不清故事的全貌。這既讓敘事更高級，也極大增加了懸疑感和刺激感。

《風雨云》也保持了婁燁敘事語言上的一切特色。比如手持攝像，大量的主觀鏡頭，充斥著煙霧、具有顆粒感的晦暗鏡頭……這些都讓《風雨云》像一篇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散文。

當然，《風雨云》也依然有雨。雖然故事的背景在中國的南方城市，不過電影里極少看到晴天，滴滴答答仿佛有下不停的雨。而下雨天，一直是婁燁電影的重要背景。像《推拿》，南京的晴天非常難得，雨總在沒日沒夜地下，淅淅瀝瀝的雨也很少，一下就是傾盆大雨；《春風沉醉的夜晚》，電影始終在陰雨連綿氤氳潮濕的氛圍行進；再如《浮城謎事》最后，喬永照也是在暴雨中殺人……

婁燁為何如此熱衷于下雨天？下雨天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潮濕黏膩的氛圍，它還是人物心態與生存狀態的一種外化，低落、壓抑、沉悶；雨并不是情緒的宣泄，而是人被拋擲于一個被隔離的孤獨困境。

因此，婁燁的電影中很少有幸福的人。風云詭譎的時代變幻，個體渺小如浮萍，漂泊迷茫，他們或懷揣理想主義結果夢碎，或想要平穩過日而不得，身不由己地游蕩。愛情成了唯一的救贖。“性愛”成了婁燁電影中另外一個關鍵元素，愛情是那些虛無的個體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們自我拯救、確證自我存在、短暫獲得自由的唯一一塊飛地。

遺憾的是，就連愛情都可能是虛無的。婁燁的電影中，鮮有精神匹配的愛情，更多的是愛情的錯位、真愛的不可得，性愛是情欲上的絕望與愛情的窮途末路。愛情是救贖，但愛情又不可得——婁燁以此來反映現代人的情感匱乏與渴求，表現浮雜而躁動的時代背景下，現代人的恒久迷惘與孤獨。

所以婁燁電影中的女主角常常在性愛之后落淚。《風雨云》中小諾在電話里向楊家棟表白“我喜歡你”后落淚，連阿云在被姜紫成拋棄后落淚……

她們也是《風雨云》中立得住且打動我的角色。連阿云早前只是臺灣歌廳里的舞女，被損害與被侮辱，她以為姜紫成愛她，并將這份愛當做救贖；小諾從小生活在充滿暴力與情感混亂的家庭中，她雖衣食無虞卻極度渴望愛與安全感，因此她最后哪怕以極端的方式都要守護住一個“完整的家”。但最終她們的奢求都被碾壓。

在金錢、權力、欲望極度膨脹的背景下，容不下一份完整的愛了。這是婁燁的嘆息，無奈和憤怒。

婁燁一直以來的創作價值和困境（包括他的作品的上映困境），都源于這份憤怒。在一個劇變的時代，價值在失落，秩序在離析，規矩在敗壞，人心在崩壞，一切都在洗牌，一個有良知的表達者，很可能是一個憤怒的表達者。憤怒者反對愚蠢、無趣和謊言，并進行勇敢的、充滿反諷與想象力的實踐。這是婁燁影像的獨特價值，他以一個又一個的經典角色戳穿時代背后的巨大空虛。

但憤怒的限度在于：它極易讓創作者預設某種理念與前提，人物失去了復雜性和自主性，而流于臉譜化和標簽化，成為理念下的一個工具。換句話說，時代-個體、龐大-微小的對峙刻板而僵化，具體而細微的個體不見了，憤怒造成另外一種形式的扁平與粗暴。

這體現在《風雨云》中，就是唐奕杰、姜紫成、林慧這三個重要角色的臉譜化，官商勾結的官員就是這樣的，商人就是這樣的，游移于官商之間的情婦就是這樣的。婁燁雖然極力賦予每個角色復雜性，但他們的內心世界還是幾近空洞，他們的行動缺乏足夠的必然性。姜紫成與林慧的患難愛情反倒讓婁燁的憤怒像是一個“笑話”。婁燁說，“我認為在時代背景下的每個人都是無辜的”，當他將時代作為唯一的反派、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時代之后，這時他在意的或許只是這個拆遷故事的話題性，而不是人物充分的自主性。

有人說，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電影素材的巨大寶庫，現實始終比電影更精彩。因此電影不該跟在現實背后亦步亦趨，成為現實單一的憤怒指涉。電影的魅力始終在于人，一個一個具體的、靈動的個體；先有人，之后才有憤怒。因此，閻連科的一段自我警醒，或許也適合于送給婁燁：“我很懷疑自己的作品總有一天會被時代拋棄。這承擔的不是政治風險，而是藝術風險。如果太貼近現實，作品沒幾年很有可能遭到淘汰。”